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与宋、辽、西夏、金的文化探析

关于五代十国与宋、辽、西夏、金时期的文化发展问题，我们的大纲采用的是北宋、南宋作为纲目。现在考虑，我们要体现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性、文化构成的多元与交融的特点，确实可以在纲目上也加以提示，那时是几个政权相互对立存在的，可以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现在的历史学著作都已经承认两宋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全国统一的政权，我们更没必要去突出两宋作为国家大一统政权的正当性。从历史事实上看，当时确实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历史和文化商业各自具有特点，可以而且也应该客观地予以反映。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纵向上看，五代是一个具有前后承继关系的五个统治短暂的王朝，每个朝代都不超过20年。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建立的异姓王朝，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代立国较短，战乱频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建树不多。十国是割据政权，包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荆南）、南汉及北汉，大体可以说与五代在时间上平行存在，灭亡时间比五代稍晚，多是北宋建立后几年内亡国的。十国除北汉外，均处于南方，国内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达，有的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的皇帝本人就是诗人词人，如南唐李璟、李煜父子，喜书画，好文艺，文化素养高，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李煜。它们的灭国基本上未经过大规模战争，所有典籍保存较好，人才聚集也多，尤其是居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南唐与吴越，也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江西一带，文化较为发达，典籍保存较好。其实，在今天的四川地区的前后蜀区域，也是经济文化发展较好，集聚了一批文化人，也有《花间词》为代表的作品集。这些方面的情况为北宋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准备了较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这一个认识也要明确表达出来。

北宋的政治，我认为重点要考虑的是宋初的以文治国，仁宗时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改革，其中重要内容是兴办教育，重视教育的作用。北宋皇帝们崇文重儒，推行以文治国，尊重文化、尊重文人，也就是比较尊重知识，重视文化设施的建设。北宋每灭掉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收书，把这个国家所有的书籍全部收归国有，集中到东京汴梁，充实国家设立的崇文馆和史馆。这方面的事情，南宋年间江少虞编的《事实类苑》、明代的谢肇淛的《五杂俎》中都有很多记载，也很详细，可以参考。

“庆历新政”的措施也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一系列新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学校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兴学的目的在于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但是时间不长即被终止，然后是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是当时名望极高的宰相，加上王安石改革的魄力大，而且当时北宋的内政、军事诸多方面积弊甚多，因此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成效显著。其间几经曲折，王安石下台，新的以改革起家的人借改革之名义谋私、排斥异己，新政变了味，政局变化、混乱，又有洛学、蜀学、朔学之争肇其端，发展为后来无原则的新旧党争，导致政事大坏。这是北宋灭亡的一个原因，但后人将其完全归咎于王安石也是不公平的。

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可以分地域来看。北宋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儒治国、以文治国。宋太祖制订了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就是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一大批出身寒门的下层知识精英进入政权并为之服务，这是比唐代更加开明的政治措施。这样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在思想上，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借助政权的力量深入开展，因为他是主考官，深得皇帝的信任，且北宋开国皇帝们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之乎者也之类的深奥文言不懂。当事人记载说，赵匡胤问赵普，“神武之门”中的之有何意义？赵普说是“语助”。赵匡胤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可见，宋朝开国皇帝对于那种文风的不满。皇帝对于奏折中那些骈文、生僻的文字弄不懂，听不明白，也需要文字清通。北宋的统治者总体上是开明的，具有比较博大的文化胸怀。其实，并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才有所谓的文化情怀、包容心态，北宋的历朝皇帝们是个好例子。

