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团结

沟通和协调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的主要渠道

1939年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抗日虽日渐冷淡，但合作关系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希望通过努力，使两党合作关系得到继续，至少保持已有的军事联络。坚持在重庆的南方局及其所属机构，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为此，南方局通过重庆八办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负责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呈转关于对日进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计划、方案，两军协同作战意见，以及有关命令、报告等。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重大军事行动，事先都要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在冀鲁豫、冀南、华中等地的军事行动，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等，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方案后，即电告南方局，再由重庆八办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或备案。抗战时期，国共两军是分区作战，但为了联手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委会有时也要求中共军队执行某一作战任务，或配合某部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些作战命令和要求，不论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出自军委会某部，基本上都以书面形式发送重庆八办或周恩来、叶剑英，由他们负责转达。1939年冬季对日攻势作战，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在山西上党一带和正太路、平汉线、平绥线、陇海线等方面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个电报送达重庆八办后，叶剑英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配合作战初步意见，随之将蒋电及南方局、重庆八办的意见一并报告中央军委。得延安复电后，南方局又以叶剑英或重庆八办名义将中共军队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方案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1941年中条山战事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问及周恩来“中共军队是否配合作战？”周当即表示：“抗战到底为我们素志，18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当局将本次作战情况告周后，南方局即将此意电告中央军委。经中央军委研究后，速以朱德、彭德怀名义复电表明八路军决心协同作战态度，并将协同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转交。

二是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送中共军队抗击日、伪军的战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了解整个战场情况，要求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在每次对日作战后，都要把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情状况等以战报形式呈送军事统帅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后都按照要求写出战报，通过重庆八办及时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八办把做好战报转呈工作，作为增进国共两党、两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坚持团结抗日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一直予以重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就通过重庆八办呈送的战报及时了解百团大战战绩，并给予八路军嘉奖，使国民党对八路军对日作战能力有所了解。中条山战役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不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周恩来即以八路军大量战绩予以严正驳斥，制止了顽固派的诬蔑，使两军间没有因无中生有的攻击导致相互动武自相残杀。可见，南方局、重庆八办坚持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政府军委会转呈战报，对维护两党两军团结合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是在两党两军之间负责有关情报的中转。国共两军合作抗击日、伪军，除相互的军事配合外，还保持着双方之间日、伪军情的交换。抗战中，中共方面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报，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重庆八办军事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和《敌情通报》等送发重庆八办。重庆八办军事组再将军情分类电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情报的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八办很好地发挥了中转站作用。^[1]

