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很多士人积极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以谋取功名富贵，于是纵横之风又开始兴起，并一直延续到汉初中央政府和地方藩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同时，作为最高领袖的刘邦，又明显表现出对纵横之术的喜好和对传统教化之儒的厌恶，而这种好恶又极大影响了汉初最高统治集团以及那些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儒士。最终，时代的风尚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好恶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汉初教化之儒的被冷落与纵横之儒的勃兴。
汉初教化之儒的被冷落现象可以说肇始于刘邦。刘邦素好纵横之术而不喜教化之儒，例如接见儒生郦食其时“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显得很无礼，后因郦食其“言六国纵横时”又转怒为喜(《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再如接见儒生叔孙通时，因其着“儒服”而“憎之”，后见叔孙通“变其服，服短衣，楚制”又大为高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邦喜好纵横之术自然与他的经历和个性相关。他原本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有着底层人物常常具备的粗豪、重功利通权变的个性特征：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史记·高祖本纪》)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刘邦这种重功利通权变的个性特征依然没有改变，如刘邦破解项羽烹刘太公之要挟以及诈封韩信为“真王”这两件事即是如此(分见《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淮阴侯列传》)。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礼记·缁衣》)，汉高祖刘邦不喜教化之儒而好纵横之术的个人好恶特点不可能不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汉初最高统治集团对于传统教化之儒的轻视：
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书·儒林传》)
其次表现为汉初儒士为适应这种时代氛围而不得不做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调整，比如郦食其为见刘邦而不惜淡化自己儒士的身份并运用了纵横之士好作惊人之语的游说方式：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原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总之，汉初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使身处中央政府和地方藩国之中的儒士群体在进行政治活动时，都普遍表现出浓厚的纵横习气。汉初纵横之儒的勃兴实在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极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大致而言，汉初的纵横之儒可分为四种类型：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依隐玩世的滑稽派，奔走诸侯的游士派。其中，前三类纵横之儒活跃于中央政府，第四类纵横之儒活跃于地方藩国。
1.制礼作乐的实践派
周朝末年，礼崩乐坏。秦统一中国，“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刘邦建汉后，一方面鉴于秦法严苛而有意简化，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文化局限而意识不到礼制建设的重要性，结果导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没有半点君臣之间的规矩可言。制定出一套既有别于秦朝礼仪又能让大家都欣然接受的新的汉代礼乐制度，成为汉初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齐鲁儒生的身上。从春秋末期一直到秦王朝前期，儒学的发展尽管也曾遭遇挫折，但在齐鲁大地，儒学仍然作为显学存在着：
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史记·儒林列传》)
即使是秦末乱世，齐鲁儒学的发展依然是不绝如缕：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间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史记·儒林列传》)
在汉初齐鲁儒士之中，率先回应中央政权制礼作乐之时代要求的是薛人叔孙通。叔孙通本是秦博士，极其重功利通权变：他侍奉秦二世时不惜编造天下无人造反的谎言以求自保，后又离开项羽带着儒生弟子百余人去投靠刘邦；见刘邦前原本着儒服，听说刘邦不喜儒后，竟不惜投其所好而“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最终“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叔孙通种种“面谀以得亲贵”的行为自然招致当时正统教化之儒的不满，但他不为所动，还讥讽这些儒生“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制礼作乐的基本思想有三：一、礼乐制度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二、新的礼乐制度必须继承旧的礼乐制度中合理的部分：“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三、新的礼乐制度在正式推广之前必须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实验：“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邦最终对叔孙通制礼作乐的成果极为满意，而叔孙通也因此名利双收，“卒为汉家儒宗”。
2.发挥荀学的理论派