北宋文化有几个突出的、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最为突出的是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最终占据官方提倡、支持的主导地位。但是要注意，北宋古文运动所提倡的古文，是反对那种怪癖的文风，不要使人理解为古文运动就是提倡先秦、两汉的文字文风，恰恰相反，欧阳修既反对藻饰过度的四六文风，也反对那时一些人的过度复古的文风。我们常讲的唐宋八大家，北宋产生六家，这六家是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但是追根溯源，都出于晏殊门下，欧阳修的座主是晏殊，三苏中的大小苏的座主是欧阳修，苏洵是经欧阳修推荐而由朝廷授予官职并产生影响的。王安石、曾巩也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当然，四川人说，唐宋八大家中，三苏出生于四川，他们的老师欧阳修也出生于绵阳，所以四川人也感到光荣。这种以抚州、庐陵文化为底色的北宋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总结。而自唐代韩愈、柳宗元开端的古文运动只有到这个时期才真正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儒学也由此更加稳固地成为皇帝的统治思想。古文运动与儒学思想占据人们思想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一回事情。文是为“儒道”服务的，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或者是文章写作方式、手段的改变。某种意义上讲，“文”是表，“道”是里，古文运动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古文实际上是统治思想的最为恰当的表达方式，也是北宋皇帝推行主流思想意识的产物。当然，其文学价值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地位是不能低估的。

下面说宋诗。历史上许多人对宋诗的评价不太高，主要是认为宋诗以理为诗、以文为诗，不如唐诗那么含蓄、那么有艺术性，也缺乏唐诗尤其是盛唐时期那种雄浑大气。但是宋诗也是另成一家，开了一代诗风，虽非唐风，亦有宋韵，从风格上讲是自成一派。论者喜唐，又何必贬宋？

宋初诗风承接晚唐，以王禹偁等为代表，又有杨亿、钱惟演、刘筠等的《西昆酬唱集》——一批官僚在任试官时的酬唱之作。那时科举考试，考官们是不许回家的，就是防止走漏风声，防止泄密而采取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锁厅试。人关在这里不许出去，怎么办呢？文人官僚就以作诗酬唱作为消遣，成果就是这本书。后人认为这个诗集中的东西，远离生活实际，不关心民间疾苦，表现的是金堂玉马的生活，充满台阁气息，因此评价不高。但那种环境下写出来的东西，想要他们有生活气息，关心民间疾苦，做得到吗？要说生活，这个诗集反映的倒真正是他们考官的生活。

《西昆酬唱集》在诗歌的艺术表达上，还是比较圆熟的，加上这些作者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力大，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真正改变宋代诗风的，还是推动古文运动的那些人，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以及后来出自于欧门的三苏父子、王安石等人。尤其是与苏轼亦师亦友的黄庭坚高举杜甫、韩愈的旗帜，追求一种新的风格，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本质上是一种以学唐为号召、在诗歌艺术上有突出创新的运动，产生的影响巨大，形成了宋诗中一个极其突出的诗歌流派。南宋则有杨万里、陆游、文天祥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歌流派，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被人普遍认为可以与唐诗媲美的一个艺术高峰。宋词承接南唐二主词和《花间词》传统而来。可以说宋词是晏殊开其端，欧阳修、苏轼、晏几道、柳永、秦观、黄庭坚继承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有水井处就有柳词”，可见柳永词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样欧词、苏词在官、民和士人中间也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也开启两个词的流派——以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等为代表的婉约派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派。这两个流派在南宋也有新的发展变化。南宋的爱国词走的是苏词豪放一路。此外，宋代的传奇小说，还有就是在民间流传的杂剧、南戏、瓦子或称瓦舍的说书，都有发展。

宋代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皇帝与朝廷都重视文教，因此对于书院很支持。皇帝经常召见一些对兴办书院有贡献、有影响的人士。在《全宋诗》各卷中都可见到皇帝和朝中大臣送别一些书院人物的诗歌，就是这种现象的记录。与之相关的是朝野上下对于书法的爱好与热情。宋太宗以后几代皇帝都希望写“飞白书”作为赐予臣下的礼物，在逢年过节时分赐。主要是开国二帝之后，皇室重视教育，继任的皇帝们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才能在文化上玩出一些新的花样来。这种风气影响社会，欧阳修、苏舜钦、苏东坡、米芾、黄庭坚、蔡襄等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皇帝中宋徽宗具有丰富广阔的文化情怀，其创造的瘦金体书法也影响极大。北宋的雕塑、绘画也有很多的发展，成就很高，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绘画艺术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力都有很大开拓。

