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及保护研究

作为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回顾历史上由于地震灾害对于我省文化遗产的破坏，重温历史教训，很有必要。

我国地域广阔，处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向来为世界地震多发地区之一。历史上，在水、旱、风、雹、蝗、震以及霜雪、病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之中，就发生频率和危害之巨而言，地震仅次于水旱灾害，位居第三位。秦汉以降，史籍完备，见诸文献记载的破坏性地震可谓不绝于史册。可以说，有史以来，地震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始终相伴随。上世纪70年代，有学者检索历代重点文献，统计出我国历史上为害严重的地震灾害为705次。其中两周时期9次，秦汉时期68次，魏晋南北朝时期93次，隋唐五代时期58次，两宋时期77次，金元时期56次，明代为165次，清代为169次，民国时期为10次。①虽说此统计远非完备无缺，且受限于科技发展水平，古人对于地震的感知和记录更与今日现代科学仪器所测量的震情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据地震史研究专家称，仅20世纪以来，我国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推定我国有史以来共发生8级以上地震15次，其中清代就有8次②），但在我国，自古及今，地震频仍却是不争之事实。而且，由于我国地理构造的特点，北方地区地震发生可能性则远远大于南方各地。陕西地处西北，作为震中或邻近省份，历史上不虞之震灾常常造成巨大的祸患。

试举几例文献记载者如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国语·周语》）

西汉高后二年（前186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颜师古注：羌道属陇西郡）、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汉书·高后本纪》《汉书·五行志》）

西汉“绥和二年（前7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郭，凡杀四百一十五人”。（《汉书·五行志》）

唐“贞元四年（788年），正月京师地震，金、房二州地震，江溢山裂”。（《唐书·德宗本纪》）

明成化二十二年（1464年），“汉中府及宁羌卫地裂，或十余丈，或六七丈。宝鸡县裂三里，阔丈余”。（《明史·五行志》）

明弘治十四年正月庚戌（1501年1月29日），陕西朝邑地震。“延安、庆阳二府、潼关等卫、同、华等州，咸阳、长安等县，是日至次日地皆震，有声如雷。而朝邑县尤甚，自是日至十七日频震不已，摇倒城垣楼橹；损坏官民庐舍共五千四百余间，压死男妇一百六十人，头畜死者甚众……”（《弘治实录》卷170）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春，高平风沙。正月，应天、凤阳、山东、河南、陕西地震；南畿、青、齐、雍、豫诸州同时地震”。（《明史·世宗本纪》等）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1556年1月），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83万有奇”。（《明史·五行志》）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甲寅，陕西庆阳、西安、汉中、宁夏、山西蒲州、安邑、湖广郧阳及河南十五州县，同日地震。……四月乙酉，凤翔、平凉、西安、庆阳地震，坏城伤人”。（《明史·五行志》）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秦州（今甘肃天水）有二山，相距甚远，民居其间者数百万家。一日地震，两山合，居民并入其中”。（《明史·五行志》）(www.zuozong.com)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1654年7月1日），秦州地震。礼县、西和、秦安、宁远、通渭、静宁、成县、阶州、安定、环县、文县、临洮府、兰州、宝鸡、宁羌（今宁强）、眉县等四十余府州县遭到破坏……共计压死三万一千余人。（《清世祖实录》卷84）

光绪五年（1879年），陇右诸州县甘肃、阶州、文县西和等处地震，城堡庙宇官署民房倾坏，伤毙人口甚多。（《十一朝东华录》《清史稿》等）

民国三十八年（1927年）5月23日，甘肃古浪地震，“被灾二十余县，压死者三万七千余人，受伤约在四万余人，房屋倒塌四万间”。（《中国救荒史》）

以上所举仅仅是历史上陕西及周边大地震中的一部分。其中，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地震为害最为惨重。此次地震，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地震之一。受灾面积广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11省区130余县，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及福建、两广等地。余震月动三五次者半年，未止息者三载，五年渐轻方止，素称关中大地震。有关这次地震之灾情，正史野史、方志碑刻、乃至笔记小说中多有描述。

历史上，地震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导致经济凋敝，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不安，毫无疑问，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和千年国都所在地且文化遗存异常密集的陕西而言，地震对于文物古迹的摧残破坏自不待言。虽说缘于关注和认知水平的时代差异，历史典籍中对于这方面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史乘未尽，但是透过文献和碑刻铭记中诸如“郡城邑镇皆陷没，塔崩、桥毁、碑折断”，“城堡庙宇官署民房倾坏”，官衙民居尽皆“倾颓摧圮，一望丘墟”等简略描述，加之验证于现存文物古迹以及现代考古的种种发现，地震对于我省文化遗产的破坏之巨，实不难推知。较为典型的如：