“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陆贾《新语·思务》)。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儒士群体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新国家的建设。重建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并赢得一己之功名，是这一时期儒士群体考虑的首要目标，也是其参政的现实功利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由先秦的原始儒学向汉代儒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比入世倾向更为经济可行的实用主义倾向。”[8]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对荀子学说的继承和发挥。荀子改造孔孟思想，杂采诸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影响深远，因此，汉初儒士继承和发挥荀子的学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汉初富有思想家风范的儒士首推陆贾和贾谊。但较之于陆贾，贾谊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且其人敏感清高，不知变通[9]。陆贾则与叔孙通相似，精通世故。如吕太后当权时，“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后来陈平忧虑吕后专权，问策于陆贾，陆贾则顺势成功鼓动陈平联合周勃诛灭诸吕(《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件大事足以证明陆贾是一个极通权变的人。当然，真正奠定陆贾汉初一代纵横之儒地位的，是他为汉高祖刘邦所著的《新语》一书。《新语》针对汉初的现实情况，摒弃了《荀子》的军事理论，着重继承了《荀子》倡导仁德、选贤与能、礼法兼治、反对权谋欺诈的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挥。这种发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统治者应该实行无为而治的思想。“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荀子·君子》)，荀子吸收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在其理论大厦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陆贾则强调指出统治者应该宽以待民、无为治国：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新语·无为》)
陆贾的上述主张，自然是汉初反思历史之时代思潮的产物，也是当时黄老之学盛行的反映。(www.zuozong.com)
二是提出统治者应该重视阴阳灾变的思想。阴阳思想源于《周易》，发展于战国时期的稷下之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荀子不重视阴阳灾变之说，他认为天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人间的治乱与天无关，而且人能胜天：“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与荀子不同，陆贾认为天与人是相感应的：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
(《新语·道基》)
陆贾的阴阳灾变思想，正是汉初纵横之儒重功利通权变的表现，也是先秦儒学逐步被汉初儒术改造的结果。史载陆贾献上《新语》之后，刘邦极为满意：“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司马迁在陆贾本传里记载其“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传末还评价其人“固当世之辩士”。显而易见，陆贾正是汉初首屈一指的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纵横之儒。
3.依隐玩世的滑稽派
古代宫廷之中多滑稽之士，他们以说笑供国君娱乐，往往被视为倡优。这些滑稽之士尽管没有系统的安邦治国理论，但同样能做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史记·滑稽列传》所载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人即是如此。他们的解纷行为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目标多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带有功利色彩。如淳于髡先是谏止齐威王“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的不当之举，后又谏止齐威王不舍得用厚礼去求赵国出兵救齐的吝啬之举，最后还谏止齐威王好为“长夜之饮”的不端之举。二、方式灵活，带有权变色彩。如淳于髡之于齐威王，或用“说之以隐”的方法委婉劝告，或做出“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的戏剧化举动故意刺激，或以“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矛盾性回答引发好奇。三、效果良好，不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淳于髡三次讽谏齐威王都达到了目的，还获得过威王“善”的好评。
后来，褚少孙将汉武帝时期的郭舍人、东方朔等人补入《史记·滑稽列传》。这些人与淳于髡、优孟、优旃一样，都善于谈笑解纷；不同的是，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官位。东方朔无疑是他们之中的代表性人物。《汉书·艺文志》有《东方朔》二十篇，列入杂家。班固之所以将东方朔列入杂家，至少应该与东方朔初次给汉武帝上书的内容有关：
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汉书·东方朔传》)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上述东方朔对个人经历之自我介绍的内容确实比较符合杂家的标准，但翻检《史记》、《汉书》可知，东方朔的身份其实更像是儒士：杂家的思想中固然包含着儒家的因素，但东方朔的言行实际上更突出地表现为儒家的特征。如他推崇“修身”，认为“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史记·滑稽列传》)；又如他不待诏而割肉后奉汉武帝之命自责时，反以“礼”、“仁”等儒家传统价值观念“自誉”，弄得武帝哭笑不得(《汉书·东方朔传》)；再如他用“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的治国原则答复武帝如何“化民”的问题(《汉书·东方朔传》)，等等，无不明显流露出儒家色彩。
先秦儒士原本就有能言会辩、善为滑稽的传统。作为一个儒士，东方朔应汉武帝征举入宫，本想“为天子大臣”，不料却只能“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为了引起武帝的注意，东方朔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并最终收到了良好效果：他先是以谎言恐吓侏儒，结果“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接着他与郭舍人比赛说隐语并大获全胜，结果“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然后他又谏止武帝起上林苑，结果“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后来他还谏止武帝与董偃设饮于宣室，结果“上曰：‘善’，有诏止”，并“赐朔黄金三十金”(《汉书·东方朔传》)。可见，东方朔确有重功利通权变的一面，他理所当然应被视作汉初纵横之儒中的典型人物。