这个阶段的学术思想，宋学影响巨大。从宋初三先生到仁宗年间范成大、欧阳修所阐发的融佛学、道学为一体，继承韩愈儒学思想的儒学新学派形成。王安石的新学派是北宋影响最大的学派，时间达六十年之久。王学的主要观点是与现实结合阐发儒家易学中变化的观点，在政治上就是为王安石变法做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所谓“三不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三不足”其实并不是王安石的原话，是司马光给他概括出来的。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就给他加上这样的罪名。因为儒家经典《论语·季氏》中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司马光把“三不足”加在王安石头上，为的是突出王安石的罪名——非圣非君。“三不足”的具体内容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司马光等人看来，奉行“三不足”的王安石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但王安石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向神宗皇帝解释说：“古人以为，天灾地震之类，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臣不以为然。臣以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日食月蚀，都是自然现象，和皇帝的行为无关……但是，流俗之言不足惧，却是不易之理。做大事者，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坚持己见，等事情做过了，成败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什么人的话都听，左右动摇，永无成功那一天。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 40 年，也屡次修订成法，何况陛下这样的大有作为之君呢？”由此得到神宗的理解与支持。司马光与之对立，强调的是稳、稳定，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易，成为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司马光重视史学，编撰了《资治通鉴》，其贡献也是很大的。北宋还有濂学、洛学、关学、蜀学、朔学之间的论争。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发展，也与诸多政治事件相关，应该予以注意。理学形成于北宋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濂学周敦颐、洛学的二程和张载、邵雍。

五代和宋代是史学发展的很重要时期，也称鼎盛时期。五代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后晋的《旧唐书》。史学到北宋就有了更大发展。欧阳修、宋祁等奉旨编撰《新唐书》，欧阳修又私撰了《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的编年性质的史学著作编撰的先河。此外，还有地方志的编撰、私家著史、著书，大量笔记体著述产生，成为风气。这一时期金石学也有发展。

在文化积累上，北宋非常积极。宋平南唐、后蜀，就收罗了大量的图书并北运至汴京，充实皇家图书。宋初三部大书出版，对保存前人典籍贡献很大。保存典籍就是保存文化。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还有《武经七书》《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对于强化、巩固以皇帝以文治国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军事学理论的总结上，北宋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北宋中期编成出版的《武经总要》等。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金石录》，都是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医学上的《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编辑出版，无论是在保存古方还是惠及生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历来人们视北宋为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就根源于此。(www.zuozong.com)

在科学技术上应该注意几点。毕昇完善了印刷术，发明了活字印刷，这对于文化的传播、保存，有很重要的意义。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的大规模使用，表明此时人们对于先前发明成果的应用十分熟练。数学方面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天文学方面的六次恒星观察，都值得一记。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也是当时科学技术的总结，等等。

“靖康之变”改变了历史的格局。南渡后政治上比较软弱，朝政基本上在和、战的争论中进行，有时进行轮替，但以偏安求和为主轴。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南宋文化具有了特殊的色彩。在文化上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文学中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表达更为充分。爱国诗词的分量大，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辛弃疾、刘克庄、张孝祥、陆游等的爱国诗词。当然，这是继承苏东坡词的特点而发展的。此外，婉约词继续发展，代表人物是李清照、姜夔、周邦彦等。

这个时期的辽、金等国，上层人士雅好汉文化，如辽太子耶律倍、辽兴宗等都能写汉诗。懿德皇后萧观音，也就是因为喜好汉文化而被诬杀的。王鼎在《焚椒录序》里为其鸣冤，说：“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也。”萧观音有《回心院》十首。萧观音这个冤案既说明了契丹族上层对于汉文化接受的程度已经很深，也从某种意义上看出，这种融合也是伴随着激烈的斗争的，有时还是很血腥的。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被后来的耶律楚材激赏。确实，这诗不仅写得好，还很明显地在诗里融合了老庄和佛家的思想，也大量使用了诸子著作中的典故。

