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仲之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吴国据有东阳郡、鄣郡和吴郡，地域辽阔，濒临大海，自然资源丰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1]。吴国负责镇抚汉帝国的东南地区，是汉初可与齐楚并列的三大强藩之一，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2]然而，汉文帝即位以后，吴国却一直与中央政权之间存在矛盾，而且愈演愈烈。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等六个藩国共同起兵反叛，结果几个月之后便兵败身死，吴国也在立国四十二年后不复存在。
吴国从强盛走向灭亡与吴王刘濞宽柔与强硬并存的个性心理特征关系极大。首先，刘濞性格中宽柔的一面是吴国逐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吴国地理环境优越，刘濞支持国人开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刘濞并没有贪婪粗暴地将这些财富据为己有，而是通过免赋、发放和赏赐钱物等等方式与民共享：“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3]此外，刘濞在善待国人之余，还积极保护从其他郡国流亡到吴国的人，从而增强了吴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4]刘濞这种宽柔的性格，不仅使吴国“国用富饶”，而且使他本人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5]
其次，刘濞性格中强硬的一面是吴国最终走向灭亡的关键原因。刘濞年仅二十岁就随军镇压谋反的淮南王英布，深受刘邦赏识，被视为刘氏子弟中能够镇守吴、会稽等民风轻悍之地的最佳人选。刘濞为人之勇猛剽悍由此可见一斑，乃至于引起了刘邦的些许不安。刘濞被封为吴王后，在汉惠帝和高后时期尚能与中央政权和平相处。汉文帝时期，刘濞开始与汉帝国中央政权发生矛盾。这一矛盾肇始于刘濞之子被汉文帝之子刘启所杀一事[6]。刘濞之子虽对刘启“不恭”，但也罪不至死，因此刘濞“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7]。在汉文帝一再兴师问罪的情况下，刘濞萌生反意。后来直接刺激刘濞悍然反叛的导火索则是御史大夫晁错强烈建议汉景帝加紧实施对包括吴国在内的刘氏藩王的削藩计划：“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8]，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刘濞“恐削地无已”，才纠集其他六国公开起兵反抗。其实在晁错等大臣议论削吴之事时，楚、赵等国已经遭遇削地的命运，如果刘濞可以忍受这样的命运，就不会失去藩王之位，更不会招致身死国除的厄运，但刘濞强硬的性格却使他毅然选择了不惜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方式。(www.zuozong.com)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9]，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政仁厚的统治者无疑对士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刘濞正是这样的统治者，因此才能够吸引邹阳等人来到吴国。根据石观海、杨亚蕾的研究，邹阳、严忌和枚乘在高后七年(前181年)仕吴王刘濞，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一起由吴入梁，三人在吴国待了二十年之久[10]。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邹阳等士人始终被刘濞宽厚以待，即使在邹阳上书劝阻刘濞蓄意谋反时，刘濞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秘密被窥破而恼羞成怒，只是“不内其言”而已；同样地对于枚乘上书劝阻谋反一事，刘濞亦没有怪罪，只是“不纳”罢了。但是，邹阳、枚乘和严忌却为此大感失望，于是决定改换门庭，“皆去之梁，从孝王游”[11]，而刘濞也没有强行阻止，更没有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总之，刘濞给士人营造出的这种宽松氛围，客观上促进了吴国文学的发展，并使之成为汉初藩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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