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省的重建与工作方针转变

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重建

1940年8月，桂林八办作撤离准备时，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苏蔓回桂后，撤销中共桂林特支，建立中共桂林市委，罗文坤任书记。10月，苏蔓派王祥彻到玉林区工作，撤销中共梧州特支，建立中共玉林区特支，黄彰任书记。

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2]派钱兴回广西，正式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

钱兴于1941年1月到任，2月间到南宁巡视，宣布将南宁特支改组为中共桂西南区特委，彭维之任书记，特委继续领导桂西南地区的党组织。钱兴还与特委成员分析研究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商定了新的斗争策略。他指示，今后桂西党的工作，要以城市青年运动为主，适当布置一些农村工作；要大力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要依靠群众，利用矛盾，对顽固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月，钱兴到玉林、博白等地巡视，宣布将中共玉林区特支改组为中共玉林区特委，黄彰任书记，领导桂东南区党组织。3月，钱兴到柳州，建立中共柳州市委，路瑶任书记。

1942年2月，钱兴派罗文坤到广东曲江，向中共南委汇报工作，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向罗传达南委指示：广西党组织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钱兴为中共广西省特派员，苏蔓为副特派员（后来实际上仍称省工委），地区和市一级的党组织也先后取消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桂林市特派员张祖贵；桂西南区特派员黄书光，副特派员覃桂荣；柳庆区特派员路瑶，副特派员杨烈。1943年春，增设桂东区特派员和玉林区特派员，分别由黄嘉、吴家宜担任。

中共广西省工委重建后，除了对各地原有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和改组外，还建立和发展了一些党组织。至1942年2月，新建立了中共平治县委、北流特支、龙州特支、明江爱店特支、钟山英家特支、武鸣特支和上思特支。

对桂系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处置

1942年5月中旬，中共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抵桂，领取中共中央南方局汇给南委的活动经费，并检查广西党的工作。20日，郭潜离桂，26日在广东韶关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中共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南委机关被郭潜带特务进行破坏后，广西省工委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旭初，令其立即着手破获中共广西地下组织。7日，国民党江西中统局特务庄尚之、叛徒郭潜等六人到达桂林。8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外交通员梁耀宝，梁随即叛变，供出所知党员名单。9日，广西当局开始全面捕人，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七人被捕。史称“七九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晚，省工委书记钱兴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桂林市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系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一律撤退，撤到安全地方后，停止向外通讯；凡留恋职位、家庭、学籍而不愿撤退者，一律开除党籍；省工委机关只留个别干部处理撤退工作；派党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通告桂林事件，要求各地党组织做好撤退准备工作。10日早晨，钱兴派黄嘉到桂林中学、广西大学，彭维之到桂林师院、被服厂、妇女会，陈盛年到柳州、南宁、玉林，通知党员撤退。钱兴亲自到省三青团部、省干训团等处，布置撤退工作。是日，大部分党员安全撤离。11日下午，留在桂林处理善后工作的彭维之被捕。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被捕后，在敌人的利诱和酷刑面前坚贞不屈。桂系当局为放长线钓大鱼，于11日将他们“释放”，暗中派人监视。他们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于13日凌晨集体自缢牺牲。至9月1日止，有30余名中共党员在桂林及灵川、临桂等地被捕，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7月11日，钱兴脱险后由党员肖雷护送，偕夫人邹冰（省工委秘书）从桂林转移到灵川县城三街镇隐蔽。他在灵川起草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员到桂林及各地散发，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顽固派的反共罪行。8月12日，钱兴从灵川启程，先后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玉林、宾阳、南宁、武鸣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同时着手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系统。9月上旬，钱兴到达钟山县英家乡，在听取中共英家特支书记张赞周汇报当地的情况之后，详细考察了该乡白沙井村的环境，认为那里党的工作基础较好，也比较安全，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该村。10月上旬，钱兴偕邹冰由灵川转移到白沙井村。随后，陆续从各地抽调党员干部到英家，组成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接着，钱兴等人分头到各地联络“七九事件”后分散隐蔽的党员，重新建立组织联系。

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广西当局继续在全省各地追捕共产党员。由于彭维之（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被捕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百人，桂系当局派出大批特务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进行追踪。1943年1月13日，30多名中共党员和20多名进步分子被捕入狱，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被查封。15日，大批军警包围《曙光报》社和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十多个单位，逮捕了中共党员50多人。其后又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和邕宁县八尺区那莲乡，逮捕了中共党员28人，进步分子20多名。

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发生之后，1月21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中共桂委”的名义，再次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自上年“七九事件”以来，顽固反共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指出顽固反共分子的反动行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如不从速制止，则“煮豆燃萁”之痛复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祸害国家民族；申述广西共产党人竭力从事抗日救亡和广西建设的模范行动，声明此立场不变；要求广西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撤销各地市县通缉令，制止恐怖事件再扩大，以国法制裁迫害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的主谋分子，恢复被迫出走人员的职业、学业，并保障其生命安全。2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向全省党员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指出：反共逆流从桂林泛滥到了各地，顽固反共分子为了扑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的迷梦，强迫中共党员“悔过”、“自新”，胁迫中共党员的家属、亲友劝降，并利用叛徒、特务，通过地方政权进行跟踪追捕，继续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告诫和号召全体党员：无论局势如何严重，都要信守不渝地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要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同志宁死不屈，以身殉党的革命气节，反对梁耀宝贪生怕死、叛党变节的罪恶行径；要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发扬坚韧奋斗的精神；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秘密工作条例；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向各界人士普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

