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云
张爱玲记性不好，本就有许多例子，读宋以朗编辑、皇冠近期出版的七十多万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以往印象中，张爱玲的坏记性集中于日期和数字。比较著名的“公案”，有关那篇诞生了张氏金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天才梦》。直到晚年张爱玲还对19岁时在《西风》征文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但学者和张迷们考证，无论是征文字数限制、征文格式乃至奖项等，她都记错了，而且可能当年就没看清楚征文广告具体条款。征文字数限制5 000以内，她误以为500；她最终得到的名誉奖第三名，她写成“特别奖”；甚至把自己获奖文章的1 500多字，记成490多字。
不久前翻家中旧杂志，无意间找出2004年7月号的《印刻》，这期的张爱玲专辑里，刊载了一封1966年6月4日她写给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的信件。事缘其时张爱玲有意应聘某大学驻校作家，需学历证明，她因文件遗失致函港大要求补发，但港大注册处只证明其“两进两出”，只字不提她成绩优良获奖学金等荣誉，几番交涉未果。当时香港仍为英国殖民地，她于是去信驻华府的英使馆求助。为说明自己的状况，千余字的信里有这样一段：“……1955年我移民美国，60年代嫁给一位美国人，获得美国籍。我的母亲已归化英国籍，于1958年在伦敦过世……”
这封信以前没读过，饶有兴致，可读到此处心里真是一惊：她和赖雅登记结婚是抵美第二年的1956年8月14日，8月18日她还写信告诉邝文美，怎么忽然变成了“60年代”？其母黄逸梵1957年10月11日在伦敦病故，10月24日她在给宋淇夫妇的信里准确地报告，母亲已“在两星期前去世”，给使馆的信里却白纸黑字写成“1958年”。
这封信由陈姿羽翻译为中文，苏伟贞写导言，两人都没发现，因此也不见注明信中的“笔误”。的确没人会想到，1966年的张爱玲46岁，仅属中年，记性再差，也不至于把母亲去世的年份和自己再婚的年代都搞错，而且是在一份致官方机构的正式信函里。
所以，当我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集里看到那么多的“我记错了”“我又忘了”，不再惊奇莫名。张爱玲在美国很大程度上靠稿酬生活，却连皇冠出版社某个时期固定给她的稿费是半年还是一年2 000美元都弄不清楚。更离谱的是，1955年她离港赴美前，在宋淇帮助下向电懋公司预支了两部剧本的全部稿费，五年后却忘了个一干二净，经邝文美提醒才想起确有这回事。一个最怕欠人钱、欠人情的人，居然忘记这么一笔款项，简直不可思议。
这几天翻阅我蛮喜欢的书评人刘铮（乔纳森）的一本随笔集，赫见有篇文章名为《张爱玲记错了》，记载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字句错误、出处错误、情节错误、张冠李戴，总共22例，让人大开眼界。引用方面的错误，我在陈子善所着《张爱玲丛考》中也读到过，说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把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淑雪兼珂（也译左琴科）1926年的短篇小说《贵家妇女》，误记为《包子》；而张爱玲所写的“包子”，鲁迅实际上译为“肉馒头”。
陈子善和刘铮都眼尖，火眼金睛有学问打底。对“祖师奶奶”他们还是很尊敬。刘铮这么说：“在人情事理上，在遣词造句上，张爱玲都可说是个心思极细的人，不过，她对引用是否精确，似乎并不怎么措意。加之彼时查检资料不易，张爱玲又没有藏书的习惯，引用时有些误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大处说，张爱玲显然没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也许有的只是一个poor memory（差记性）；她留下的笔误着实不能算少。”
刘铮解释，自己读书时记下这些并无他意，只是觉得好玩——张爱玲也会记错哦！文章末尾还引了桑塔格小说《火山情人》里的一句：“天才啊，就跟美一样，一切，好吧！几乎一切，都会被谅解的。”
有意思的是，和他把笔误皆归结于记性和未查证资料相反，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
但也正是在《对照记》里，张爱玲留下了另一个著名“笔误”：把有案可查的1945年7月21日在沪上一场“纳凉会”里与李香兰的合影，注写成“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而仿佛循着张爱玲所说的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见两位学者试图分析，张爱玲这个“一错两年”的“笔误”，只因记性太差，还是背后另有意味深长的缘由。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她仅有的自传体图文对照集。书中的“图四十一”为一张珍藏了近50年的与李香兰合照，她写：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李香兰，要合拍照片，她太高，两人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就让她坐下，李香兰侍立一旁。
