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权巩固时期：明末清初三大儒对理学的质疑

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为清政权巩固时期。对于统治者而言在思想文化方面，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康熙皇帝采取尊崇理学、崇拜孔子、祭祀明皇陵来证明其文化合法性，雍正则是采取驳斥“华夷之辨”来证明清王朝统治的文化合法性。雍正在他那本颁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中，针对当时遗民知识精英们以“华夷之辨”来否定清朝统治的文化合法性说：

自古帝王之游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惜锡有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唯有德者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之人而有所区别乎？”“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雍正还以中国历朝与清朝相比较，说历朝并未使中国领土有多少扩展，而“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尚得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应该说，雍正这番以儒家正统经典为依据的论述，尽管对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坚决反清者未必能够起到使之幡然悔悟的作用，但是这种合法性论述在一般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那里，还是能够激起相当共鸣的。

前明遗留下来的知识精英分子由于传统思想文化理念的要求，很自然地与清王朝保持着一种思想文化对立的姿态。对于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提供思想资源的程朱理学，他们也采取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本来，程朱理学以及始于宋代、盛于明代的八股取士，其弊病已经被敏锐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加上明清鼎革、“天崩地解”之际，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反思的目光投向了程朱理学以及八股文。江山易代带给知识分子从未经历过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心理震撼，使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空前剧烈的震动。现实问题迫使他们将王朝更迭、异族统治等大命题纳入视线范围内，他们开始反省前代学术。当时的遗民知识分子普遍把明亡的原因归于宋明以来的理学的空疏无用和理学家的清谈误国，宋明理学文化霸权的地位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宋学的学术理念及其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后果遭到严厉批评。在这种思潮下，一批杰出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抒发深刻而新颖的政治、哲学观点，努力为汉民族政治统治和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出路。他们治学规模宏伟博大，笔锋犀利，激情奔放，同归而殊途，各展其专长，彼此影响，相互推动，以其新思潮、新学风谱写了我国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即是其中代表人物，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是学术史专著的创举。《明儒学案》总结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巨大而较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认真研究了中国君民关系的演变状况，提出古之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但是后来的君主渐次堕落，“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今之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我一人之淫乐”，由此得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2]这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一族一姓天下之得失，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制度了。(www.zuozong.com)

顾炎武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了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顾炎武讲求“经世致用”，治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反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内容决定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是广泛地搜集史事，进行地理形势、风俗、物产的实地考察，以研究古今的变革，找出“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办法。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有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但他的《日知录》所开创的治学方法，也为之后乾嘉学派所继承，发展为“寻章摘句”的烦琐考据学问，这是顾炎武未能预料到的。

王夫之身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这促使他十分关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具有革新色彩。王夫之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企图从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找复兴民族之道路的政治动力。他不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对统治中国长达五百余年、已成为社会发展桎梏的唯心主义理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创新和求实精神，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 “别开生面”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体系。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和进步的历史观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丰碑。谭嗣同曾评价道，“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在以上几位杰出思想家的带动和影响下，清初的学术研究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形成以求实切理为旗帜，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