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藩国文化的六艺搜集、整理和传授

河间献王刘德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被立为王，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薨。刘德即王位时，楚元王刘交已经离世24年。刘交与刘德前后相继，分别创建了汉初两个最重要的醇儒学术团体。

作为权倾一方的藩王，同时又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和身体力行者，河间献王刘德无疑是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至于这个醇儒学术团体的成员则多为山东儒士，数量应当不少，但其中有史可考的人物却只有毛公、贯公、贯长卿和王定等寥寥几人。

较之楚元王醇儒学术团体重点以《诗经》的传授为中心，刘德为首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推动了汉初醇儒之学的发展。这种推动主要表现为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重点以先秦古文儒家六艺的搜集、整理和传授为中心，并力图通过六艺的研究还原以孔子思想为主体的先秦儒学的基本面貌，从而促进了汉初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显然，河间献王醇儒学术团体的学术研究范围远比楚元王醇儒学术团体的学术研究范围宽广得多，而且其取得的整体学术成就以及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力也大得多。

河间献王醇儒学术团体搜集、整理和传授的先秦古文儒家六艺主要有《周官》《尚书》《礼》《礼记》《乐记》《诗经》和《春秋左氏传》。这些文本被搜集、整理和传授的大致情形如下：

关于古文《周官》的搜集和整理。《周官》又名《周官经》《周礼》。《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周官经》为博士^[55]。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刘歆所立《周官经》即是《周礼》：“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56]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亦云：“盖歆在汉奏《七略》时，犹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时，奏立博士，始更其名为《周礼》，殆无疑义。”^[57]《周官》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是一部重要的记载国家基本制度的先秦古文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周官》在汉初最先是由刘德搜集和整理的：“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58]当然，对于刘德取《考工记》弥补《冬官》之缺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所谓的《考工记》乃博士奉命而作的观点：“《礼器》孔疏又谓，汉孝文帝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59]但此观点缺乏合理性，因为《考工记》本来就是先秦古书，不存在汉文帝时期由博士所作以补足《周官》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德另取《考工记》补足《周官》之举，实际上是一个有意识地整理《周官》的过程。《周官》后来流入汉廷秘府，儒士无从相见，直到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理秘书时，《周官》才被著于《七略》而为世人所知，并最终在东汉末期经马融、郑玄等人之手而大放异彩。由此可见，以刘德为首的河间醇儒学术团体搜集、整理《周官》一书的意义尤为重大，此举不但使汉代学界获得了重睹该书风采的机会^[60]，而且为该书最终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做了必不可少的学术铺垫。

关于古文《尚书》的搜集。汉初古文《尚书》文本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济南人伏生藏于壁中的部分古文《尚书》文本：“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61]；二是汉武帝时期鲁共王从孔壁中发现的部分古文《尚书》文本：“《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62]；三是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的部分古文《尚书》文本。西汉末年，刘向曾经以中古文校定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结果发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63]，可见汉初的古文《尚书》文本对于今文《尚书》文本的修订和传授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至于刘德搜集的这部分古文《尚书》文本，也很可能像他所搜集、整理的《周官》一样，最终都流入到汉廷秘府保藏。如果这个推断正确，那么刘德搜集的古文《尚书》就极有可能成为日后刘向用以校订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文本的重要资料。(www.zuozong.com)

关于古文《礼》和《礼记》的搜集和整理。秦火之后，先秦《礼》书散失严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可见的《礼》类书籍主要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以及“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之“《记》百三十一篇”^[64]。郑玄《六艺论》指出《礼古经》五十六卷乃刘德搜集和整理，且与汉初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也即后来传世的《仪礼》存在着文同字异的关系：“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65]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66]，而戴德、戴圣曾杂取包括刘德所搜集的这一百三十一篇在内的若干古书分别撰成《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由此可见，刘德河间醇儒学术团体所搜集和整理的古文《礼》和《礼记》不仅是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还成为今本《仪礼》和《礼记》的重要渊薮，其文化价值可谓不言而喻，因此清人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云：“大小戴传《仪礼》，又各传《礼记》，往往别有采获，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67]

