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建设战斗堡垒

1939年春，南方局针对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需要，以巩固党的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为重点，领导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党内教育和干部审查工作，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从4月起，南方局先后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各省、特委领导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研究总结统一战线工作和秘密工作经验，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等南方局领导人轮流授课。与此同时，各省委、特委、边区委也举办了类似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这类训练班的举办，对党员干部适应新的形势，提高理论水平，巩固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还到各地传达和研究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南方各省党组织的审干和组织调整工作。针对部分省区组织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视察湖南省委工作时提出：整顿巩固党的组织，“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51]为更好适应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于8月制定《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确定国民党统治区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方针。南方局立即派博古、钱瑛等先后到广东、川东、湖南、广西、江西等地参加省委会议，传达《决定》精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省特委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杀害、遭逮捕等严重事件。鉴于形势恶化，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宁缺勿暴（露）”、“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了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譬如：重庆八办从150多人疏散到只剩60余人，《新华日报》馆由210人疏散到仅留40余人。

5月4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活动不断升级的形势，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中，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52]。这个指示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简称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中共中央总结长期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是抗战中期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基本工作方针的一次最全面的表述，成为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指南。在一方蓄意破坏，一方身份暴露，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它从理论到实际打破了地下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为党的地下工作开创了一个新境界。

实际上从4月1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就连续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党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抛弃不好的现在不适用的方式。党员要在社会生根，在职业中巩固，多交朋友，认识社会，研究学问，学习主义。”^[53]会议特别强调贯彻“荫蔽精干”方针的重要性，并对南方各省、特委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并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具体提出了“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要求。

此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遵照“荫蔽精干”方针和“三勤”、“三化”要求，主动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展工作。在学校，他们通过同学会、同乡会、基督教等公开、合法组织，利用迎新送旧、家庭访问等方式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在工厂，他们通过劳协、新运妇指会等合法团体，举办工人识字班、福利社，团结工人，依靠工人。在军政机关，他们通过广交朋友，调查研究，开展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坚决实行“三勤”、“三化”，坚持了抗战，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争取了人心，渡过了难关，从而为抗战后期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这一过程中，为适应国民党统治区特殊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一种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据点”也应运而生。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的大学生、职业青年和青年工人中联系了少数积极分子，也包括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到1942年，要求建立巩固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逐渐增多，但鉴于当时较严厉的政治形势，建立固定的政治性组织的条件尚未成熟。青年组向南方局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应尽可能满足青年的要求，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来团结青年，并为这一组织取了个特殊的称号——“据点”。而“据点”的性质，则定义为以友谊和共同政治见解为基础，由同一单位或地区相互信任的三五人组成，没有正式名称、固定形式，却有严格秘密工作原则的非党群众组织。南方局青年组正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着手在重庆地区进步青年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据点”筹建的，一方面在组织上严格遵循只发生纵向关系，不发生横向往来的“单线”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又在《新华日报》上辟《青年生活》专刊，以通过公开形式指导“据点”工作。以后，“据点”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城市也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了党组织联系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群众的无形桥梁。

1944年春，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兴起，以往单线联系的“据点”已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公开进步团体，在“据点”基础上相继成立。譬如：重庆的中国学生导报社、青年民主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昆明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云南民主工人同盟；在成都的民主青年协会；在湖南的人民世纪社（简称世纪社）等等。这些组织继承“据点”的传统，是党组织联系群众和青年的重要纽带，也是党领导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的有力助手，不仅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抗战胜利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从1942年春至1945年春，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整风部署，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实际，开展了积极稳妥的整风学习。早在1941年夏，周恩来就在南方局机关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南方局制定了加强组织纪律，遵守保密制度，反对自由主义和开展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案。这年10月，南方局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的高级学习组，组织重庆八办、《新华日报》馆和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194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南方局又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等20余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将南方局、重庆八办机关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普通三个小组，并按照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系统学习整风文件，《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也积极予以配合。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全面阐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此报告对改进国民党统治区党员干部的党风、学风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1942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外人士张申府对《新华日报》所提希望致电周恩来，要求改进《新华日报》办报风格，“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54]3月中旬，在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展整风改版活动，发表《敬告本报读者》社论，真诚听取各阶层意见。9月，改版后的《新华日报》以崭新面貌出版发行。为此，周恩来亲自为改版后的《新华日报》“团结”副刊撰写《团结的旨趣》一文，用“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阐述接受批评的重要，强调“我们决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夏衍回忆：《新华日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1943年6月，南方局及所辖党组织还进行过一次审干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原则清楚，既弄清了干部历史，又没伤害一个干部，避免了发生“左”的偏差，达到了加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历史证明，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进行的整风学习，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促进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卓越工作，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历史篇章。对于南方局的历史功绩，胡乔木评价说：“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55]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央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培育和实践了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为主要内涵的伟大红岩精神。南方局辉煌灿烂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人民的骄傲和自豪，为重庆革命斗争历史增添了极大的光彩。南方局在重庆的光辉战斗历程，使重庆人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远大理想，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正确，激励着重庆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艰苦奋斗、负重自强、勇往直前。

【注释】

[1]《重庆抗战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9页。

[2]《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0页。

[3]《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1页。

[4]《人民的好总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5]范硕、丁家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12页。

[6]朱语今：《一月十七日之夜》、《红岩生活漫忆》，重庆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第213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3页。

[8]《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64页。

[9]《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10]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1938—1947》，重庆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204—20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71—773页。

[12]《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2—683页。

[13]《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0—11页。

[14]［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59—361页。

[15]《南方局中段军事工作概况》，《南方局党史资料》（内刊），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编，1986年第1期。

[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0页。

[1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673页。

[18]周恩来1942年9月5日致毛泽东电。

[1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4—675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556页。

[2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页。

[22]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击退问题致董必武电。(www.zuozong.com)

[23]林祖涵：《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2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03—704页。

[2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实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1988年版，第269—271页。

[26]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7]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28]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29]《南方局党史资料》（内刊），1987年第4期。

[30]侯外庐：《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3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32]罗隆基：《关于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些回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2页。

[3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35]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页。

[36]田一平：《周恩来指导我做潘文华部争取工作》，《成都文史资料》第21辑。

[37]《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38]参见《党领导的桂林文化运动》，《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9]古耕虞：《回忆周总理对我的教导》，见《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40]刘念智：《抗战时期刘氏企业迁川经过和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

[41]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在重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42]《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43]高兴亚：《记周总理对我的一次谈话》，《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44]方卓芬：《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第46页。

[45]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光明日报》，1977年1月5日。

[46]《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47]《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48]王泓：《和解下的冰峰——1942年国共谈判纪实》，《红岩春秋》，1992年6期。

[49]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50]《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187页。

[51]《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5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

[53]《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54]《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5]胡乔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载《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