奥斯卡金像奖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奥斯卡奖颁奖典礼的观看地域扩大,人数持续增长。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在美国的收视率仅次于橄榄球决赛的超级碗(Super Bowl),相当于美国版的中国“春晚”,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收视率数据,2014年的第86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观众达到4 300万,18岁至49岁的核心人群中收视率达到12.9%,创下娱乐节目的收视纪录[47]。
相对于奥斯卡奖巨大的国际声誉,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够充分。大量研究都是以好莱坞及其最佳影片为考察对象,以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为考察对象的少之又少。关于好莱坞电影史、好莱坞影星、最佳影片、导演介绍这一类的研究文章数量最多,关于美国电影产业的机制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章,对于美国电影艺术本体的研究较少且零散。并且,好莱坞电影与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完全重合,因此,不能用对电影的研究完全取代对奥斯卡获奖作品的研究。
对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许多研究文章是基于对奥斯卡奖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国内许多文章承认奥斯卡奖与政治等社会背景的关系,但过于强调其商业特性,这与纪录片的理想状态存在距离。高媛认为奥斯卡折射出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48]。严敏认为,按照好莱坞的理解,电影是一种娱乐,但实际上,任何电影奖项都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下进行评选的[49],奥斯卡奖首先考虑的也是政治因素而非艺术因素。《经营者》杂志的一组专题报道《奥斯卡:商业·商业还是商业》中认为奥斯卡奖这个被公认为“商业”、“艺术”结合得最好的电影节,其成功都是因为商业的力量,清晰的商业逻辑与经营智慧才是支撑其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50]。
对于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介绍现在有多种渠道。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电影资料馆纪录片馆长爱德·卡特在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演讲中,对中国纪录片的学习和研究者介绍了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部分作品[51]。在《让历史活起来——与奥斯卡纪录片奖得主谈纪录片创作》一文中,通过与这位以《漫漫归家路》(The Long Way Home)和《投入陌生人怀抱》(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的导演的对话中,了解了这位美国纪录片导演探究社会问题和争取美国社会公正的努力[52]。
具体作品的研究文章则每当一部有影响的纪录片播出或获奖之后就会批量涌现,且颇具文学鉴赏性,《一部英雄主义行动的影片——〈海豚湾〉》[53]等文章大量涌现即是如此。《从〈颍州的孩子〉看纪录片的叙事》一文从作品的主题、叙事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对该部纪录片加以评析,并认为是社会行动类纪录片的代表[54]。还有如《劫后天府泪纵横》在获得2009年奥斯卡奖“纪录短片”奖项提名后,对其研究也主要是政治层面和新闻自由的相关内容,散见于网络,基本不属于纪录片本质的研究范畴。同样,《颍州的孩子遭遇奥斯卡》[55]也不属于有关纪录片的研究文章。
对于主要类型的纪录片也有一定的研究文章出现。《经典人生的历史阐释与审美探寻——奥斯卡最佳传记片研究》、《奥斯卡传记片审美探寻的特点》、《人物纪录片的负载》等文章都探讨了传记片——这种将历史人物与现代电影艺术相结合的产物[56]。《浅谈自然类纪录片中的人文情感表达——以〈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为例》、《自然类纪录片的艺术探索——从〈小宇宙〉和〈迁徙的鸟〉谈起》等文章则是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类如何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语言来表现自然与环境[57]。
对于纪录片传播渠道的研究也有一定论文可资借鉴,电视台现在是主要的纪录片传播渠道,其设置的纪录片栏目也为许多研究者注意。在国外已有的“Discovery”、“History”、“Geography”等频道的成功影响之下,从1993年上海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先后推出《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开创了纪录片栏目化运作的先河,其他电视台亦纷纷效仿,再到中央电视台专门开设的纪录片频道,国内拓展了纪录片的播放渠道。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刘淑燕的《对纪录片栏目化生存与发展的思考》等文章指出,专门的频道和栏目给予纪录片生存的空间和正常传播的途径,但栏目化生存状况也给纪录片自身发展带来限制,影响其追求艺术个性的创作[58]。费蓉蓉认为纪录片成了影视作品走出国门的最大赢家,所以出口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59]。《纪录片市场化:中国问题与外国方法》便讨论了纪录片的市场化这个难题[60]。
关于纪录片的研究,虽然文章不少,但从哲学观念层面切入研究并进行创新与突破的论文还显不足,对于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全面梳理与研究还是空白。本书将对奥斯卡获奖作品进行内容的解读,并从语境、影像文本的角度运用话语分析的手段,结合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做全面分析与探讨,将对国内现有相关纪录片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和理论参考价值。
已有研究文献中,学者对纪录片的多角度研究对于纪录片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虽然对于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变迁对纪录片的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缺少对纪录片整体发展的宏观全面的研究,纪录片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研究也较为缺乏;另一方面,从文化、受众等批判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促进纪录片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但在创作理念、叙事模式等方面仍然需要理论的创新。
对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文献的梳理,可以纠正学术界很多既有的论识误区。例如,奥斯卡奖开始只属于好莱坞,是本土化的奖项,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从第20届(1948年)开始把特别奖颁给非英语国家影片或者从第29届(1957年)开始颁发最佳外语片奖之后,奥斯卡奖渐趋国际化。本书认为这一断代失之偏颇,而认为奥斯卡奖的国际化应该从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从而全面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抛弃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其标志则是第14届(1942年)奥斯卡首度设置专门的纪录片奖项并颁发给加拿大纪录片《丘吉尔之岛》。1942年以后奥斯卡奖的国际化日趋明显,虽然名称仍然是美国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但实质和影响力已经接近于其他名称为“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奖项,明显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
【注释】
[1]孙绍谊.从美国电影业转型看米高梅破产保护案[J].电影艺术,2011(3):39-44.
[2]张同道.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首届奥斯卡奖在1929年2月18日产生,5月16日在好莱坞罗斯福大饭店进行了颁奖,颁奖的项目跟现在不同,只有7项: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以及另外两项特别奖:艺术品质奖及技术效果奖,但这两项只颁了一次,第二届就取消了。
[4]经查阅大量研究性图书馆均没有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全部收藏,例如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视听中心只有部分收藏,其官网上则对没有收藏的纪录片按“采购中”、“无发行”等备注,见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avcenter/collect_oscar_01.htm,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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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效礼,冷冶夫.纪实论[J].中国电视,1993:(2)-(5).
[17]张雅欣这一观点见于其中国电视的论文及接受采访的访谈之中。张雅欣.纪录片不需强行定义[J].中国电视,2005(6):42.张雅欣.纪录片无需定义[EB/OL].[2013-2-5].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17996464364514.
[18]这一观点转引自单万里.法国电影的纪录奇观——2006法国纪录电影展影片预览[J].当代电影,2006(3):141.
[19]阎立峰,乔丹.简论美国环保运动纪录片的风格与倾向[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3):70.
[20]此观点见于大量纪录片研究文献,本文转译自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编著的《现实主义和电影》(Realism And The Cinema),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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