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化与中外友好交往及经济贸易

明朝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蒙元上层统治阶层本来就是依靠民族特权来维系其统治的，民族矛盾本来就比较尖锐。元朝统治者把人民分成四等：蒙古人为“国人”被视为“自家骨肉”，是第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指的是畏兀尔（今维吾尔）、回回、钦察、党项、吐蕃等各色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的是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人以及较早征服的四川、云南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的是南宋遗民，被贬为“蛮子”。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待遇迥然不同，使人们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元朝后期，吏治极其腐败。元朝的吏治问题是历朝历代中比较突出的，是其灭亡的重要诱因。蒙元贵族享有各种特权，骄横跋扈，擅权不法，穷奢极欲，依附于他们的各族上层人物、各级官吏也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者把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不满、仇恨和不堪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愤怒情绪集中凝聚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元朝由此灭亡。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对于贪官污吏大开杀戒，毫不手软。朱元璋还采取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取消相权；对于功臣和文士也屡兴大狱如胡惟庸案、蓝玉案、苏州知府魏观案，牵连到的著名文人高启被腰斩。这些举措既成功地解除了相权、将权对于皇权的威胁，也通过文字狱钳制文人之口，控制了舆论，有利于皇权的统治。

通过学校、科目（科举）、荐举和铨选等多种渠道选拔官吏是明朝初年的重要举措，目的是满足其统治对于官吏的需要。但很快就被科举所取代，科举逐步成为明朝政府选择官员的主渠道。明代大批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加上取得生员、监生、举人身份的待入仕者，就形成了一个享有一定经济政治特权的士绅阶层。士绅既是官吏队伍的后备军，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他们与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政权机构既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也有着与朝廷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诉求。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学校的兴盛。明代是一个崇儒的时代，学校兴盛本质上就是儒学的兴盛，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思想。

明朝政治也经历过许多重大变故。比如，燕王朱棣夺位、宦官专权、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梃击案、红丸案、奸佞擅权和明末党争，还有张居正的改革、“南倭北虏”等，都是对明朝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应该理出一个线索。尤其是张居正改革和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党争，应予重视。

明朝的中外关系应该关注。郑和七下西洋，历经亚非数十国家，东南亚几个国家国王都曾来中国访问，满剌加先后三个国王五次来中国访问，这是超迈前代的重大事件。但是没有发生掠夺性战争，不为攻城略地，不是为了发现和抢占新大陆，而是为了友好交往，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突出表现。郑和七下西洋是在宋元以来数百年间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实现的，比欧洲大航海早了半个多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促进了明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是东方文化主动向西探索的重大实践，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东南亚一带还留有不少郑和遗迹，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还有三宝庙，终年香火不绝。现在西方有人写书说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虽然还需考证，但也可备一说。

明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比较紧密的经济贸易往来。其中，朝鲜与中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经济贸易不断，政治、军事、文化关系也非常紧密。日本是朱元璋确定的15个“不征之国”之一，也有着经济贸易的联系，两国互有使臣往来，日本还向明朝派出了留学生。明朝初年的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与明朝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永乐年间，明朝使臣陈诚还写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记述了出使经历，介绍了西域和中亚国家风情。

明朝与欧洲的关系有几个大事件需要重视，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由海路来到中国，这是继欧洲大航海发现新大陆之后，这几个国家向东方的扩张与殖民出现的新情况。先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臣皮雷斯来到广州，之后更多的葡萄牙人来到广东、福建沿海，侵占了沿海一些岛屿。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又以欺骗与贿赂手段侵占澳门，一直占领了几百年，到1999年才归还中国政府。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来到亚洲，占据台湾北部，开始与明朝贸易。继后是荷兰人试图经澳门登陆，未果后北上沿海骚扰福建沿海，后逐出西班牙人，独占台湾。一直到明末清初，郑成功渡海作战，才从荷兰人手中收回台湾。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舰船闯入虎门，与明朝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真正在明朝站住脚的西方人士是意大利人、天主教士利玛窦。在他之前，有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是天主教的重要人物，他于1551年12月抵广东上川岛，也就是现在的江门市属的台山市的上川岛，那里的几个村居民至今还信奉着天主教；但是因为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未能上岸。利玛窦本人具有比较深厚的神学修养和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了在明朝站住脚，利玛窦改换衣冠，改用容易为国人所接受的名字“利西泰”，且“尽通经史之学”。以此为基础，接触一大批朝野名流，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士大夫，还发展他们为教徒。得到他们的帮助，进入明朝就相对容易了。他深知，传教“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即用科学技术来征服人心，获取认同。他从欧洲带来了三棱镜、自鸣钟、世界地图以及钢琴，他的《坤舆万国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世界的全貌，实际上引导了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据统计，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类著作7000余部。他们携带的科学技术书籍经过徐光启、李之藻翻译印行后，对中国人科学观念的建立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李之藻、徐光启帮助翻译了《几何原本》《圜容教义》等。明末崇祯年间，教士龙华民、汤若望等还参与制定了《崇祯历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经传教士之手，中国文化传向了欧洲。如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即由传教士译为欧洲文字，开始在西方传播，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科举制度对于英国等国家的文官制度的建立，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明朝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明朝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学。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程朱理学登峰造极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程朱理学也有个发展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明朝前期，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出题，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的注释为答案标准。明成祖朱棣时期，推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为范本，汇集了程朱理学朱家之说，可谓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汇集的目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颁行全国各府州县的教学机构，作为范本标准。于是全国上下形成士子非程朱理学之书不读之风气。程朱理学由此成为官方认可并全力推行的官学，成为统治阶级全力推行的统治思想。

