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以后，随着政府的行政管理的衰落，哥老会随之向居民区的街坊上推进，居民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向它打开了。成都的精英阶层被撕裂开来，被军阀的优先取势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以新的方式进行了重组。那些曾经集结在周善培周围的改革群体在清朝灭亡之后并没有完全瓦解，但是它分裂成了一些带有不同的政治优势的不同的团体。那些设法在城市事务上获得了重大权力的都是在文化上，常常也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士。成都的确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包括吴虞和巴金，但是与上海或是北京相比，成都的气氛往往使激进派感到窒息。吴虞和巴金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吴虞每天靠与他在华东地区的熟人和相知通信消磨时日。他在日记中抱怨他在这座城市中的苦闷；而巴金就像他的小说《家》中的主人公一样，尚在青春年少时便逃到了上海。〔89〕
民国早期，成都的一些活动家，例如杨维，认为“共和”的中心观念就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主义，但是成都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的。《市民公报》曾经在它的幽默栏登载一个故事，说的是1912年一名学生去见县长，呈递一份请愿书。面见时，称呼县长为“先生”，而不是“大人”。县长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大叫说他绝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称呼，说是这种称呼过去是指算命人的。〔90〕当北京的司法部否决了一份当地的判决时，成都人都“震惊”了。原来这个判决是对一个杀死其父的男子的终身监禁的处罚，它指出这个人有精神病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不能对杀父一事负责任——杀父的罪名在新的法律法规里被叫作“杀人”〔91〕。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成都最为著名的，对于旧思想的挑战是吴虞对他父亲的抨击，指责他父亲将家庭的财产滥用在一个小妾身上。〔92〕虽然吴虞在这场与他父亲的争执中赢得了一切法律的裁决，但是他却遭到了许多人的背弃，因为他们认为他公开批评他父亲的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无耻的。吴虞对于受到这种对待很是愤怒。而成都的精英人士之所以这样对待他，是因为他对儒家文化的激烈批判。这些批判是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几篇著名的文章中明确表达过的。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在成都成为受欢迎的人物，只除了在相对较小的激进青年的圈子中。但是他还是在一个相对较大一些的文人群体中交下了许多朋友，相比他的对传统道德和儒家学说的观点，他们更加欣赏的是他的诗作。〔93〕
1920年代早期，那时一些不是那么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军阀占领了成都，政治上的激进派，例如吴玉章就获得了在城市政治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机会，但是他们对地方上的事务不太感兴趣。吴玉章将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组织四川自治的运动，以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同盟。他希望借此来推翻盘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虽然他在1921年和1922年也曾通过公开演讲和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向成都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甚少有迹象表明成都有任何人曾经因为他的这些举动而受到了激励去参加政治活动。〔94〕
成都的精英群体除了缺乏一个共同的、能够激发人兴趣的政治议事日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变得日渐衰弱，发生了分裂。军阀的压制和经济问题上的棘手有效地分裂了这个社群。政府的共和体制最初还允许自由成立政治党派。1912年有几个政党迅速地在成都成立，这招来了保守主义者例如徐子休之类的人的厌恶。在他们看来，“党”这个字在中文里就是指用魔法招来小派别活动的偶像，以谋求一己之私利（结党营私）。另有一些成都精英人士，例如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张澜，却投身到政党的政治活动中。这些政党在1914年遭到了严厉地打击，因为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四川的督军胡景伊公开辞去了他在另一个政党的党员身份。1917—1935年，大多数四川的军阀都尽其所能地阻止华东地区的政党，例如像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在四川建立基地。〔95〕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都建立了自己个人的类似政党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都模仿哥老会传统的组织形式以及意识形态。〔96〕