不过，与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实践派和以陆贾为代表的理论派相比，东方朔只能屈就宫中“诙笑”，很难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只能采用滑稽的方式依隐玩世，有限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儒士的人生目标。然而这并非因为东方朔缺少功业的追求，恰恰相反，他从始至终都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只是这种愿望不被汉武帝认可罢了：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大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
(《汉书·东方朔传》)
4.奔走诸侯的游士派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汉书·贾邹枚路传》)。分封制的存在，使汉初社会出现了类似战国时期诸侯王并立的那种政局，再加上各藩王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而大力招揽士人，因此很自然的，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而活跃于各藩国之间的士人群体也随之出现了。他们为赢得藩王的赏识，报答藩王的恩遇，也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或劳于王事，或从事创作。这些儒士的行为与作品，常常带有重功利通权变的纵横色彩。邹阳就是这样的人物。
汉初喜好养士的藩王中，以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最为著名，邹阳、枚乘、严忌等人就曾游走于吴、梁之间：
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
(《汉书·贾邹枚路传》)
邹阳曾四处活动并成功解除梁孝王之危，相比枚、严二人更具纵横之气。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梁孝王为获得储君之位，准备派人秘密刺杀身为反对者的朝廷大臣爰盎，邹阳得知此事，“争以为不可”，而“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爰盎被刺后，汉景帝“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为了解除梁孝王的危险，邹阳先是求计于齐人王先生，王先生却无计可施。于是邹阳不辞劳苦，游走邹、鲁、齐、楚、韩、魏等地问策，但仍以失败告终。在王先生的提示下，邹阳又西去长安求见王长君，终获成功：
长君者，王美人兄也，后封为盖侯。邹阳留数日，乘间而请曰：“臣非为长君无使令于前，故来侍也；愚戆窃不自料，愿有谒也。”长君跪曰：“幸甚。”阳曰：“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穷竟，梁王恐诛。如此，则太后怫郁泣血，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矣。臣恐长君危于累卵，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惧然曰：“将为之奈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继绝之功，德布天下，名施无穷，愿长君深自计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鲁公子庆父使仆人杀子般，狱有所归，季友不探其情而诛焉；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以为过也。以是说天子，侥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而言之。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事果得不治。
(《汉书·贾邹枚路传》)
邹阳完全以利害关系游说王长君。他先是打着为王长君谋利益的旗号赢得好感，然后将梁孝王与王长君二者之间原本并不存在的命运关系说得休戚相关，最后才向王长君献策，劝其进谏景帝不要追究梁孝王的罪过，以此结好欲保护梁孝王的太后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邹阳的说辞，逻辑严密，一针见血，句句都能打动王长君，效果极为明显：王长君先是感激邹阳的来访，“跪曰：‘幸甚’”，然后又极为担忧自身的命运，“惧然曰：‘将为之奈何’”，最后痛快回应了邹阳的献策，“‘诺’，乘间入而言之”。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将邹阳与战国时期著名纵横之士鲁仲连合传进行介绍之举，已经揭示了邹阳的纵横家本色；至于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也将邹阳列入纵横家类。总之，邹阳是汉初一位重功利通权变的纵横之士，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通过分析邹阳现存的文学作品可知，他又是一位具有儒家思想的儒士。邹阳现存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酒赋》、《几赋》、《上书吴王》和《狱中上书自明》。《酒赋》和《几赋》属游戏之作，无法充分表明邹阳的儒家思想倾向。相反，邹阳分别献给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谏书《上书吴王》和《狱中上书自明》则充分表明了邹阳的儒家思想倾向。《上书吴王》一文中，邹阳规谏吴王应该像圣王一样“底节修德”，不要对汉天子怀有二心。《狱中上书自明》一文中，邹阳开篇就表明了他对于“忠”、“信”等儒家观念的信仰：“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接着希望梁孝王施行仁义、善辨是非、爱护士人，以成就一番事业：“夫晋文亲其仇，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最后规劝梁孝王亲贤人而远小人，从而让天下士人归心。
《汉书·贾邹枚路传》评价邹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诚然，邹阳的儒家思想倾向和重功利通权变的行为方式都表明他确实是汉初一位奔走于诸侯之间的善于纵横的游士。当然，与上文中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以及依隐玩世的滑稽派相比，以邹阳为代表的这一派纵横之儒，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其实是放在了文学创作上。邹阳如此，枚乘更是如此：
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
(《汉书·贾邹枚路传》)
邹、枚等人的文学作品其实与他们的行为非常相似，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纵横色彩，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评价枚乘《七发》云“膄辞云构，夸丽风骇”。这其实是汉初儒士群体深受纵横风气影响从而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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