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抗战精神与斗争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坚持斗争

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以后，破坏了甘肃省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而且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活动，也进行监视、阻挠和破坏，在办事处周围布置了军警、特务。他们有的伪装成鞋匠、摊贩，有的开设饭馆，在办事处房后的城墙上，安置流动哨，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特别的行踪进行盯梢。对于与办事处有过联系和接触的人，以各种罪名编造“黑名单”，准备随时加以迫害。1939年12月，朱绍良策划国民党军队制造陇东摩擦和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顽固派借故制造谣言，攻击诋毁办事处。更甚者，顽固派还禁止群众给办事处供应粮食、蔬菜、水、煤等生活必需品。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救亡的行径，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工作和生活上造成许多困难。但是，办事处在谢觉哉、伍修权领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朱绍良、谷正伦等破坏抗战初期办事处与上层人士的统战关系，但是，办事处始终与中层进步人士如杜汉三、第八战区经济委员张效良、亚欧航空公司技师樊景润、第二十六补训处医务处主任李干球等，以及广大群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国民党顽固派禁止群众给办事处供应生活日用品的情况下，仍有不少群众不畏风险，不顾阻拦，设法送来粮油菜水煤，缓解办事处的困难。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解散抗日救亡团体的命令，尽量不进行公开的正面的对抗，办事处与中共甘肃工委一起，教育和帮助大家调整斗争策略，利用合法、官办的形式和组织，加以改造，掌握主动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继续。对于顽固派无理查禁抗日进步书刊的行为，办事处和谢觉哉等一方面组织大家加强防范，巧妙周旋，一方面严正与顽固派交涉，揭露其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新华日报》被查禁后，办事处还报告党中央，由周恩来出面直接交涉，迫使朱绍良不得不对《新华日报》等一些书报解禁。

继续保持与苏联兰州代表处的联系，保障国际交通线的安全。苏联兰州代表处作为一个外交机构，经常与甘肃党政军机关相互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宴会。1940年，朱绍良反共日甚，曾命令各党政军机关，不经外交手续不得与苏联代表处接触联络。但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代表处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各种工作继续进行，特别是国际交通线长期承担着重要任务。这条国际交通线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才渐渐失去了作用。

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陇东摩擦。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陇东摩擦事件中，主要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当局交涉。1937年11月，谢觉哉就陇东问题与甘肃省政府谈判，商定了暂行边界划分办法，国民党却拖延执行，不断制造事端，还嫁祸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保持和平的立场，揭露发生摩擦的真相，使朱绍良只得承认陇东事件确系下属造成，表示以后不准部下乱动。

协助、掩护中共甘肃工委工作。在中共甘肃工委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办事处都予以很大的帮助、支持和指导，并肩作战。1940年6月，工委遭到破坏以后，王实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在兰州的委员仅有郑重远一人，办事处与伍修权帮助郑重远共同部署营救工作，进行转移人员和文件销毁等善后工作。又建议工委将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进一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避免了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www.zuozong.com)

加强学习，严肃纪律，提高人员素质，应对复杂局面。办事处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尽职尽责，在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他们制定学习制度和计划，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一般情况下，每周学习3次，一次学习时事，阅读《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一次政治课，由谢觉哉、伍修权讲党课，学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讲中国革命史、国际常识；一次文化课，学习语文和识字，一部分人还学习了俄语。由于白天忙于工作，学习基本上安排在晚上，一到时间，大家自觉地参加，谢觉哉、伍修权和大家一样参加学习。办事处人员无事从不外出，各尽其责，严守秘密，不询问地下工作人员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同志们同甘共苦，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因此，工作、生活虽然很艰苦，大家却觉得非常充实愉快。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奉命撤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加紧反共反人民活动，形势更加严峻。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党中央指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做好撤退准备，根据情况发展和可能条件，如果东返困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人员向新疆转移，先静观国民党顽固派动静，何时行动，听候党中央命令。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遵循党中央指示，一方面做好各种应急准备，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一方面坚守工作。由于党中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内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孤立，不得不对反共反人民的行径有所收敛。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全国形势有所缓和，办事处暂时不必撤退。1941年3月，党中央调伍修权回延安工作。5月，他带领办事处一些同志离开兰州。

伍修权离开兰州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规模缩小，仅留下副官、译电员、通信员赵芝瑞、李培华、周铁群、张传叙、柳秀英5人，由副官赵芝瑞负责。1941年7月，共产党员高栋臣率领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在重兵的“围剿”下，高栋臣等8人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办事处立即展开营救工作，赵芝瑞通过时任第八战区高参的杜汉三和邓宝珊的副官、共产党员王新潮等人，在第八战区医务室主任陈仲谋、第八执行部军法官蔡晓东等人的极力帮助下，将高栋臣营救出狱（后二次被捕遭杀害）。由于对国民党的残暴和无能不满，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1942年1月14日，由史鼎新发起，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许青琪、刘余生、杨景周等甘肃省的一部分民主进步人士组成的西北民主政团在兰州成立。他们寻求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共产党员王新潮在赵芝瑞的帮助指导下，为这个组织拟定了十大政治纲领，指导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办事处还继续担负接转人员的任务，1942年1月，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兰州时，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办事处仍然设法安全护送过境。10月，希尧受叶剑英的委托前往甘南藏区开展工作，在办事处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去拉卜楞进行考察，为后来党在甘南开展工作做了准备。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势力大做文章，指示一些人以所谓“群众团体”的名义，叫嚣“马列已经破产了”，“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甘肃国民党当局指使一些人，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门前闹事，妄图摘取办事处的牌子。8月，《甘肃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反共社论，当局再次操纵一些“团体”和人，到办事处门前闹事。鉴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考虑到形势的变化，1943年11月2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8日，办事处留守人员全部离兰撤回延安，结束了在甘肃6年零5个月的战斗历程。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部”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对甘肃国共合作局面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甘肃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