随着正规的政党被解散，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军队司令的手中，想要在成都留下来的活动家们处于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服务于军阀们。那些受过军事训练或是警察训练的人，例如，杨维，他们自己也成了军队的司令员，虽然到了1920年代，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退休在成都去过闲适的生活去了。然后，正如杨维的经历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都致力于研修佛教和道教的经文，使得佛教和道教小小地火了一把。〔97〕对于那些渴望去干行政管理工作，或是去当这方面的职业专家的人来说，1911—1937年的日子很是不好过。非四川籍人士于1911年末大量而迅速地离去以及一个完全新型的省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导致了争抢工作和成都精英人士在政治任命过程中激发的玩世不恭，这两种现象同时产生。吴虞的日记里充满了民国早期对省政府里人事变动的观察，以及对他自己和他朋友以及亲戚的前程的评估。政治任命成了一个摆脱不了的魔咒。〔98〕吴虞自己，最终从找工作的竞争中抽身出来，转而去从事教书和写作，以补充他的土地收入来源之不足。
教育是成都精英人士的传统职业，然而，它也感受到了军阀操控和财政紧张的影响。从郭沫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在新政时期建立的市立学校，怎样在1912年由于混乱而掏空了。最有造诣、最有雄心壮志的教师抛弃了他们的课堂，全身心地投入对政治官职的疯狂竞争。〔99〕整个民国时期，大多数学校极端缺乏资金，发不出工资，结果导致教师们常常为了勉强把日子过下去，被迫身兼两职或更多的工作，使得他们无法对当地的事情持有广泛积极的兴趣。除了在1914—1920年，以及1925—1926年期间，被“五四事件”和“五卅事件”以及“万县事件”所突然激发的短暂国民抗议运动之外〔100〕，相对来说，成都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政治积极性都是指向为教育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1924年，教育工作者舒新城在省立师范学院当访问学者时，他看到他的同事们普遍士气低落，评论说，特别是当学院因为缺乏资金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而被迫将学期提前缩短两个月时，他们更其如此。他指出成都的教师与华东的教师不一样，他们仍然坚守先前的职业身份标志，穿长袍；在城中交通非得坐轿子不可。他颇具讽刺意味地反映说，这后一行为大约是由于他们急需迅速地从一个兼职工作岗位奔向另一个岗位，缺少社会优越感。〔101〕
舒新城指责四川的教师以军阀对于教育事业的令人窒息的干涉为由而自行士气低落。按照舒的看法，这种士气低落的现象在四川比他在中国访问过的任何其他地方要更为严重。早在1912年，四川的军事领袖们就已经无视教育部的指示，坚持有权自行任命公立学校校长和学监。吴虞指出，这类的事情在清朝统治时期是绝不会发生的。〔102〕1924年，舒新城写道，军阀杨森声称自己有权指定自己的政治顾问坐镇各公立和私立的学校。〔103〕
然而民国时期在成都还有两个教育群体，他们多多少少超出了军阀政治控制之外。他们对成都的公共事务感兴趣，总体上来说，力图站在城市的立场上说话，特别是当军阀的行动对成都似乎要造成威胁的时候。虽然这两个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有兴趣对军阀的统领城市事务发动认真的、直接的挑战，或是有能力去这样做；这两个群体中每一个都有它自己对成都公共生活改革的议事日程，他们都有能力去认识这个城市的前景，认为它会从军阀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城市生活中摆脱出来，这就使得他们在成都的政治生活中起特殊的作用。下面的几段将会简短地描述这两个精英社群：当地人把他们叫作“五老七贤”的团体，以及群集在成都的外国组织机构，其中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和华西联合大学相关的一群人。第七章将讨论这些团体是如何为这座城市促进和实施他们的计划的，以及他们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五老七贤”这个短语并不是专门特指某十二个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杰出的成都的知识界人士，他们以为城市的利益说话为己任。这个称呼在1917年开始流传了开来，那时这些知识界人士集体向军阀刘存厚呼吁，希望他解决他和云南及贵州部队之间的争执时，不要伤害这座城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呼吁没有达到希望的效果，成都在接着发生的战斗中遭到了蹂躏。然而五老七贤还是接受了刘存厚以及随后在成都的军阀当局的邀请，代表城市社会的利益，出来多多少少地充当一下非正式的顾问。二十年中，这些人挂着省行政管理机构领导人的空头衔定期开开会，给当局者提供一点劝告，在特定的公共事务上，主要是在教育和福利领域负一点责。〔104〕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曾在清朝的考试制度中获得过功名，有许多人还是杰出的教育家。徐子休在20世纪初就是成都最著名的教师，而方旭在清政府时期就已经是四川的督学，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例子。
整个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五老七贤”是成都最为看得见的公众代言人以及大众福利的捍卫者。他们的声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四川的军阀，包括许多的成都人在内，都认为他们是道德修为的模范，或许还是一个更加有秩序，即便不是更加和谐时代的象征。特别是坚定的新儒家徐子休被成都社会中一大帮人看成是一个智慧的完人。〔105〕他们的影响力也来自他们与军阀的关系，这些军阀中有许多人在革命前都曾在一个或是多个的“五老七贤”的门下读过书。这些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得到省级领导地位的人想要表现他们的道德声望，于是公开地向他们的老师征求有关本地管理事务的意见。这样“五老七贤”就成了证明这些军阀合法性的有用的来源。结果“五老七贤”作为公众社会的领袖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至于哥老会首领，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对于那类来自新闻报道的公开宣传，或是与军阀的正式会议不感兴趣。对于军阀和他们的手下来说，他们自然不反对于他们有利的新闻报道，他们甚至还办起了他们自己的报纸，其目的是证实他们自己的合法性。但是省内政治情况的紧急以及他们在成都统治瞬息万变的特点，在他们企图证实自己才是这座城市的保卫者方面起了反作用。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对于杨森奇特的经历进行思考时会看到。