“《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
“1943年”，这个年份错得离谱，正确的时间地点是：1945年7月21日，上海咸阳路二号，由《杂志》月刊社主办的“纳凉会”。依据是1945年8月的《杂志》，上面刊有《纳凉会记》一文，配图除了这幅张爱玲与李香兰，另有一张合影：保持同样姿势的李香兰与张爱玲之外，还见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和闺蜜炎樱，一位身份不明的陈女士，两个长衫男子——《申报社》社长陈彬龢、《平报社》社长金雄白。而据中国留日学者、现为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的邵迎建在《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一书中考证，咸阳路，就是如今的陕西南路在1943年到1945年的路名，它更为老上海人熟悉的名称是“亚尔培路”。咸阳路二号，那时是金雄白的私宅花园。
出版《对照记》的1994年，是张爱玲离世前一年，急景凋年的她，对当年那条祖母老被面改成的裙子，从质地、颜色、图案、花纹，到来历、款式、设计、裁缝，都记忆犹新历历分明，为什么偏偏把拍照的时空记错了？这个1943年，这个“笔误”，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邵迎建认为，懂得张爱玲的一生，这个谜便不难破解。对张爱玲来说，1943至1945年是今生今世最辉煌的日子，短短两年写出《传奇》和《流言》，初出茅庐便跃上文坛峰巅，“在大脑的数据库里，这是一份完美无缺的档案，没有细目，整块展现在记忆的屏幕上。”——这个说法甚为诱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人生阶段，记忆是混杂一片，条理不清的。
至于邵迎建指出的张爱玲把“纳凉会”写成“游园会”，在我们看来似乎不算笔误，就像本地人说去“戏院”或是“电影院”看电影，并无实质分别。但邵研究员咬住这两个词的差别，找到了他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笔误”了，查几个版本的《对照记》，张爱玲写的都是“园游会”而非“游园会”——他从陈年的《申报》中翻检到，1944年7月8日，上海新闻联合会在哈同花园的中央广场举办了有工商各界千人参加的“市民游园演讲会”，游园会的演讲者为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中将，日本海军当局特派军乐队演奏名曲，节目还包括红星歌唱、电影名片放映。
虽然以政治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大篇幅突出的是姜氏演讲，并未具体提及当晚的演唱红星和到会名流，邵文却认定，红星“极可能”就是炙手可热的李香兰，已属海上文坛名流的张爱玲，“顺理成章”也应在场。他由此推导出，张爱玲与李香兰，正是在这个场合首次会面：“……有声有形的第一次相见，是在这次游园会上。对其印象之深刻，不可磨灭。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的印象都浅了，平了，只留下这一道刻痕。多少年后，在张爱玲的大脑库存里，与李香兰所有的缘分都并入了这一回。”(www.zuozong.com)
他进而说，当年张爱玲站在公寓（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的阳台上，是能看到哈同花园一角的。哈同花园也算是张爱玲的街坊。张爱玲1944年在《万象》连载的《连环套》里，也两次提到这座传奇的园子。“金雄白的私宅花园与哈同花园，规模虽不能同日而语，但局部应有相似之处：都是带花坛草坪的西式洋房。光凭照片的背景及西式软垫椅，在张爱玲记忆中，不知不觉，金雄白私宅花园置换成了哈同花园，‘纳凉会’也随之化为了‘游园会’。”
是耶非耶。有一点是肯定的：张爱玲从未提到，至今也没见任何资料显示她到过哈同花园那场“游园会”，所以，邵先生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论述，推理成分浓厚，更像一则想象力丰富的虚构。遗忘之谜扑朔迷离，令人信服的剖析，出自大陆留美学者、现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她在一篇精彩论文里，以六页半的篇幅，探讨拍摄于日本投降前夕三个星期的张爱玲与李香兰合照，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或许”。
《对照记》“图五十”是一幅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前的照片，妆容精致侧脸垂目。张爱玲记述从香港乘船途经檀香山，海关关员是个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写：身高6呎6吋半，体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5呎6吋半写成6呎6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弗洛伊德式的错误）。“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
