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利用上层统战关系营救

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利用上层统战关系积极进行营救。谢觉哉致函贺耀祖，要求释放有关人员，贺耀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1937年9月，得知关押在甘州（张掖）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人将被转押到青海的消息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立即请贺耀祖出面与马步芳交涉放人，但是，由于这8人都是红军的领导干部，事关重大，贺耀祖不敢做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立即致电党中央，最后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名义，向蒋介石和马步芳要人，迫使马步芳将8人移交给甘肃绥靖公署贺耀祖处，在贺耀祖的关照下，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还根据掌握的名单，直接向第九十七师要回了何兰阶等人。在此之前，在国民党将“感化总队”被俘人员向南京移交的途中，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及时提供消息，在党组织的策应下，方强、秦基伟等100余人于平凉境内顺利逃离，回到边区。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党中央的报吿称：“八路军在河西失去联络的战斗员和大部分干部，有甘肃省政府遣送前来的1200人，从其它各方面零星收集的也有500人左右。”^[14]

为了顶替壮丁，搜刮钱财，1937年10月，马步芳将被俘的西路军人员1500人，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河南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新兵团路过兰州时，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了解到该团除连以上军官外，全部为西路军被俘人员组成。谢觉哉即面见贺耀祖，要求将这个交给八路军，贺耀祖未能答应。谢觉哉便找到新兵团团长杨明亭，向他阐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道理，分析了新兵团的情况，晓以利害，使杨团长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他表示这么多人的去留问题自己不能作主，只要上级同意，他立即执行。与此同时，彭加伦前往新兵团讲话，说明党对西路军指战员的关心，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准备随时回到八路军来。办事处又将情况及时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新兵团到西安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立即开展工作，前往驻地看望和鼓励他们。经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出面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到达陕西三原安吴堡后，便被八路军三原留守处接收，回到党的怀抱。

通过高金城开设福音堂医院营救

流落在河西走廊山区和农村的西路军人员，受到敌人的追捕，消息闭塞，不了解国共合作的整个形势的变化，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需派人前往营救。考虑到河西一带马步芳、马步青封建统治力量很强，控制很严，又值战事结束不久，形势仍很紧张，必须派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有相当社会关系和掩护职业的人开展营救工作。当时任赵守钰（国民政府特派护送西陲宣化使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行署专使）秘书的吴波推荐了高金城。

高金城一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高金城是基督教徒，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不向恶势力屈服，长期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他曾在甘肃河西的凉州、甘州、肃州等地布道和行医，在甘州（张掖）有福音堂医院，医德高尚，扶困济贫，深受当地群众的热爱。后来，他随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结识了蒲化人、吴波等共产党人并成为好友，深受共产党的影响。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外科医生的高金城，随医疗队到上海支援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1934年他再次来到兰州，开设福陇医院，他的夫人牟玉光，1937年在兰州开办“牟玉光助产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设立后，高金城夫妇和他们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女婿刘亚哲及女儿高雪杰，都成为办事处的好朋友，为办事处做了不少工作。

高金城在张掖开设过福音堂医院，济贫扶危，仗义执言，在当地各界各阶层中都有影响，是营救西路军人员最合适的人选。1937年8月初，谢觉哉到兰州不久，和彭加伦、朱良才一起邀请高金城在五泉山商谈前往河西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具体办法，高金城慷慨受命。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谢觉哉的争取，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办事处又派原红军团长蔡光波以助手名义随高金城前往张掖。

8月7日，高金城一行到达张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高金城遂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宴请了包括县长马鹤年、第一〇〇师师长韩起功在内的国民党党、政、军、商、绅头面人物；召开了各界民众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为后来的营救工作创造了条件。高金城以重开福音堂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治病为由，要回了被第一〇〇师伤兵医院占据的福音堂，并召回了以前的学徒、现已各自行医、卖药的张明新、陈大伟等人，很快恢复起了福音堂医院，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www.zuozong.com)

此前，被编入国民党张掖补充营的西路军被俘人员，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正积极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一些伤病员经常到福音堂治疗，经过相互反复考察，党支部和高金城、蔡光波之间取得了信任，通过党支部的汇报，高金城掌握了张掖一带西路军人员的情况。他一面向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报告请示营救办法，一面在秘密党支部的协助下，开始营救工作。高金城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的名义，向韩起功要来了被俘的王定国等4人到福音堂医院工作，加强了营救力量。医院设有病床20张，不够时还增加一些地铺，主要用来收治西路军伤病员。治愈后，高金城发给他们路费和自己的名片，寻找车辆，组织他们分批到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张掖福音堂医院经高金城送回的西路军人员，先后有10余批200多人。在营救刘瑞龙等8人的过程中，当高金城得知这8人关押在甘州监狱并将押往青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昼夜兼程，向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报告；派人到狱中向他们介绍外面的形势，告诉他们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几次派人前往狱中为他们治病、上药；在他们离开甘州时，还送去供路上使用的碗筷等日用品和急救药物等，给予尽可能的照顾。

为了寻找陈昌浩等人的下落，收容失散人员，高金城等以外出治病机会，走遍了甘州的民乐、甘竣、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通过调查，他们得知陈昌浩已在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甘州，将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鹤显等重要干部，分别关押在青海、凉州的消息，及时通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当得知在民乐南山中还隐藏有不少西路军人员的消息后，高金城利用旧交，与民乐沐化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铎取得联系，得到了孙振铎的帮助。高金城遂即派王定国、张明新等人，带着100多张写有“红军已改编为第八路军，在兰州南滩街54号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纸条，前往南山洪水一带寻找并散发给西路军流落人员。见到纸条的人们，互相联络、传递，不少人都辕转回到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不少红军的领导干部，如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妇女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中共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都是通过这次行动得到营救的。还有一些没有离开的人员，后来大都在孙振铎的关照下在当地安了家。

高金城的营救活动逐渐被反动势力所察觉，福音堂医院和高金城等受到监视。为了安全，高金城将临时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撤离回兰州，自己仍留下坚持工作。即便是当他得知自己已被列入马步芳捕杀共产党人的名单后，仍在1938年春节前夕，冒着危险，将19名从祁连山中出来的西路军伤病人员收留救治，结果被发现。1938年2月3日（正月初四），敌人以给韩起功治病为名，诱捕并残忍地杀害了高金城。高金城烈士为营救西路军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深深地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营救

有些西路军失散人员，经历了各种磨难，九死一生，在群众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来到兰州。他们在找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之前，很多人靠打零工、卖水，甚至乞讨为生。为了使他们尽快归队，办事处经常到处寻找，一旦发现，立即接回，热情接待，治病疗伤，使他们尽快休整恢复，再设法送回延安。这样的收容工作一直继续到1940年，约有200人被营救。1937年冬、1939年秋，青海马步青释放了被俘的西路军伤残人员两批，约300人。这些人到兰州后，由于条件的限制，办事处经请示党中央，积极与贺耀祖、国民党第八战区交涉，要了一些钱，发给路费，开具通行证，帮助他们返回家乡。

在兰州的收容中，牟玉光开办的助产所和丛德滋的民众通讯社，也成为西路军人员与办事处之间的联络点。有些西路军人员到兰州后，先到牟玉光助产所或民众通讯社休整，再设法前往办事处。1938年春，曾受到丛德滋影响的西北公路局司机、进步青年侯维炽，从甘肃安西接运苏联援助的卡车回兰时，在乌鞘岭遇到十几名西路军人员，便和随车的共产党员盛健一起，将他们隐藏在车内带回兰州后送到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夫妇予以热情接待，随后乘夜将他们送往八路军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