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清朝政治环境与李鸿章的外交责任

接着我们来讲讲晚清的政治。我们首先来看“纲目”中所列的“汉人的奋起”。由于地方官不负责任，不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时，白莲教起义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是一场借助宗教迷信发

张之洞

起的叛乱，前后持续九年都未能平定。虽然这只是小规模的民间起义，但地方官不负责任，即使派兵讨伐也尽量避免交兵，而是召集当地民众让其出战。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后来，当地百姓意识到不能再指望朝廷派兵平乱，便开始自力更生，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以一己之力平定动乱，保卫家园。咸丰同治时期，长毛作乱，清廷之兵多不能战。真正平定这场叛乱的就是纲目中列出的“曾胡左李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他们率领乡兵义勇奋战，得以平定长毛动乱。当地民众组织义勇兵，起初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最终却在曾国藩等的带领下平定了长毛之乱。此次事件证明乡勇等民间力量除能维持当地秩序以外，平定其他地方动乱也已绰绰有余。这是晚清政治当中，汉人势力得以重新崛起的一大原因。清廷与外国的交往也在这时突然变得异常频繁。道光末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对外交往的序幕就此拉开。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清朝开始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启所谓外交。把外交事务交给北京朝中毫无经验的满人处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如此，便有了这里的“委任外交”—在南京设置“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置“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长年担任北洋大臣，全权负责外交事务，西洋人甚至以为，中国外交均由李鸿章一人掌管，大小事务无须进京和清政府交涉。不过略微通晓中国国情的日本等国，就深谙此中门道。譬如大久保利通公爵^[15]因为台湾之事去中国谈判时，就绕过天津，直接进京，与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进行谈判。此外，虽然外国使者和公使无人谒见过清朝皇帝，但当年的副岛种臣伯爵^[16]却称自己受日本天皇之命远道而来，坚持要求面圣，最终得以谒见清朝皇帝。不过，大多数外国人仍然认为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均由李鸿章一人料理。不仅外国人这么想，中国人自己也这么想。

中国此时的政治情形是，乡勇不仅保卫地方，湖南乡勇、安徽乡勇等还被分配在全国各大要地。起初的地方乡勇经过官吏的整合、编练后，驻守全国各大战略要地。而外交事务则由李鸿章接手处理。如此，清政府义无反顾地把军事、外交等国家大事全部交给汉人办理。不过，义无反顾是假，西太后慈禧这等处事精明之人，必定会对他们严加管束，小心防范。但李鸿章的意见很大程度左右着清政府。虽然李鸿章并非事事能按自己的意愿左右清政府，但他确实能影响朝政。朝廷中汉人的实力日渐显露。

李鸿章(www.zuozong.com)

法军炮轰福州

以上是晚清的政治形势。再到后来，中国先是与法国交战战败，接着又败给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国大乱，清政府终于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此前后，清朝已有人提出改革之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改革呼声愈来愈高。清政府本以为防务已经得到加强，实际交战时却仍旧不堪一击。可见李鸿章效仿国外的那一套并不可靠，清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康有为等人成为这场改革的先锋，开始推进改革事业。可他们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发现，改革这件事太花钱了。尤其像清朝这种以满汉双重体制施政的国家，如果再引入外国的政治制度，就意味着要在原先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外国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既不能废除原有的政治机构，还得重新设立新的办事机构。如此一来，双重政治成了三重政治，花费巨大。1893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大约是七八千万两白银。可到1908年、1909年时，财政支出极度膨胀。如果没有三亿两白银，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中国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大力发展工业和外贸，这些支出或许尚可维持。可清朝只有行政费用不断膨胀，其他方面却未见任何进步。久而久之，财政自然难以为继。

光绪帝

我们再来看“宗室政治和退位”部分。光绪帝和西太后慈禧先后离世。到近来醇亲王载沣掌权时，朝中重臣形势好时尚能做点事情，一见情形不妙就纷纷逃避。这令人大失所望。朝廷根本无人可倚重。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朝廷只好将朝政交由皇族打理。日本的本愿寺^[17]就是这种做法。不过，自家一族执掌政治大都会走向灭亡。清朝政治成为家族政治，其所有事情都由皇族打理，所有责任也由皇族承担。大动乱爆发时，清朝皇族便像平家^[18]一样走向衰亡。持续二百几十年的清朝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晚清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