《对照记》“图四十一”，张爱玲“粗心大意”误记为“1943年”的那帧与李香兰合影，被学者认为是她上海时期最重要的照片。港大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有一篇论文《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其分析就从这照片开始。摄于1945年7月21日，距二战终结和日本投降仅仅三周，“这张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当年两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个框架中。它的奇特构图及不甚协调的视觉风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识照片背景的观者甚至将它视为一个描绘日本帝国崩毁前夕，日中组合摇摇欲坠的视觉寓言。”
1945年7月的李香兰和张爱玲都已炙手可热，同为上海沦陷区的文化人代表。张爱玲后来轻描淡写的纳凉会——“园游会”，在当时所有媒体报道中，皆被描述成一个“众星云集”的场合。出席者除了李香兰、张爱玲两大红人，还有媒体巨头：陈彬龢的背景比较复杂，当时他的后台被认为是日本；金雄白则以周佛海为靠山；日本殖民高官松本大尉、中华电影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也在座。黄心村的质疑一语切中要害：当地传媒何以对日本即将落败的蛛丝马迹如此无感，在帝国崩坏前夕，仍大张旗鼓为那场盛会锦上添花?
黄教授对照片的分析，围绕张爱玲和李香兰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跷构图，两人迥异的装扮风格，尤其是张爱玲乖张的坐姿，偏离镜头的朝下视线，种种细节，抽丝剥茧。她说，“张爱玲的脸部表情和身体，或许暗示着抗拒亦或是蔑视，但更重要的是，她显然懂得将摄影镜头对她的凝视，反转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兴趣的是，对媒体“无感”的犀利质疑，不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出席者：张爱玲、姑姑、炎樱，在日本战败的三周前，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赴这一场“中日联谊盛会”?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局骤变，身为汪政府要员的胡兰成遭国民政府通缉仓皇逃亡，又如何给张爱玲带来震惊惶恐?
忽然想到应该重温《小团圆》。1945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书里都有叙述。而且，第八章开头，张爱玲写九莉的那些话，简直就是预先对自己后来的那个“笔误”作了注解：
“从这时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事到临头反而糊涂起来，也是因为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里摈除了1945。
“或许张爱玲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照片竟拍摄于日本战败前夕。”黄心村写在论文“注释”里的一句话让人心颤。是的，没有1945年，只有1943年，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虽然《对照记》问世的1994年，离那段不堪和混乱的日子已有半世纪之久，而她也依然记得，有一种叫作弗洛伊德式的错误。
关于记忆和遗忘，心理学有很多说法。张爱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记忆，是因大脑海马体损伤造成逆行性失忆，还是情绪性记忆的主动遗忘？至此已不是问题。当然，探讨其间隐秘非为“祛魅”，如黄心村所言，只为“还原一个历史的张爱玲”“更复杂的张爱玲”。
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芯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最终构成人一生的东西，不是阅历、灵性与任何事件，而是对所有这些经验的记忆、描绘和阐释。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庙的钟声／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续地回响。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不同时间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现特别为本书重新整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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