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列为“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都积极吸收西洋文明，但始终难以将其融入本国学问，进而形成中国人的思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日本广泛吸收西洋文明始于幕府第八代将军时期。与中国一样，日本最先引进的西方文明也是天文历算。之后，西洋学问开始在民间盛行。在中国，数学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更盛行，而在日本则是医学、实验科学更发达。杉田玄白[8]等人的积极倡导为今日盛行的西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先行者多为医生。后来许多医生还搞起了副业，旁及地理学、兵学等。所以，德川幕府末期，医生成为兵学家的事情常有。他们从事的方向甚为广泛，但根本还是医学。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中国，西洋历算、艺术的吸收由君主的个人好恶决定，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需求相去甚远。而在日本，虽然学习西法同样始于历算，但民间学者很快便参与其中，开始从事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医学研究。也就是说，西学是从实用领域传入日本的。可能正是这一点，才使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人的思想。当然，日本不像中国拥有根深蒂固的文明，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但西法采用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其不同结果的一大原因。文明在中国只属于君主、贵族等上层社会。这些人并不看重实验科学这些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无论百姓过着如何贫困生活，贵族阶层都不大可能关注。他们只会习以为常地研究数学这些接近空想的学科。而在日本，学者大多都是穷人。只有兰学[9]算是依靠大名的保护发展起来，贵族才多一些。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不仅不崇尚学问，反而认为做学问是极为烦琐、令人生厌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天文数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经学史学略受影响；而根本的国民文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时至今日，西洋文明在中国依然偏属于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关系不大。而日本对西洋文明的采用始于医学，对人民的根本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西洋之优秀文明使日本文明得以改头换面。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开始讲经学。
【注释】
[1]此处是指皮岛。—译者注
[2]马尔蒂诺·马尔蒂尼（1607—1661），汉名卫匡国，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著作有《论鞑靼之战》《中国历史初编》等。—译者注
[3]基歇尔（1601—1680），德意志耶稣会士，在数学、光学、音乐学、考古学、东方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埃及语言之复原》《地下世界》《中国图说》等。—译者注
[4]即狩野元信（1476—1559），日本室町时代画家，狩野派始祖狩野正信之子，成功将土佐派大和绘的绘画手法融入中国水墨画，奠定了桃山时代狩野派隔扇画的基础画风。代表作有《大德寺大仙院客殿袄绘》《妙心寺灵云院旧方丈袄绘》等。—译者注(www.zuozong.com)
[5]疑是日本实业家、收藏家大原孙三郎（1880—1943）。1930年，大原孙三郎在日本冈山县仓敷市设立大原美术馆。—译者注
[6]司马江汉（1747—1818），日本江户时期画家、学者。早年入铃木春信门下学习浮世绘，后来兴趣转向西洋画，开始创作油画，并成为日本最早的铜版画家。主要著作有《不忍池图》《天体地球图》《江汉西游日记》《西洋画谈》等。—译者注
[7]中川忠顺（1873—1928），日本学者，曾任帝室博物馆（现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主攻东洋美术史，著有《云冈石佛》等。—译者注
[8]杉田玄白（1733—1817），名翼，字子凤，号鷧斋、九幸，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医者。其译著《解体新书》为推动日本医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译者注
[9]江户中期以后，人们统称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洋科学文化的学问为“兰学”。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期间，兰学成为日本了解西方的唯一窗口。—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