南方局和重庆八办承担的这些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的具体体现，围绕此开展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充分显示了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还时时寻机进行迫害。但是，南方局、重庆八办却始终能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不作有碍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没有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以口实。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过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推动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贯彻“三坚持三反对”方针，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鲜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由此，这一方针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南方局一成立就面临蒋介石企图吞并共产党的“一个大党”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利用抗日的旗帜和在实力上具有的某种优势，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企图吞并共产党；而共产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即先后在武汉、桂林向中共方面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但均未得中共方面答应。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成立一个大党之心更加迫切。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溶共”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2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答复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摩擦，将合作贯彻到底。既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主张，又表明了合作诚意。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其反共对日妥协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等进行大规模武装袭击，并先后制造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反共事件。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周恩来、叶剑英及时以中共代表身份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同时，以重庆八办名义在重庆十家报社“联合版”刊登了《讣告》，并编发了《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纪念册》。随后，南方局又在红岩嘴驻地冒雨举行了有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新闻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以后，国民党特务又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抓捕《新华日报》馆成都分馆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共产党员车耀先等30多人。事件发生后，叶剑英、董必武当即致电国民党成都地方当局，并直接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罗世文等被捕共产党员，严惩肇事者。同时，南方局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名义，发布《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阴谋。此外，南方局在及时对川康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隐蔽工作做出部署，避免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同时，又特派潘梓年等赴成都，向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说明真相，争取他们保持中立，竭力维护抗战大局，避免事态扩大。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同时加紧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共活动，两党关系依然紧张。1940年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明中共合作抗战诚意，谴责了国民党在抗战中“溶共”、“剿共”的反共行径。接着，周恩来又与何应钦、白崇禧就划分作战区域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都无果而终。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应，给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对策提供依据，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作应战准备。为了使中共中央决策获得更充足的依据，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终采纳了周的建议。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的“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不实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与此同时，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局，南方局除要求《新华日报》将“佳电”广泛印送给各阶层人士外，还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力度，特意向英、美、苏、法等驻华使团及在华国际团体提供了编辑整理过的有关国共关系的资料。12月下旬，周恩来约见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说明国共两党分歧的实质及发生重大反共事件的危险性，并向其提供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材料，约定在蒋介石发动反共进攻时予以揭露。^[2]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3]。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约8万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晚会时，再一次收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人士宣布电文，强烈谴责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4]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题词与挽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同1月18日重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国民党军委会发布的所谓“通令”及发言人“谈话”，形成鲜明对照，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罪行的揭露与抗议。当天，尽管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整个重庆城禁止出售《新华日报》，连贴在街头报栏上的报纸也要撕毁。但经过《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勇敢机智的斗争，还是将载有周恩来题词和挽诗的报纸在清晨六点多钟即送到读者手中，并张贴于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报纸的发行量猛增至5000份。2月1日，看到报纸题字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为之神往”。^[5]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在红岩嘴13号南方局办公楼的二楼走道上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说明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并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中共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要求大家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谈到必须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时，他表示一定和大家一道斗争到底，并强调：“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接着他向南方局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指示应敌之策。^[6]周恩来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深受激励。这时的南方局机关，众志成城，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岿然不动。

时局骤变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方局领导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安全上的考虑，于1941年1月18日至2月1日的10多天时间内，连续数次发电，紧急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撤回延安，并将其他党内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中共中央的指示非常迫切，仅在1月25日一天内即两次来电要周恩来等“迅即回延”。南方局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周恩来认为国共关系尚未到最后决裂之时，断然决定要坚持到最后，争取时局好转。与会人员亦表示要留下坚持战斗。南方局反复向中共中央陈述理由，最终得到中共中央同意。1月27日，重庆八办全体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发出电报说：“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的重庆办事处同志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7]两天后，重庆八办收到毛泽东、朱德的回电：“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8]这期间，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一起，一方面及时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反击，另一方面又细致周密地进行了南方局、重庆八办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转移和撤退工作。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滞留于重庆、桂林等地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也进行了转移和疏散。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率领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飞返延安，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方局在重庆坚持斗争之情形，毛泽东听后给周恩来去电，对南方局工作表达了“欣慰之至”的高度赞许。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对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指示南方局“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9]继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在不同战线上，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首先，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广泛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月19日，南方局印制了由军事组起草，叶剑英、周恩来精心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采用各种方式，将传单送到中外各界人士、广大普通群众，以至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手中，甚至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广大侨胞。传单在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攻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准发表揭露皖南事变事实真相和抗议国民党罪行的言论，《新华日报》顶着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在更加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下，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地坚持战斗。斗争方式之一，在新闻标题上做文章，借“题”发挥，让标题一方面表达相关文章内容，同时影射现实，提醒读者认清形势，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1月28日报纸刊登湖南省政府主席征文纪念宋代抗金名将岳飞就义八百周年的消息，标题以古喻今：“‘莫须有’罪名殉国者岳飞就义八百周年湘主席拨款征稿纪念。”斗争方式之二，通过发表境外进步舆论向顽固派施加压力，以打击其反共气焰。1月17日后两个多月里，《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境外有关中国抗战局势和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报道和文章。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刚刚奉派来到重庆的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曼顿与本报记者的谈话。曼顿表示希望国共当加强合作。他认为，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必须团结一致”。同日还刊登了菲律宾华侨领袖余清箴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是“希望祖国加强团结，坚持抗战，连微小分裂也勿出现”。斗争方式之三，登载大后方群众捐款慰问新四军将士的信，以表达民意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抗议和对遇害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1月20日刊登了陈心等22名工人捐款30元慰问“江南将士”的信。1月22日刊登在渝小公务员捐款12元慰问“敌后将士”的信。1月23日报尾一角出现一则“代邮”：“隆生先生：赐文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唯无法登出，还希谅察。编者”。^[10]“代邮”是《新华日报》常用的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则“代邮”其实就是对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的一种揭露。

