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在本乡出现的最为频繁,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据平定县气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本地区轻旱发生率为20%,重旱为71%,特旱为2%,合计为93%,真可谓是十年九旱。
历史上春播期(4月中旬至5月中旬)旱情在本地区发生的最为严重,轻旱为34.5%,重旱为31%,两级合计为65.5%,为三年二遇。初夏旱在6月底7月初出现,频率为31%,为三年一遇。此时农作物因出土不久,属幼苗期,需水量较少,对农作物影响不大。所以境内有“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的民谚。伏旱出现在7月中旬入伏以后,俗称“卡脖子旱”。从1952年至2019年的67年中,伏期少于正常往年平均降雨量50%以下的轻旱为24%,少于平均降雨量50%以上的重旱为14%,两级合计为38%,为十年四遇。秋旱出现的频率为25%,为四年一遇。由此表明,境内属重旱区。旱灾给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遇旱灾,村民的生活极其困难,如遇重旱更是灾上加灾。
据清光绪八年版《平定州志》记载,元代至清代,有17个年份发生特大旱灾,分别是:
元至正二年(1342),大旱,从春至秋无雨,民大饥。“每斗米价三千五百文,饿死横尸遍地。”
明成化二年(1466),大旱,颗粒无收,人相食。
明成化九年(1473),连年旱灾,田无收,民大饥。
明成化二十年(1484),天大旱,九月,田无收。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夏连旱,秋旱。
明嘉靖四十年(1561),春大旱,四月方雨。
明万历十四年(1586),大旱,赤地千里,民以草木为食,人多饿死。
明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大旱,民以草木为食。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大旱,至次年五月方雨,民死者殆半。
明崇祯九年(1636),大旱,井水涸,田无收,民大饥。
明崇祯十二年(1639),大旱,春夏秋无雨,民大饥。
明崇祯十五年(1642),春夏无雨,民大饥。
明崇祯十六年(1643),春夏秋连旱,树皮草根吃尽,民死者众。(www.zuozong.com)
清嘉庆七年(1802),大旱,民外出逃荒。
清道光十四年(1834),大旱,斗米价1200文,民饥饿。
清光绪三年(1877),秋大旱,斗米价1600文,民大饥。
清光绪四年(1878),连旱,成灾,田绝收,民死者众。
据乱流口碑资料记载: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连旱,树皮草根皆尽食,人相食;民国9年(1920)初伏旱至秋分,颗粒无收,饿死者甚众。
据《西郊村志》载:“光绪三年(1877),西郊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被饿死400多口人,在东西河的20多眼井里都填满了死人。清光绪四年(1878),大旱成灾,田绝收,民死者众。西郊村赵光璧捐资银100两赈饥民,郝映兰捐物赈灾。”
民国9年(1920),初伏旱至秋分,庄稼干枯,颗粒无收,卖儿卖女和饥饿致死者甚众。西郊全村有320户村民炊无米,饿死86人,有32户人家外出逃荒要饭,96人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被迫卖到外地当童养媳的120人,一斤白面由6分洋涨到一角三分,一斗小米由七角涨到一元三角。冬,百忍堂(北京)向西郊村灾民捐献棉衣100余套。
民国36年(1947),春夏连旱,粮食歉收,伤寒传染病流行。
1968年夏,伏旱严重,庄稼枯死,植被旱死,人畜吃水困难。西郊大队牛羊骡马被赶到冶西公社端岭放牧度灾荒。
1972年春、夏、秋连旱,年总降雨量不达200毫米,土壤含水量降至3%,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旱年。
1978年冬至次年春,无雪雨,干旱严重,境内社员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男女老少齐出动,锅锅盆盆齐上阵”,开展抗旱春播。
1987年,大旱灾,粮食歉收,国家拨粮补助。
1998年6月至9月,干旱无雨,农作物受灾面积26600亩。
2001年后,有3年出现普旱:2007年夏秋连旱。2008年从7月17日入伏的第一天至9月底,一直没下过透雨,比往年偏少降雨6成以上,是56年来同期的最小值,属严重的伏旱。2009年1至4月境内持续干旱,严重影响到春播生产,5月20日至6月27日境内又降雨偏少5成以上,使农作物造成“卡脖子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