但是不同的认识却从理学内部产生，这就是广东新会陈献章（白沙）的出现。陈白沙崇尚自然，主张“静中养出端倪”来，强调人的自悟感悟、自我认知及主观能动性，不拘束于外在的教条，也就是不拘泥于程朱理学先贤的具体文句的要求。这种强调重视内心感悟的主张的本质是对于明朝初年把程朱理学作为教条的一种矫正，客观上起到了把人的思想从原有文本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陈献章的主张向来被视为明初由程朱理学转向王学的过渡阶段，他也被视为这个转变中承前启后的人物。陈献章是自唐朝惠能、张九龄，宋朝余靖之后，广东出现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在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www.zuozong.com)

明朝中后期，程朱理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但是以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却在年轻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学的主要观点继承了宋代学者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强调人的内心包罗万物的观点。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著名观点；正德十五年（1520年），他又提出“致良知”的主张，认为良知是认识的根源，也是是非的判断标准。王学的主张与官方的主张是有区别的，但是由于其“中兴之臣”的身份带来的巨大社会声望，使他的主张得以广泛传播，形成颇有声势的显学。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孔庙，王学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王守仁的门人众多，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和“泰州王门”。可见，其影响的巨大和广泛。其中，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强调圣人之道应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表现了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主张。王艮的后继者中出了一批思想的叛逆者，如江西的何心隐、福建晋江的李贽，他们由承认“人欲”进而抨击儒家经典，这就触动了明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的根基，而终于受到无情的镇压和打击。

晚明的思想界也不平静，主要是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对于阳明心学后期空谈心性的弊端的矫正，他们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强调“经世致用”的潮流也逐渐形成。明朝思想史上还有一件大事，这就是朱舜水东渡日本传播王阳明心学产生巨大影响。王学在朝鲜也有传播。

总的说，明朝是一个宗教发展比较和谐的时期。皇家比较推崇佛教，明朝皇帝除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外，都是尊信佛教的，正德皇帝还尊信藏传佛教。明朝的一些宫廷里对于道教也还是尊敬的，每到年节时期，向上天敬献青词，一些大臣还靠写好青词来讨好皇上与后宫，比如徐阶、严嵩等。张居正的青词也写得好。可见，道教在皇家和朝廷中也有一定地位。实际上，明朝是以儒、释、道三家杂糅以治国理政，从而也催生了“三教合一”的思潮。

明朝的文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个性解放之社会思潮。诗歌创作方面，远逊于唐宋，但是其发展线索也比较清晰。这就是明初洪武年间以刘基、宋濂等由元入明的诗人以及永乐年后“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人。明初还有高启为代表的吴中诗人，诗风与正统创作大不相同。宋濂和“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人等人的创作，是正宗道统文学的代表。明中期有前后七子、吴中四才子和唐宋派归有光、唐顺之的创作；晚明有后来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评为明代第一诗人的徐渭，再就是晚明的公安派三袁的创作。

明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当推小说和戏曲。小说方面有《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其中，《金瓶梅词话》为清代《红楼梦》的创作提供重要经验和借鉴。这些作品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中有闲阶级的产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同时也以各自的鲜明的特色开创了小说领域的新局面。

戏曲是明代文学中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方面。南戏的繁荣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明代，中国戏曲进入了以传奇为主的新时代。原属民间的宋元南戏发展到明代，经大量文人的参与创作，其剧本被称为传奇。文人参与戏曲创作以及大量适合市民口味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与拟话本小说走红市场，表明雅俗两种美学观念在明代文学中的融合。而传奇创作的繁荣，则标志着中国戏曲文学在明代迎来了第二个高峰。盛兴于明代前中期的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方“四大声腔”，纷纷上演传奇剧本，尤其是嘉靖年后，经由魏良辅的改革，由昆山腔发展而成的昆曲艺术，在戏曲舞台上渐渐压倒其他三种声腔，并于万历年间进入北京宫廷。自明代嘉靖后期至清代乾隆中后期，昆山腔雄居中国剧坛200多年，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剧与国乐，被称为“百戏之师”“百戏之祖”，对后世的中国戏曲、声乐、舞台表演艺术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明代，杂剧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徐渭《四声猿》等一批优秀作品，并出现了“杂剧南化”的新现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其中的《还魂记》又称为《牡丹亭》，被视为世界文学园中的瑰宝。

明朝的书画艺术也取得可观成就。主要是吴门画派中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祝允明等四位籍贯苏州的书画家的成就很高；山阴人徐渭的画作精绝一时；董其昌的书画另成风格，蔚然大家。

文化事业方面，明朝的《永乐大典》的编撰不可不提。这是政府以前所未有之力度，成前所未有之事业，保存了诸多散佚书籍，其保存文化之功，应该高度肯定。明朝朝野都很重视图书的刻印，在朝廷是政教之发达的必然；民间虽也有致力于文化积累之人，但总的说来，商贾谋利导致刻书繁荣也是重要原因。这一时期产生了有代表性的民间图书收藏机构，如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毛氏汲古阁等。这些民间藏书者，有的既藏书又刻书，客观上具有保存和传播文化之功。

科学技术方面，明朝在前代基础上也有进一步发展。这既是源于几千年来的积累，也因为西学的刺激、启迪与借鉴。明朝在数学、地理学和农业、手工制作、印刷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例如，徐光启《农政全书》是我国农业科技史上一部完备的总结性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科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朱载堉的《乐律全书》是一部开创性的、重要的音律学著作，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不朽的地理学名著。此外，明朝的长城建设、城市营建等都取得非常重大的成就，在建筑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