早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周恩来已经预见到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规模反共事件难以避免，因而在1940年冬即对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派人将半年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送往西安、桂林，还设法送往香港、南洋等地。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派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王炳南和龚澎等及《新华日报》记者，频繁走访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外国记者，向他们提供有关皖南事变的材料，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谰言，并动员外国记者到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文章。周恩来还委托德籍友人王安娜访问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尽快让他们知道新四军事件的真实情况。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数日之内，有关新四军事件的新闻就在重庆的外国人士中迅速传播开来，许多外国记者还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将这个消息及时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率先在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亚美》杂志等有影响的报刊媒体上发表揭露新四军事件真相的文章，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报道。一些在国外出版的华侨报刊也根据外国通讯社提供的资料，大量刊登了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文章和华侨来信，一致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暴行。其中菲律宾华侨报纸《建国报》1941年1月19日发表了《枪口一致对外》的社论、马来西亚华侨报纸《星滨日报》1月20日发表了《新四军缴械问题》的社论、美国《华侨日报》1月14日发表了《事实胜于雄辩，胜利高于一切》的社论、印度尼西亚华侨报纸《民报》2月18日发表了《勿为亲者痛仇者快》的评论等等，都表达了广大侨胞要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制造摩擦和冲突、挑动反共内战的共同心声。(www.zuozong.com)

宋庆龄领导的设于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罪行也起了突出作用。保盟在香港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对国外宣传中国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的重要窗口。皖南事变后，通讯还发表宋庆龄等四位国民党元老，为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及《皖南事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次重大打击》和《抗议攻击新四军的外国友人来信》等一系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是向国民党当局严正抗议。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还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1]南方局在收到上述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大量翻印，广为散发，周恩来还将其送交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要他转交国民党中央。这项命令和谈话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国民党军委会发布一一七命令的有力政治反击。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蒋介石一一七命令成了一纸空文，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遭到破产。新四军重新组建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继续驰骋于大江南北抗日战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通过南方局的广泛宣传，中共的严正立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谴责其“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保障各抗日党派权益。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国民党内也不乏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件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12]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向蒋介石面陈，请求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13]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以及国外华侨团体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杀抗日部队，要求制止分裂、内战，呼吁团结抗日的电文，如雪片般飞向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也了解了事变真实，逐渐对中共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相报告本国政府，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4]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15]一时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

1941年2月初，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件等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和民主党派以及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被捕人员等12条作为出席会议条件。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了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促使蒋介石于3月6日在二届参政会会议上做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询问延安中共中央有何意见，表示愿意做出部分让步，以缓和两党关系的姿态。至此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真正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最终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以军事反共开始的，虽然一度给新四军造成严重损失，但是这一反共军事行动，却使国民党顽固派在道义上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通过这一事件，广大中间势力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中共靠拢，至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的地位开始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却日益上升。

1942年五、六月间，鉴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坚持合作抗战，国共两党开始谋求关系的改善。7月7日，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在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既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抗战和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同时，更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团结的重要性。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关于“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长远政治考虑。^[16]看到中共作出的明确政治表态，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也一再表达了国民党力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并提出了他欲在西安与毛泽东会谈的想法。

