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中共陕西省委的影响与恢复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由鄂豫皖地区来陕甘地区“围剿”红军，任西安“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9月到11月，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与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消灭近三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东北军在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他们看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新路。于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联络。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反蒋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打红军是东北军的绝路，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作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为了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1936年1月，中共中央派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思想有很大变化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返回东北军驻地面见王以哲和张学良。高福源向张学良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东北军可靠的盟军，如果愿意合作，可以派正式代表谈判。张学良为之感动，随即指定高福源去陕北，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谈判有关事宜。1月16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即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

2月26日至29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等就第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为共同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至富县公路上的交通和通商。（3）肤施、甘泉的六十七军所需粮草可向苏区民众购买，恢复正常交易。（4）恢复红、白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安全之责，双方采购人员均着便衣。3月4日和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围绕对蒋介石的态度、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关于红军派代表去苏联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下取得了一致，达成了几项协议：（1）应张学良要求，中共在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三人中推一人做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会晤地点在东北军驻地肤施，时间由中共确定。（2）去苏联问题，红军派代表经新疆出国前，张学良先和新疆盛世才商量并探听飞机航线情况。（3）中共派一相当负责又非声名显赫的人，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常驻西安，和各有关方面利于开展筹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工作。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促使他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后来周恩来、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洛川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往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也派刘鼎到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4月9日晚，依照洛川会谈的协议，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以及刘鼎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表示欢迎，并承诺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会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据他两年的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蒋介石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从外边逼，内外夹攻，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表示，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在后来作出“联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回到山西前线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派白坚任驻张学良处联络员；派李克农继续保持与王以哲的密切关系；在延安、洛川、宜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和争取工作。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所以杨虎城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中共与杨虎城长期合作的基础，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

1935年10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住在天津的南汉宸约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秘密会晤。南汉宸向申伯纯介绍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安排申伯纯去南京，向正在出席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说明中共的主张。11月初，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做了汇报，并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杨虎城希望南汉宸到西安，双方制定详细的联合抗日办法。经党组织研究同意，以南汉宸的名义向杨虎城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1）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甲方（十七路军）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红军）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12月中旬，申伯纯由北平到西安，把南汉宸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

12月初，汪锋带着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和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汪锋与杨虎城进行了多次会谈。杨虎城对毛泽东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汪锋向杨虎城表示，今后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保全实力，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利的；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展，防止损失，大家起来，共同抗日。之后，杨虎城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与汪锋继续会谈，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协议。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等人从华北来到西安，就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与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王世英希望杨虎城：（1）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2）加紧内部团结，培养青年干部。（3）与其他反蒋派别联合一致，以推动全国反蒋抗日新局面。杨虎城希望红军：（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交通运输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帮助。（3）对他的部队不要策动哗变。（4）绝对保守秘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不要写信或派人来。（5）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王世英表示同意杨虎城的上述意见。后来，王世英到达陕北，又转赴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的情况。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4月底，王世英由晋西经瓦窑堡、延安、西安到达杨部行辕驻地韩城，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完全同意上述原则，并答应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8月26日，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持毛泽东8月13日给杨虎城的信由陕北到达西安。9月上旬，杨虎城会见张文彬，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虎城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物品。（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常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任命他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此后，秘密交通站建立，西安城内设有三处，苏区边境设有淳化、洛川、宜川等处。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张、杨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结束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后来，叶剑英作为红军联络处负责人常驻西安，进一步开展联合抗日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从而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正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行停战、合作抗日，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调遣重兵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遭到张、杨的反对。接着，蒋介石又以避寿为名去洛阳，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并于10月31日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全局出发，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名红军领导人名义致书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各将领，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下求得解决。张学良也上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北上抗日。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主张毁家纾难，舍身卫国。蒋介石无视中共为团结抗日所做的努力，对张、杨的规劝也无动于衷，在洛阳等地完成了一系列“剿共”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以上将领讲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个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是张、杨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方案显然是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的。继续“剿共”，不但张、杨不愿意，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为蒋介石分别吃掉两军提供了方便。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并且秘密商定对策：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扣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听，反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气急败坏地说，即使把他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12月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对此，张、杨深切认识到，“劝谏”已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除了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行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武装，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等10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定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张学良也于当夜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及时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报告了事变的经过。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前，西北特支在十七路军的支持下，以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绮云负责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社和秦风日报社。西北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成立基层救国会组织，并以“西救会”的名义，请进步学生进工厂、机关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支持张、杨义举。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错综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西安事变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从而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各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援助。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19日，再次向南京和西安发出通电，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具体建议。与此同时，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17日，受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并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慎重。事变的处置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www.zuozong.com)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去西安城内止园拜会杨虎城，商谈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杨虎城一是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二是怕蒋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对杨虎城做了解释，指出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在争取他抗日。蒋介石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介石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增大了。至于将来蒋介石是否报复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除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外，周恩来还广泛接触了西安各界人士，出席各方面举行的座谈会、报告会等，同时，还分别同南京方面派来的端纳、宋子文等进行了会谈，为同蒋介石谈判的顺利举行打开了通途。

