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发展史：从先秦文化到《春秋》的转变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开始时，“巫”“史”不分。到了所谓“重黎绝天地通”之后，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开始时，以记事为主，史学水平较低。自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虽然史官仍要参与龟筮占卜，解释天象，是预言祸福的半神秘人物，但开始重视史事的垂训和鉴戒作用，使史学由“记事”发展到“经世”，像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从史学角度看，是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

在先秦时代，《尚书》只称为《书》，有时也加上时代名称，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才称为《尚书》，表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且将《书》作为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本。大约到战国时期《书》才正式编定。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职者仍可以拥有。

经秦博士整理写定的《书》约有百篇。汉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书》“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经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编理的”（陈梦家《尚书通论》第11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书》渐渐亡佚。据说秦博士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但还是丢了数十篇，到汉惠帝时，他才找到29篇，用以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隶书写定，后来便被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汉代还有用先秦时代的古文所写定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这部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这部书又称为孔壁《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后，这部《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传》58篇，说是汉代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尚书》传本，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自唐以后，对于梅赜所献的这部书不断有人怀疑，据《朱子语类》载，宋代朱熹曾疑此书“平易易晓”，与伏生书“艰涩难晓”殊不类，所以怀疑其为“假书”，并且所谓的“孔传”也非孔安国所作，亦是“伪书”。此后学术界疑此书的人渐多。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8卷，列举证据，反复辨析此书之伪，自此定谳，此后这部在学术界即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所以成为历代人们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许多地方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尚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由于它无比重要，所以对于《尚书》的研讨态度及方法，就成为构成不同学派（特别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主要依据，并且随着时代演进，学派间相互辨难，这就大大促进我国古代经学、史学等的发展。一部书能够影响整个中国古代学风，并引起历代人们研读的巨大兴趣，无出《尚书》其右者。

《尚书》各篇的撰写与编定时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编写者已经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史学意识。成书于殷周时代的《盘庚》及周初八诰，不仅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其记事、记言与写人都已粗具规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逻辑。《盘庚》三篇除记载王诰辞以外，还以简略的语言记载了迁都的过程。《召诰》记载周营建东都雒邑事，开始就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经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多士》《多方》两篇记载周公对于殷遗民和诸方国首领的诰辞，也都是先简略写事情原委，再写诰辞内容。而《洛诰》则将所述事情的时间地点记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时代比殷盘周诰稍晚的《顾命》篇则以精炼的语言将武王逝世、周公摄政、还政成王繁琐杂乱的史事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还营造出静穆肃庄的王室大事的氛围。总之，《尚书》各篇在记事方面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已具备记事本末的雏形。此外，在史学语言的应用上，《尚书》诸篇也多独具匠心。虽然由于时代悬隔，今天读起来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当时《尚书》却是十分生动的。

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仅见的。

到了公元前722年，中国历史有了更详细、更完备的《春秋》。《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到过“百国春秋”，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www.zuozong.com)

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记载242年的历史。孔子根据他制定的和史官们所共同遵守的史法进行修订，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有褒有贬，从而使“乱臣贼子惧”。

《春秋》书影

《春秋》记载史实非常简单，如鲁惠公死，子隐公未依继承法而被立为国君，《春秋》就只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意思是说崔杼犯了弑君罪。《春秋》之中还有只记标题而无详细内容的地方，有的只记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人讥为“断烂朝报”。相传鲁国的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春秋》书法。

孔子和左丘明已开始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点观察社会。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左传》上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是讲社会变化的。同时，他们还主张“温故而知新”，认为学习历史主要是为了“知新”；“告诸往”是为了“知来者”；另外，他们也主张进步，“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这种进步的史学观点，给后世史学以巨大影响。

自平王东迁后，以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孔子绝口不谈“怪、力、乱、神”，左丘明在《左传》里记载了不少怀疑，否定天道和鬼神的言论，如“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家，如孔子和左丘明等，都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他们使史学初步摆脱了神学，因而使他们在我国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战国期间，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激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系统的编年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又产生了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即是这类性质的著述。

战国时期，人们对史实的考订也开始给予重视，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

我国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代史学的开山，而且注重把史学作为人们的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字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学习的榜样，像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御、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