南方局及时将此信息报告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时机尚未成熟，建议先以林彪为代表见蒋。起初中央采取了此建议，并要周恩来以毛泽东身体偶有小恙为由不便赴邀，拟请林彪前往向国民党方面作出解释。此后，毛泽东依据形势判断一度坚持宜亲自会晤蒋，认为“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17]。可此时周恩来仍坚持毛不见蒋意见。9月5日，他再次致电中央陈其看法和建议，认为毛与蒋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二：一是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来渝开参政会，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18]经过反复磋商，中共中央终于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派林彪赴重庆与蒋介石会面。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13日即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根据双方代表接触后的种种迹象，周恩来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在给中央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国民党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认为“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19]

12月1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机关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国共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南方局当前的任务是促使蒋介石转变其对中共的方针。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方针是“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20]此后，周恩来、林彪又几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民党方面却仍不提出正式谈判方案，只答复中共提出的方案与之要求差距甚远。

1943年1月，周恩来会见张治中，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四项意见：一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是军队问题。中共军队编4个军12个师，并按中央军队待遇。三是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谈判进入搁浅状态。^[21]谈判虽未取得任何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缓和国共关系的作用。

正当国共谈判搁浅之时，3月，国民党却抛出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并诬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声称这是今后中国之命运要解决的主题。《中国之命运》的发表，预示着新一轮反共高潮正在酝酿中。

5月22日，欧洲发生了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重大事件。消息传到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欣喜若狂，认为在政治和军事上向中共施加压力的时机已到。至七八月间，国民党秘调胡宗南部入陕，准备进攻延安，同时继续发动宣传攻势，以图从政治上动摇中共。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掀起的反共高潮，继续维护合作抗战大局，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要求南方局等把国民党阴谋进攻边区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国民党的进攻；三是请正在返延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宗南交涉。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立即领导南方局从四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利用各种交往关系，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乘欧战紧张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反复声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反对内战、坚持抗战的一贯态度。二是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秘密刊物，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资料，批判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理论，揭露法西斯特务，揭露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反抗战建国的行为。三是将中共中央、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民众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电，和南方局搜集整理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国民党统治区迫害抗日民主力量的材料，编印成中、英文小册子或单页传单，向国内外散发。四是领导和动员文艺界利用文艺手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宣传坚持抗战与民主，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大众的希望。

由于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积极活动，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内战、独裁的行径，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就国民党顽固派是否坚持中国的团结抗战问题提出质问。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大使馆也“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各国援助即将停止”。^[22]面对中共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政治上的有力斗争，以及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国民党顽固派拟欲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迫中途流产。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国民党被迫调整对中共的策略，开始谋求重开谈判，企图再次用政治手段谋求中共问题的解决。10月12日，蒋介石亲自约见董必武，提出请周恩来到重庆主持谈判的要求。为回应蒋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44年1月决定派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重起谈判。5月2日，林伯渠、王若飞一同到达西安。随后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进行了5次会谈。^[23]为进一步深入谈判，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于17日一同飞往重庆。王若飞到重庆后，即协助董必武负责南方局全面工作，并与林伯渠、董必武一起参与国共谈判工作。随同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的何其芳、刘白羽等，主要任务则是向重庆文化界介绍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

林伯渠到重庆后，即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和两党西安会谈的具体情形，向国民党提出12条《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在这12条意见中关于全国政治的共3条，主要内容，一是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是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是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的主要共九项：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报等等。^[24]

然而，上述意见均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收，并向林伯渠面交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要其转达中共中央。并强硬表示此提示案已“委曲求全”作了很多让步，中共不必再讨价还价。该提示案的主要内容是：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二、中共方面不得在第十八集团军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需限期取消；三、陕甘宁边区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直隶行政院；四、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五、行政区主席，由国民党中央任免，所辖专员县长等，需由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委派。^[25]这份提示案对中共提出12条意见内容只字不提，反而想借谈判达到削弱中共的目的，因此必然遭到中共方面的反对。

由于国共双方的谈判条件差距甚远，直至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之前，任何问题都未解决，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但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共代表却自始至终贯彻“三坚持、三反对”方针，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