金代的汉文化交融的现象更为显著。金朝建立后起用一批汉人为官。这当然是统治半个中国、广大汉族居住区域的需要，也体现出金代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制度的高度认同。金代的文人的创作和文学思想，应该注意的有王若虚、元好问和董解元。王若虚有《滹南遗老集》、元好问有《遗山集》、董解元有《西厢记诸宫调》，他们的诗论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尤其是元好问的佳作很多。金代也有一批民族诗人，表明金代上层对汉文化的接纳。当然，金人也吸收了辽文化的一些特点，这就使金代即使是汉族人士创作的作品也展现出与宋人不同的风格特点。

思想方面就是理学的强化。张拭、杨万里、杨时等也有贡献，尤其是朱熹出现，集理学之大成。理学在南宋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与北宋、南宋相对立或者大致同时存在的政权主要有辽国、西夏和金国，此外还有吐蕃、回鹘和大理。它们都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政权在建立和治理过程中，注意吸收各民族政治文化。比如，辽在治理内政时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建立北面官和南面官制度，就是对于本族和汉族等实行分别治理，对于本族和汉人与渤海人分别设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基本适合当时辽国的国情，既是稳定政局、治理民众的需要，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文化上也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这种交融也促进了这些民族政权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同时辽和金的最高统治者也仿宋朝制度，称皇帝，建立一整套行政体系。西夏政权先后接受唐朝和宋朝的赐姓，即唐朝时赐姓为李，宋朝时赐姓为赵，没有血缘关系，就采用赐姓的办法表示是一家人。西夏模仿汉字创造“蕃书”，也就是西夏文，说明了西夏党项族文化方面的进步。

吐蕃早前与宋保持较好关系，接受宋朝册封。一直到以青唐城为中心的吐蕃政权建立后，也保持较好关系，但是后期却关系紧张。回鹘等一直自认为属于中原王朝。回鹘其实是几个政权的合称，细分有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于阗回鹘、龟兹回鹘和喀喇汗国。其中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同时与辽和宋保持友好关系。其他回鹘也与宋保持密切联系。回鹘所居河西之地，就是现在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东西方的联系与交往中，回鹘不仅在中外交流中发挥作用，其自身也得到了益处，获得长足发展。

唐朝时期在西南有南诏政权，宋代在这个区域则有大理政权且存在时间比较长久。这是一个白族人联合彝族人组成的政权，受宋册封为大理国王。与宋展开密切联系，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深。

与北宋对峙的政权，先有西夏和辽国，后西夏与金联合灭辽国，又与金国形成对峙。到南宋后期，西夏又与蒙元联合灭了金国，后自己也被蒙元所灭。

在以上几个政权中，金国与汉文化的融合是比较明显的。金国皇帝自金太宗开始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到金熙宗加快改制步伐，全面采取汉式官制，就是所谓“天眷新制”，推行文治，尊儒崇孔，尤其崇信苏东坡父子的“三苏之学”，虽自创有女真文字，但是朝野对于汉字的使用则更加普遍，可见对于汉文化的吸纳。

在整个从五代到南宋灭亡这个历史时期，宗教也得到了发展。各国统治者都信佛教，但也注意采取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既信佛也信道和儒家。北宋宫廷中那些大臣每到节日，都要替后宫写“青词”，就是崇道的典型表现。宋真宗欲去泰山封禅，也要伪造天书，欺骗大臣，都是崇道的表现。西夏、金国、辽国的宗教状况也大致如此。但是，这一时期主要的还是崇佛为主，佛教势力大增。

总的说，在这个时期，各国文化是相互交融的，在各国内部也有着一种多民族、多部落的交融，但主要是中华文化辐射周边东亚各国。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与西方各国也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