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说说金石学。所谓金，是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石则指石刻碑碣的研究。我们之前提过的吴大澂就以金石学开创了小学新派。清朝最早关注金石学的是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顾炎武撰有《金石文字记》一书，主张金石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大有裨益。金石学之渊源虽然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但清代顾炎武对它尤为提倡。自此，人们开始依据铭文或碑文勘正典籍讹误，为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翁方纲热衷金石之学，对碑文逐字研究，不肯放过任何一处错误。王昶收集历代碑刻铭文，将其编篡成书。黄易遍访汉代石刻，并作拓本。阮元幕下的朱为弼、赵魏等人致力于编纂铭文。后来又有张廷济、刘喜海、张燕昌、翟云升等人出现。到近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金石之学尤其是铭文研究大有进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之前，青铜器的鉴定尚不发达。乾隆帝时著名的《西清古鉴》一书虽然水准很高，却也难免混淆真伪。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器物辨伪、铭文考证风靡一时。后来又有吴大澂和如今仍然健在的刘心源等人加入其中。我的朋友罗振玉也是金石学的名家之一。端方虽不做学问，却对青铜器兴趣颇浓，有为学者提供研究材料之功。端方是政治家，也很有学问。总之，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下边的倪模、初尚龄、鲍康、李佐贤四人都是古泉学家。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虽与经学研究没有太大关系，但古泉学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在陈介祺时大为盛行。这些人都留下了十分优秀的著作。
此外，金石学近年来又延伸出了许多分支，譬如古印学、玺印学等。玺印学经过演变，又有了封泥学。西方人在信封上封蜡；中国古代则用绳子卷好信，在绳结处用粘土压住盖上印记，称为“封泥”。由于近年来封泥大量出土，封泥研究也盛行起来。中国人起初并不认识这些出土物，后来才知道是封泥。
另外，近年兴起的还有罗振玉等人的殷墟甲骨学。中国古代经常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刻在上面的文字。这是金石学中最古老的东西，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02年我去中国时，还看到了1901年左右发现的甲骨。那些甲骨是在修铁路进行挖掘时发现的。近年来，罗振玉写了很多相关著述。甲骨学几乎成了他的独家学问。金石学延伸至甲骨学，可见其枝叶之广。而这些枝叶在学术上又各有贡献。譬如之前说到的，吴大澂研究金文开创了小学新派；再譬如随着古代器物与甲骨一同出土，礼学研究愈发盛行。总之，即使在今天，中国学问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
以上就是中国汉学的大致情形。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学派，但清朝的学问以汉学为主。整体看来，汉学历经变迁，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国势。这些学问传到日本，在日本更盛行也未可知。一切还不能断言。总之，清朝学问之繁荣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学问真正具备学术性也可谓前所未有。这是了解清朝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用了一天时间来讲。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注释】
[1]《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二十卷，作者和成书年代不详。8世纪末，全卷编纂完成，共收录四千五百余首和歌。—译者注
[2]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今文经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等。—译者注(www.zuozong.com)
[3]日本香川县旧称。—译者注
[4]疑为大西行礼（1870—？），日本政治家、实业家、藏书家，四国财界要员。—译者注
[5]日本一家专卖汉籍的书店，1861年开业，1954年关闭，在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当中颇具影响力。店主田中庆太郎（1880—1951）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广购汉籍，与中国学界联系密切。—译者注
[6]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大臣，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收藏家。著有《陶斋吉金录》等。—译者注
[7]明治中期，岩崎弥之助开始筹建收藏中日古籍的图书馆。1924年，岩崎小弥太继承父亲遗志，建成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藏书共二十万册。十二万册汉文古籍当中，尤以清末学者陆心源的五万册旧藏书有名。—译者注
[8]山井鼎（1690—1728），字君彝，号昆仑，通称善六，日本江户中期儒学家、汉学家，师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从事校勘，留下名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译者注
[9]根本武夷（1699—1764），名逊志，字伯修，号武夷山人，日本江户中期儒学家，师从荻生徂徕学古文辞，亦有志于诗文，曾校定《论语义疏》，著有《镰仓风雅集》等。—译者注
[10]皇侃（488—545），中国南北朝时期梁朝学者。梁武帝年间，任国子助教。他广泛收罗旧注，作有许多义疏，譬如《论语义疏》《礼记义疏》。—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