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交不仅自己喜好《诗经》，还十分重视子辈对于《诗经》的学习，如高后期间曾派刘郢客赴长安向浮丘伯学习《诗经》。在刘交的言传身教下，“诸子皆读《诗》”，而且这种“读《诗》”的家风代代相传，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汉初乃至于整个西汉时期的以醇儒之学为安身立命基石的著名儒学世家。这个儒学世家的文化传承顺序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如下：
续表
①《尔雅·释亲》：“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92页)
刘郢客，刘交之子，高后时奉父命赴长安学《诗经》于浮丘伯，曾任高后时期的宗正之职。宗正一职负责掌管皇帝亲属的相关事务，一般由有德行有威望的皇室成员担任。当时高后虽大权在握，但与刘氏皇族集团矛盾重重，故高后选择刘郢客为宗正，极可能是为了缓和吕氏与刘氏之间矛盾的需要，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刘郢客继承了其父刘交持学守正而不愿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性格特征。刘交去世后，因楚国原太子刘辟非早卒，所以汉文帝在刘交尚存的六子中选择刘郢客继承楚王之位，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政权对刘郢客道德品行的认可。刘郢客回国继位时携失去博士之官的申公同行，并任申公为楚国中大夫，兼有“傅太子戊”之责，由此可见刘郢客切实承袭了其父刘交崇儒且重视儒学传家的风范。
刘辟彊，字少卿，刘富之子，刘交之孙。刘辟彊才华突出，既喜欢儒学，还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其“赋八篇”[17]，而且有辩才：“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18]与祖父刘交和父亲刘富不同的是，刘辟彊思想中夹杂着道家的因素：“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19]直到汉昭帝时期，已经八十岁的刘辟彊才担任朝廷的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后又任宗正。
刘德，字路叔，刘辟彊之子，刘交曾孙。刘德“有智略”，年少时喜好上书言事，曾被汉武帝召见于甘泉宫并誉之为“千里驹”。但刘德与其父刘辟彊一样不好仕途，直至汉昭帝时期才任宗正丞等职务。刘德思想中的道家色彩远胜于其父刘辟彊，他“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20]，同时又兼有儒家的一面：“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21]此外，刘德也喜好作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其“赋九篇”[22]。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刘德之子，刘交玄孙。刘向通经，曾被汉宣帝征召“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23]；此外对神仙方术之事也颇感兴趣，幼时曾读诵淮南王刘安的《枕中鸿宝》和《苑秘书》，相信书中所说的神仙能够使鬼物造金的方术，并献给汉宣帝，宣称黄金可成。刘向还善文，“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24]。《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赋三十三篇”[25]，现知其赋作有《请雨华山赋》《雅琴赋》《围棋赋》《松枕赋》《麒麟角杖赋》《合赋》《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和《弋雌得雄赋》[26]，其中后六篇均为存目。刘向著作很多，除赋作之外，还有散体文章，如《疾谗》《擿要》《救危》《世颂》《洪范五行传论》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女传》《新序》和《说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27]三书大量引用《诗经》作品，其中《列女传》引《诗》119则，《新序》引《诗》41则，《说苑》引《诗》61则[28]，这既说明了刘向对《诗经》的娴熟，也体现了楚元王家族喜好《诗经》之传统家风一直得以延续。刘向继承了楚元王家族好儒守正的传统，“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29]，同时又一改家族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风尚，极为热衷政事，在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多次上书言事，“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30]，由此几次被免官下狱。(www.zuozong.com)
刘向的三个儿子刘伋、刘赐和刘歆皆好学，以刘歆成就最大。刘歆，字子骏，楚元王刘交来孙。刘歆继承了家族好儒的传统风气，少时即因通《诗》《书》能属文而被汉成帝召见。刘歆对西汉儒学的重要历史性贡献，乃在于他提高了醇儒之学的社会影响力，并将包括醇儒之学在内的西汉儒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汉哀帝时期，刘歆不满《五经》博士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功利主义学风[31]，“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32]。这些典籍均为醇儒之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刘歆建议将其列入学官之举，客观上提升了醇儒之学的社会地位，自然会引起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贤良之儒的反对，而刘歆则毫不畏惧，毅然与之进行激烈辩论：“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33]除了致力于儒学研究，刘歆还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34]，其文有《移让太常博士书》，其赋有《遂初赋》《甘泉宫赋》《灯赋》[35]。此外，作为杰出目录学家的刘歆与同为杰出目录学家的父亲刘向一起奉诏领校秘书，整理了先秦西汉时期的大量儒家经典文本，并分别编入《七略》和《别录》，从而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儒家学术体系。
总之，楚元王刘交所开创的这个西汉儒学家族，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倾向性的新变，如学术上从儒学为主发展到儒道乃至于方术兼修，政治上从消极参政发展到积极参政，个人兴趣上从单纯以学术为主发展到学术与创作并重，但是这个家族持中守正的醇儒价值观却代代相传、始终未变。这种现象的形成，自然与作为这一儒学世家开创者的刘交的品行与学识密切相关，而刘交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好评：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36]
兢兢元王，恭俭净壹，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飨国渐世，垂烈于后。[37]
交以好学礼贤开国，故戊虽以叛诛，而辟彊、德、向皆世济其美。汉之宗英，于斯为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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