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章的风格也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最早出现的是所谓遗民文章，指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前明遗民所写的文章。他们是学者，又是反清复明的鼓吹者。在反清复明无望、清政府两面文化政策之下，他们只得潜心学术，研究古今政治得失，探源学术，辨证典章，因而作品多为政论和学术文章。文章真正能够代表清代前期特点的是所谓“清初三家”，即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他们的创作成就其实不高，但是其风格“接迹唐宋载道之文的传统”，适应了统治者崇儒佑文的政治需要，因而得到肯定。但是“清初三家”的文风则代表了从明末向清代转变的方向，也应该重视。
清代初中期文章以桐城派最具代表性。所谓桐城派，指的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领袖的清代主流古文流派。这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氏，因此以“桐城派”命名。桐城派早期“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做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古文理论”。[10]这一主张迎合了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因而受到官方的肯定。方苞之后，刘大櫆继承其衣钵并有新的发展，而到姚鼐，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姚鼐认为，义理、考证、文章是学问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必须兼备；他还认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面四个方面是“文之精”，后四者为“文之粗”，要求“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11]他还将文风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类，认为阳刚与阴柔因配合的差异而产生各种变化，产生不同效果，这方面论述对后人影响很大。姚鼐善于组织，他主讲书院凡四十年，门下弟子甚多。由于他的努力，桐城派势力大张，以后又有其门下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继承统绪，发扬光大，所以在整个清代的影响无可比拟。这既和统治者的推崇提倡有关，也与其作文有一定的规范的“熟套”[12]易于掌握有关。
晚于桐城派而起的阳湖文派，以张惠言、恽敬为领袖，不少人也是常州词派中人物，这些都与桐城派有明显不同。(www.zuozong.com)
清后期的散文，文学史家认为“主要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13]曾国藩并不讳言与桐城派的关系，他承认“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4]他企图通过继承姚鼐等人的桐城派思想来稳定、重构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社会现实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适应性的举措来修正姚鼐某些提法。比如，在“义理、考证、文章”三要素中加上“经济”（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以弥补桐城派空疏之偏颇，显示重视文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要求文章经邦济世。他还把姚鼐关于文章艺术方面的 “阳刚、阴柔”之说扩充为雄、直、怪、丽之美与茹、远、洁、适之美。曾国藩还主张文骈并用，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并在自己写作中加以贯彻。讲究文章的艺术美也是曾国藩散文理论的创新之处。
清末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体式。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干将，变法前后，他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时务报》主笔，发表大量鼓吹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流亡日本后又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政论，宣传变法，介绍西方制度与学术文化。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大气磅礴、观点表达淋漓尽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与当时的维新运动形势要求相适应的、适宜于报章刊载的接近于白话语体的文章体式，开了一个时代的文章新风尚，其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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