在以上几次反共事件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失掉了和党的联系，他们分散在各地，利用各种关系隐蔽下来，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博白县在“一·一三”事件中被捕的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在狱中坚持斗争，1943年4月7日晚，在中共博白县委的周密组织下，里应外合，成功越狱，转移到外地继续坚持斗争。

省工委工作重点的转移(www.zuozong.com)

在桂系制造的几起反共事件之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一面转移、隐蔽党员干部，一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新的斗争策略。

1943年春，钱兴通过在桂林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庄希泉，与当时属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党员张兆汉取得了联系。钱兴委托张兆汉向上级组织汇报广西党受破坏的情况，张即向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汇报。李亚群表示：同意把广西党的情况转报南方局，可以向广西党组织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双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张兆汉通过庄希泉的儿子、中共党员庄炎林，把李亚群的意见向钱兴作了转达。至此，广西省工委与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

3月15日至18日，中共广西省工委由代副书记黄彰主持，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会上交流了各地党的工作情况，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吸取几次事件的教训，决定把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界。会后，根据会议的部署，黄彰等继续留在来宾、武宣，杨烈等到靖西、镇边，区镇等到右江，覃桂荣来往于粤桂边和右江之间，路瑶到柳北。主要任务是整顿、发展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这次会议是广西地方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各路党员骨干按照通挽会议的部署，深入农村，深入山区、边区，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开辟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和革命据点，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通挽会议后不久，钱兴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将搜捕中共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桂东的平（乐）八（步）公路和梧（州）桂（平）水路一带地区，于是又将广西省工委机关从靠近公路的白沙井搬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牛垌。为了掩护党的工作，钱兴、吴赞之化名以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卖，开荒种地，当挑夫，做小贩，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隐蔽了下来。半年后，因国民党平乐区专署要在牛垌办农场，广西省工委机关复迁回白沙井村。

1944年7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钟山英家举行“七九事件”两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通过回顾总结，肯定“七九事件”两年来广西党组织深入农村，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教育全体党员继续坚持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农村做好群众工作，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为党献身的崇高精神，坚持革命斗争。1945年8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将省工委机关，由钟山县英家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后，广西党组织从城市撤退到农村，经过两年埋头苦干，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到1944年底，党员总数已恢复到“七九事件”前的900多人，建立了4个县委、17个县特支，另有近10个县、市新建了30多个支部。加上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党员和粤北省委撤退到广西隐蔽的党员，以及当时属广东的钦廉地区的党员，广西全省各个系统的共产党员约1400人。

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斗争和从广东转移来桂党员的活动

194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在钦廉四属和桂南地区开展敌后斗争，建立粤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粤桂边工委，周楠任书记。不久，日军从钦廉和桂南地区撤走。翌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钦廉四属划归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周楠任南路特委书记，特委常委杨甫常驻合浦，领导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辖灵山特支、钦县特支、防城特支）工作。

1943年3月，为了加强秘密工作，防止敌人破坏，中共南路特委一方面组织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撤退隐蔽，一方面缩小组织目标，撤销了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及其所属钦县、防城、灵山等县特支以及合浦各区区委，分设钦县、防城、灵山特派员及合浦各区特派员，由杨甫兼任钦廉四属特派员，领导四属党的工作。是年夏，杨甫在合浦县城廉州镇开了一间“永信烟庄”，作为党的联络机关。1944年夏，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逼近两广。杨甫根据上级指示，着手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月22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包围永信烟庄，捕去党员和进步分子3人，杨甫化装脱险。与此同时，灵山县国民党当局也派兵逮捕进步分子，搜查协隆号，包围萍塘村，该县地下党同志事先得到消息，早已转移。事件发生后，特委停止了钦廉四属党的组织生活，上下级党组织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联系。12月，特委派阮明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经查明，事件是由于杨甫遇上熟悉他的特务，没有及时采取应变措施造成的。

当时在南路活动的，还有桂林“七九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发生后，从南宁撤退到钦县的广西党组织的党员，他们于1943年夏建立了中共南路特支，书记康浪平。特支有党员10多人，他们在钦县的长滩、小董、大寺、贵洞和防城、上思等县的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2月，康浪平根据桂西南区特派员覃桂荣的指示，返回邕宁县八尺区那莲乡组织抗日武装，后被反动分子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广东的党组织也陆续派一些党员到广西活动。1940年冬，中共广东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派几名党员到中越边境的靖西、镇边一带秘密活动，成立了中共平孟支部。1942年6月，原属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党员罗培元，应邀到柳州任《柳州日报》编辑室主任。该报原来有中共柳州市委领导的支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系中共党员。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报社中广西系统的中共党员撤离，罗培元未暴露，不久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罗陆续从广东等地邀请了张琛、邓楚白、司马文森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到报社工作。1943年6月，罗担任报社社长，各部门的要职也由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罗培元等联系和团结社会力量，利用该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并为接济和掩护过往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944年11月，柳州沦陷，该报社撤到融县、罗城等地继续出报，报社内成立了中共特支，下辖各分社、分销处、警卫处党支部以及一些单线联系的党员。1944年初，中共广东后北江副特派员魏南金到桂林寻找上级党组织，但没有找到。9月，魏到平乐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组织进步学生和职工成立秘密读书会，与疏散到平乐的桂林文化供应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的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联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2]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广东省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由方方任书记，广西省工委划归南委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