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根据地抗战支前工作：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拥军优属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使边区成为巩固的抗战后方，解除抗日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边区政府先后制定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和法规，为边区的拥军优属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陇东抗日根据地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拥军优属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陇东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为巩固根据地自发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每逢过年过节，学校组织秧歌队，群众主动筹集慰劳品，由党政负责同志带队慰问当地八路军驻军和军烈属，帮助他们向部队亲人写信，鼓励部队指战员杀敌报国。为解决军烈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常年性或季节性代耕队，为他们代耕代收，砍柴担水。对一些生活较困难的军烈属，政府不仅减免公粮捐税，而且还发放救济粮款。1938年春节，陇东分区拨救济款692元、粮食13石、硬柴5000余斤，解决110户抗属的生活困难。各级政府也经常组织群众集粮集物，使军烈属的生活有了保障。如在1941年，曲子县组织群众代耕队，为全县723户抗属代耕田地1353亩，筹集和发放救济粮食14.9石，现金784元；抗日群众团体发动1600人参加帮助抗属，慰劳粮食1.7石，现金125元。

党和民主政府的关怀，使军烈属们感到温暖，他们也积极参加生产自救，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出现了许多值得赞颂的模范人物，新正县三区一乡的模范抗属张荏英就是一例。1939年，她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后，经常给丈夫送鞋袜、衣服和零花钱，给予关心和支持，鼓励丈夫在部队搞好工作。她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尊敬公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纺纱45斤，织布13匹。1944年12月，她被新正县选为劳动英雄，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模范事迹。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农历正月为八路军部队的“拥政爱民月”。1月17日，陇东分区专署召开扩大的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拥军问题，决定农历腊月15日至正月15日为“劳军月”，并成立劳军委员会，由分区党政领导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分区参议会的3位参议员共同组成，马锡五任劳军委员会主任，领导陇东分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在劳军委员会的领导下，陇东分区迅速掀起拥军优属热潮。在劳军活动中，对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家属，与八路军军人家属同样受到优待。1943年9月，陇东分区开展了当年第二次大规模的拥军活动。庆阳市各乡给八路军捐款122050元，鞋452双，以及袜子、肥皂等物品。庆阳市商会召开了商民大会，会上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拥军捐款的建议，与会的217人捐款224000元，会后将捐款送往三八五旅旅部。1月和9月，陇东分区两次拥军活动共捐献现金503677元，猪肉1510斤，羊68只，鸡838只，酒12担，各种蔬菜4627斤，以及毛巾、鞋袜、肥皂、牙粉等物品。1943年春节，庆阳县驿马关、赤城和庆阳市的群众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及送大匾一面，捐送烧酒、毛巾、白麻纸、布鞋、袜子、肥皂等物和现金7459元。

1944年农历正月，陇东分区展开轰轰烈烈的慰劳部队的热潮，各县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拥军活动，慰问当地的八路军驻军部队，各种慰劳品总价值超过100万元。1月29日，庆阳市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拥军大会。华池县拥军工作显著。春节期间，华池县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带着慰问品羊55只、猪肉和现金等，冒着大风雪前往大风川，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指战员。当年华池县在开展拥军活动中，慰问部队的慰问品有猪肉470斤、羊61只、硬柴10万斤。1945年，慰问部队猪肉688斤、羊60只、蔬菜365斤、木炭2万斤、硬柴28万斤、鞋1300双。陇东根据地拥军优属工作的普遍开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陇东人民支援抗日前线

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和组织下，陇东根据地人民在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工作，使抗战支前工作得到很大发展。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1939年，根据地群众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现金1046元。1940年，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庆城，广大群众纷纷捐资劳军，慰问八路军部队。小商贩梁月亭原在国统区西峰经商，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被迫来到边区庆城经营。他处理掉自己经营的一部分商品，购得50件毛衣、100双袜子、50双手套转送给参战的八路军将士。仅在1943年的9个月中，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503677元，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135公斤，及黄酒、毛巾等物品。1937年抗战以来，根据地广大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000双，给战士洗衣服4000多套，纺线6000多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20多万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20万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支持了抗战事业。

保障前线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根据地人民勤俭节食，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从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为3.6万石。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部队。陇东根据地到处出现妻子动员丈夫，姐妹动员兄弟，母亲动员儿子，爷爷奶奶动员孙子参加八路军的感人事迹。1939年，环县有202名青年应征入伍。1939年12月，华池县12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元城区抗日自卫军营长高文秀，带领自卫军一个连集体参加八路军，受到陇东分区嘉奖。1939年到1945年，华池县有1734名、新正县有1016名青年参军。1941年，新宁县110人参军。1945年7月，陇东分区在全区扩招兵名额为2850名，广大青年积极应征，征兵任务如期超额完成。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拥军支前，开展了军民文化共建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根据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多彩、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一大批群众自编自演歌颂党和政府的好领导、歌唱八路军英勇善战、歌唱军民鱼水情的优秀作品不断产生，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其中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传遍了整个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每逢新年春节和重大的喜庆活动，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都组织机关学校的宣传队，群众业余剧团、秧歌队等到当地驻军部队慰问演出，与当地驻军部队举行文艺联欢，开展抗日军民文化共建活动，鼓舞八路军指战员的斗志，活跃部队的精神文化生活。军民文化共建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促使了边区社会文化新风貌的形成，同时也为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增添了异彩。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等党组织建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在甘肃国统区工作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等地方组织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快打开了甘肃原来落后、封闭的政治局面，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浪潮到来时，又及时贯彻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调整工作策略。第二，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政策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即使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靖远、徽县等地的党组织，仍能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使组织免于破坏。第三，党组织十分注重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失去与上级组织联系的困难条件下，仍能自觉地坚持斗争。第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十分宝贵的经验。

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甘肃工委领导机关被敌人破坏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撤离，各地党组织处于长期埋伏状态，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工作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甘肃的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陇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不断开展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陇东党组织肩负着领导建设模范的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任，在复杂的斗争环境和艰苦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使陇东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得到不断增强，在保卫和巩固陇东根据地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强的领导核心。

与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不同，陇东根据地党组织是在公开条件下，通过民主政权，发动、团结群众，建设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教育发展先进，军事巩固，社会进步的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巩固和建设边区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如此，陇东党组织在如何通过政权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加强政权建设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陇东根据地的发展，为甘肃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基地。

【注释】
(www.zuozong.com)

[1]丁雍年等：《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90页。

[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4]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5]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6]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7]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8]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9]即著名评剧《刘巧儿》中“刘巧儿”的原型。

[10]《陇东分区举行骡马大会》，见《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

[11]见《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12]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二），1985年印刷，第321页。

[13]《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14]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