关于《乐记》的编订与传授。《庄子·天运篇》云：“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68]，可见《乐经》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汉初，先秦《乐经》失传，乐官只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于是好儒的刘德与毛生等人“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69]。当然，关于《乐记》的编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初期公孙尼子所作，如《史记·乐书》张守节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70]，《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奏答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71]。上述关于《乐记》编订者的两种主要观点，长期以来互相争执不休，遂成一桩历史公案。其实，如果考虑到先秦典籍的编订往往存在着同一个文本由不同时代的人先后参与这样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出现之前，不妨将刘德等人作《乐记》说与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并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刘德等人作《乐记》后，由河间国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王禹献之中央政府，终被刘向所得，校书成《乐记》二十三篇。刘德等人搜集、整理先秦时期有关“乐”的诸多资料，目的在于探寻先秦古文《乐经》的真相，并为现实政治服务。刘德等人对于《乐记》的编订与传授，一方面有效保存了先秦时期有关“乐”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也积极促进了汉初礼乐文化的复兴。

关于《诗经》的传授。汉初传授《诗经》主要有四家，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和赵人毛公所传的《毛诗》。《鲁诗》和《韩诗》在汉文帝时被立为博士，《齐诗》在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囿于汉初儒士普遍性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鲁韩齐今文学派三家诗或多或少具有附会诗义的历史局限性，其解读结果“咸非其本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属于古文学派的《毛诗》由于其追求还原《诗经》作品本义的品格而显得独树一帜。《毛诗》注重从训诂的角度解读《诗经》，释义平实精当，更接近于作品的本义，受到刘德的推崇和大力支持。毛公也因其善说《诗经》而被刘德立为博士^[72]，从而在河间国赢得了开展学术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西汉时期《毛诗》主要以私学的形式传授，先是由毛公授赵人贯公之子贯长卿，然后“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73]。王莽时期直至东汉末年，《毛诗》由陈侠传谢曼卿，谢曼卿传卫宏，卫宏传徐巡、贾徽，贾徽传贾逵，最终在郑众、贾逵、马融和郑玄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压倒鲁韩齐三家诗并开始风行天下：“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74]可以说，正是由于刘德慧眼独具，《毛诗》才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消亡于历史长河的命运；同时也正是由于毛公不为时风所染的求实精神，《毛诗》才得以奠定一千多年来在《诗经》学领域独领风骚的崇高地位。总之，《毛诗》的存在无疑是河间献王醇儒学术团体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关于《春秋左氏传》的传授。汉初所知的解释《春秋》的主要著作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邹氏传》和《夹氏传》分别因“无师”和“未有书”而失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则先后被立于学官。与《公羊传》和《穀梁传》不同，《左氏传》在西汉时期主要以私学的形式传授^[75]。汉初贾谊作《左氏传》训故，传授赵人贯公。贯公在河间国传授《左氏传》，并被刘德立为博士。《左氏传》在河间国的传授，是《左氏》学史的重要一环，《左氏传》由此获得传承的历史机遇并最终在《春秋三传》中脱颖而出：“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76]与《毛诗》一样，《左氏传》最初也不被中央政权重视，而是首先在河间国得到政治和学术上的认可与支持，然后才得以后来居上，最终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充分显示了刘德超越时人的卓越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清人戴震曾对此大发感慨之词：“昔儒论治《春秋》，可无《公羊》、《穀梁》，不可无《左氏》。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77]

综上所述，在秦王朝“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的文化背景下^[78]，汉初以河间献王刘德为首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对于先秦古文儒家六艺的搜集、整理和传授，是一场声势浩大并且硕果累累的先秦儒家传统文化的抢救运动，是儒家传统六艺之学传承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可谓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当然，这场文化运动的抢救对象除了先秦古文儒家六艺之外，还包括《孟子》《老子》《司马穰苴兵法》《明堂阴阳》以及《孝经》等其他古文先秦旧书。如刘德对《司马穰苴兵法》和《明堂阴阳》的搜集、整理：“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79]；又如对《孝经》的搜集、整理：“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80]。限于篇幅，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