12月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建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5）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6）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两天的谈判，基本上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进行，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如下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绝对负责并保证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绝对负责，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往洛阳，办理停战撤兵手续。（3）蒋介石回京后释放“七君子”^[5]。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接受六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26日同去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被军中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6]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地区首先出现了和平的局面。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正式取消，国民党的“剿共”活动也在陕西地区暂时停止；驻防延安的东北军陆续撤离，红军遂驻防于此。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由保安迁到延安。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形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36年12月25日，中共代表博古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恢复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省委以贾拓夫为书记，张德生为组织部部长，李一氓为宣传部部长，彭加伦为省委秘书长。同时，省委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和民运指导委员会，分别由朱理治、欧阳钦、赵伯平任书记。1937年1月，省委又设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分别由王俊、危拱之任部长。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二府街，后迁到纸坊巷，1937年初迁往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到西安事变前，仅有极个别的党组织在活动，坚持下来的少数党员零星分散在各地。因此，省委重新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1937年初，省委成员贾拓夫、张德生、惠子俊、崔廷儒以及谢华等人在西安及附近地区寻找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到1月底，西安已有党员60多人。1月下旬，中共西安市委成立，惠子俊任书记。3月25日，省委决定将中共西安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委，张德生兼任书记，直接领导西安市的组织发展工作。其间，市委先后在西北文化日报社、泾阳东部地区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党员领导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考察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省委在直接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党籍后，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分赴各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3月25日，省委“依照地域便利，依照工作基础”，将所辖区域划分为西安、渭华、蒲白、韩合、三原、北路、关中、邠长、平泾、泾阳、乾县、扶风12个区，实行分区领导。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恢复和建立了21个县、市党的组织，国统区共产党员有900多人，连同省委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全省共有党员1350多人。

省委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学习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教育，掌握统一战线工作的艺术。

1937年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会议并先后讲话。贾拓夫做了题为《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抗战而奋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要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转移到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要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改苏区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要以和平、合法、民主的工作方式代替过去的武装斗争方式。

针对当时党内不少人还习惯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不够理解的状况，省委在党内刊物《党的生活》发表了《谈谈斗争方式的新变化问题》等文章，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的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判的等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能完成党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要加强群众斗争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将军事部改为统战部，由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省委通过西北青年社、八路军留守处、联络站等公开和半公开组织，推动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各阶层民众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省委统战部初期工作对象主要局限在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进步的中下层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及教育界进步名流等。后来，省委将统战范围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上层人物、中间人士和广大乡村。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的陕西省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和坚强，领导陕西人民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注释】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2月成立于北平。西安队部是它在陕西的分支机构。

[2]今安康市汉滨区。

[3]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5]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

[6]西北大学历史系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