荐福寺与小雁塔。荐福寺创建于唐睿宗李旦文明元年（684年）。塔建于唐代景龙年间（707—710年），共15级，高约45米，造型别致，玲珑秀丽，为中国早期密檐式塔之典范。据宋代政和六年《大荐福寺重修塔记》，宋时此塔基本完好，仅“风雨摧剥，檐角垫毁”而已。“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彻若窗牅，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塔身再次纵裂，顶上两层震塌，仅剩13层，残高43.3米。虽此后多次修葺，但塔身中裂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

西安碑林与《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刻成于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837年），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经书12部，凡160卷，65万余字。清代加刻《孟子》，遂合称十三经，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粹宝贵之遗物。明嘉靖年以及此后隆庆年间的地震，致使开成石经114石，折断损伤者达40石，占三成以上。未断者也伤痕累累。“可以想见，地震当时，大多数碑刻肯定被摧倒在地，有的折断，有的碰伤，保护碑刻的建筑物，以及文庙和府县三学，无疑也是断壁残垣，一片瓦砾。③”此事有嘉靖年周宇《重修儒学碑》“迩年震圮相继，滋久滋剥，瓦有毁，栋有欹，佊有颓，檐屝阤陊，丹艧尘蚀，遂使愿观宗庙之美者瞻拜成叹，”庶几可为佐证。另有学者认为，现存碑林中之《多宝塔碑》《玄秘塔碑》《孔子庙堂碑》《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碑》等名碑，也在地震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蒲城慧彻寺诸佛舍利宝塔。此塔又称“南寺唐塔”，位于蒲城县城内城关中学。始建于唐代贞观元年（627年），为密檐式空心结构砖塔。原为11层，明代嘉靖年地震致使塔身震裂，塔刹和塔顶两层震毁。1953年维修，现存10层，通高36米。

眉县横渠镇张子祠。为纪念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关学”创始人张载而建。创建年代不详。现存碑石记载，元代仁宗七年（1320年）曾重修。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张载祠遭受严重破坏，时凤翔知府刘泾来横渠拜谒，所见景象为断壁残垣，房塌木折，破败不堪，遂责令知县立即鸠工集材，维修重建④。后明清两代及建国后曾多次修葺，始成今日之规模。

另据我省一些地方志书记载，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长安地震，含元殿阶基栏杆损坏30余间，压死20余人⑤；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榆林地震，致榆林城墙百二十丈崩塌⑥；明嘉靖地震，大明寺、华严寺、灵感寺全毁。慈恩寺全毁，只有一塔尚在⑦；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天水地震殃及我省宝鸡各县，扶风景福宫圮，垣宇倾颓。法门寺塔顶佛像跌落⑧；1959年，地震造成韩城司马迁祠正殿墙壁开裂，墓冢以及周围砖墙大小裂缝众多⑨。

地震不仅对于地面上的古代文化遗存，诸如城垣古堡、宗教寺观、名人祠庙、洞窟造像、碑碣石刻等造成损毁，而且对于埋藏于地下的文物古迹的破坏也相当严重。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法门寺唐代地宫进行发掘清理时即发现，地宫隧道内的石质构件多处断裂、错位；地面铺石拱起呈鱼脊状；前室石构件移位，棱角崩毁，地板翘裂；地宫内瘗藏器物移位倾倒⑩。同样，在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的发掘中也发现，墓葬甬道中部用条砖铺设的地面错乱拱起，形成鱼脊形；墓室周壁地面下陷，四壁墙面及顶部变形内凸；石榻围屏左右两侧跌落于地面，正面屏风仆倒于石榻之上上述遗址此前均未遭人为盗扰，损坏至此，显系地震所致。而此种情况在其他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也不为鲜见。

以上所举，就历史上地震对于文化遗产破坏的总体而言，显然只是冰山一角，百不及一。事实上，由于地震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火灾、水患、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其对于古代文化遗存往往具有大面积和毁灭性的杀伤力。历史上，在我国，尤其是像我省这样地处北方地震频发的省份，地震形成的破坏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它一直是文化遗产最为凶险的天敌。虽说是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地震的破坏，今日三秦大地之文物胜迹定当别是一番蔚为壮观的景象。这是人类无法逆转的历史遗憾，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沉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