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古典著作《黄帝内经》及其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对各种农作物和天然植物的性能逐步有所了解，对它们的药用性能也开始有所认识。所谓“尝”，指的就是当时用药都是通过人体自身的试验来了解它们的治疗作用的。早在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已经记载了一些可以做药的植物，如“芣苢”（车前）、“蝱”（贝母）、“雍”（益母草）等。2000多年前的《山海经》更明确地提到120多种药，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三类，并提到了它们的简单用法和治疗性能，有的还用来预防疾病。如“蓇蓉，食之使人无子”；“箴鱼，食之无疫疾”、“礐石能毒鼠”，等等。书中记载的某些药物，有的名称比较特殊，还不能明确指出是现代的哪一种药，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对药物已有一定的认识了。

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13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至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且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从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看，至迟在春秋末年我国已出现了专讲医药、经脉的专著。至战国，诊断学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等理论成就。医疗器材有“箴”、“石”、“熨”等。《山海经》中记载的药物已有百种以上。治病已有多种分科：内、外、小儿、妇、针灸科等。当时出现的名医如秦的医缓，齐的秦越人（号扁鹊）等。医学专著有《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18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代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各9卷，后人补辑编次为《素问》24卷81篇，《灵枢经》12卷81篇。《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黄帝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各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现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代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黄帝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瘘论》）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举痛论》）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概念。(www.zuozong.com)

解剖方面，《灵枢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说明在《黄帝内经》时代已经有病理解剖的萌芽；并且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扁鹊（名秦越人）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黄帝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黄帝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挠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动脉和下肢的腔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加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望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黄帝内经》叙述了44类共311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霍乱，寄主虫病，肾炎，黄疽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贫血，心绞痛，脑血管意外，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疗毒，痔疮，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颓气，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的病因、症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肿瘤），有“饮食不下”、“食饮入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症候特征的描述。关于疟疾，除有典型的症候描述外，还能明确区分单日疟、间日疟、三日疟等不同类型。脑血管意外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书中提出如急者“言不变，志不乱”，那就预后比较好；神志昏乱严重，不能说话的，预后不良。观察黄疽除皮肤、结膜和小便外，还特别注意到齿垢和指甲发黄（见《灵枢经·论疾诊尺》）。诊察水肿病也十分细致，指出轻微的浮肿先见于下眼泡（见《素间·评热病论》：“微肿先见于目下”），加重则上限泡可肿如卧蚕，并可以手指压迫肿处，观察能否回复以决定水肿的性质。当时并对多种原因所致的气喘，在怎样辨别属虚症和实症方面，已能抓住主要的病理和临床特征。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作“瘰疠”、“鼠瘘”），认为“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未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经·寒热篇》），正确地指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黄帝内经》对于病症的论析，为后世深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在治疗方面，《黄帝内经》强调“治未病”，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像是口渴了才想起打口井。那不是晚了吗？（“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不亦晚乎？”）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治疗；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黄帝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怎样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别论》）的道理，以及临床上怎样掌握治本、洽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黄帝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铁针刺人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入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术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腹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