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记|清史九讲

到中国。元朝还在蒙古时期，就有旧教的传教士去过蒙古。此外，明朝正德年间，已有传教士不为传教，而为贸易来到广东。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利玛窦来华很有纪念意义。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来华的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刻苦钻研中国学问，费尽心思想要找到中国学问与天主教的契合点。最终，利玛窦等人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争取为信徒。纲目中列出的徐光启就是重要信徒之一。徐光启，今上海人，是中国著名学者。他曾为利玛窦做翻译，钻研各种学问，后加入天主教，并获教名“保罗”。当时，天主教士传教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曾在欧洲旧教学校学习各种学问，掌握了中国人最匮乏的天文、算术等知识。明末历法极其混乱。明朝沿用的是元朝历法。元朝有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叫郭守敬。郭守敬发明的天文观测仪器现今还保存在北京。本来有两件保存下来，前些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件落到法国人手里，一件落到德国人手里。法国拿走的那件后来还回来了，德国拿走的那件却一直没有归还。总之，中国现今保存着这件十分精巧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是个旷世之才，参考西域通行的历法，修订了元朝历法。1684年至1687年，这套历法对日本产生了积极意义。日本的历法十分落后，1684年以前一直使用唐朝历法。虽然日食、月食极不准确，但仍沿用这套历法。晚了四百年之后，元朝历法才于德川时代贞享年间为日本所采用。中国历法在此之后也屡经变化。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天文历算之学，曾召集中亚精通蒙语的人从事天文研究，从而奠定了明朝的历法基础。明朝直到万历年间，沿用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历法。然而，这个时期的历法已经存在很大误差。最直观的就是日食观测。历书上虽写有“今天日食”，当天却没有日食出现，这种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季节不同，常有两至三天的误差，所以日食从未在预测好的时间出现。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这套历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明朝开始考虑改革历法。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正好通晓历法计算。虽然这些可能只是欧洲教会学校教授的一般知识，但由于西方传教士知晓历算方法，传授这些知识便成了他们获取中国人信任的一个手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传播西方历法的主要人物。(www.zuozong.com)

另外，地理学从这时起也取得很大进步。元朝时期，中国对西方地理一无所知。利玛窦来华刚好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后，因此传教士都带着最新的知识而来，掌握着十分精确的地理学。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了《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对东方学术贡献不菲，其中有几张传至日本，不过大多辗转流失，所幸京都大学还有一件保存完好。说几句题外话，这幅世界地图对日本德川时代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都知道，新井白石是德川中期复兴学术的著名学者，博学多识，也很关注时事。新井白石很早就知道利玛窦的这幅世界地图。朝鲜使者来日本时，新井白石负责接待的事情十分有名。某次，在与朝鲜人笔谈时，新井白石提到利玛窦有幅《坤舆万国全图》，朝鲜人闻所未闻，只好含糊作答。前些年我在朝鲜看过一本记有这段笔谈的书。这本书后来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可能在朝鲜总督府上。当时与新井白石进行笔谈的可能是朝鲜使者赵泰亿。赵泰亿的藏品后来被悉数出售，其中也有一些新井白石以及其他日本学者赠予他的诗文。虽然他与新井白石的笔谈全不在了，但谈及《坤舆万国全图》的那页却保存完好。或许朝鲜人也对新井白石的见识感到佩服，才特意取这一页收藏保存吧。新井白石等人之所以能先于日本，甚至东方各国学者关注世界形势，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坤舆万国全图》。如今，朝鲜并入日本，回头再看这份笔谈，也别有一番趣味。

接着我们来看《天学初函》。这本书也与天主教有关。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很有想法，譬如有人想在中国开办欧式大学。有本《西学凡》就介绍了欧洲大学的结构体系，包括理科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宗教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医科大学又教授什么课程，并表达了作者希望开办这样一所大学的愿望。后来明朝灭亡，这些想法未能实现。起初，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很公正。他们认为，天主教拜天与中国祭天是一个意思，天主教就相当于是西方的儒教。很多人也把利玛窦等人当作西儒，即西方的儒士来对待。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去世以后，又有大量传教士纷纷来华。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述。西方天文学渐渐开始批评中国皇家天文台的错误，最终引起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于儒教并无大碍，但与掌管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却有直接利益关系。对他们而言，受到西方历算学家的攻击，意味着自己有失职之嫌。因此，中国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与西方历算学家展开了一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