“五老七贤”作为这座城市的公开斗士，唯一真正的敌手是那些与外国管理，受到外国鼓舞激励的组织机构有联系的男女人士。像“五老七贤”一样，外国人建立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和华西联合大学，他们希望被大多数的公众看作是成都的一股正能量。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同事还掌握了一些资源，使他们得以对军阀施加一些影响，例如他们与外界权威的联系以及一些外来的资金来源。成都人民还直接受到了一些这类的慷慨赠予。用英国总领事梅里克·休利特（Meyrick Hewlett）的话来说，那时是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具有辨别力的，明智的慷慨大度”使得他能够“在1917年中国庆祝新年时非常慷慨大方地分发了十万支香烟。”〔106〕
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人所拥有的，或是与他们有关联的产业在民国早期从来没有受到过成都军阀的半点损害，而日本人的财产在1936年以前也同样是安全的。〔107〕从大体上来说，成都人民即便不欢迎，也都还是能忍受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存在。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在1920年代达到了最高点。其时，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事件”之后，国家主义的和反对基督教的情感演变成了大范围的抗议活动。在重庆，英国居民的郊外别墅那年遭到了抢劫，但是在成都没有这类的事情发生。〔108〕1926年一个英国的女传教士在成都一条繁忙的大街上，青天白日里就被人谋杀了，虽然所有的人都说那个行凶者是精神病人，但是各传教团体都指责是成都的学生煽动了国家主义，制造了一种敌对的情绪，造成了这次袭击的发生。〔109〕(www.zuozong.com)
正如同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成都的外国人也被卷入了内战中，当时一些不同的军阀寻求他们对其进行人身保护，或是为其和其他的派别之间进行调停。准备大打一仗的司令，当他面临羞辱的失败之时，将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委托进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或是接受联合大学的款待，这样的司令有好几个。〔110〕在持国家主义观点的学生们看来，外国人将他们的保护延伸到军阀和他们的家人身上就构成了对中国事务的帝国主义的干涉罪名。他们指责外国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延长了中国的内斗。然而成都市民在这一点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梅里克·休利特从1916年到1922年一直住在成都，他在日记中热情万丈地写到了成都人民对他的友情，这部分是由于他对1917年斗争的反思，他甚至还声称从成都的袍哥那里得到了“不止一次的宝贵的相助”〔111〕。
民国早期成都对外国人的容忍，部分原因是它的远离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中心位置。英国和法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在成都设置了总领事，德国和日本在部分时期也设置了领事或是领事代理。但是外国炮舰从来没有威胁过成都，像他们对待重庆和其他口岸城市那样。另外一个因素，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华东地区掌权之后，在军阀和哥老会首领中间存在着的强烈的外省人意识或说是地方主义情感，使得来自中国人内部的威胁似乎超过了来自外部的威胁。〔112〕然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民国早期，外国人在成都的建树已经吸引了许多成都市民的兴趣，已经远超过了那些免费发送的香烟。
基督教青年会自从1910年成立以及同年成功地开办了技术展览会以来，在成都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早在1912年，它就做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政府体制的讲座，受到一大群听众热烈的欢迎，他们都是对于“共和”国的意义究竟何在感兴趣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同一年，尹昌衡的管理机构和商会给予了基督教青年会城中心一大块土地，它紧挨着清朝时期的按察使衙门，并靠近商业场。〔113〕在那里建起了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院子。到1920年代中期，这个院子里有了一个露天小道和一个带有电影院的会议厅。从理论上来说，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切设施向所有青年男子开放，但是它的组织者却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吸引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有权势的人，目的是获得他们的支持，即便他们不得不忽略某个潜在的赞助人那可疑的个性。郭沫若曾回忆说他于1912年去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听过尹昌衡做演讲，解释为什么他是四川合格的领导人，演讲的题目就叫作《英雄与性冲动》。郭将他的演讲总结如下：“综观历史，英雄都有很强烈的性冲动。我喜欢性，因此，我就是一个英雄。”〔114〕
相比基督教青年会，华西联合大学的财力不如它们那样雄厚，1920年代在关于成都公众有没有权利在校园中散步以欣赏它那美丽的庭园的问题上一度有过紧张的局面出现。然而大学官方，包括中方和外国方面，在平息这类争执时还是很有技巧的。大学受到了伤害，但不是致命的，当时它的大多数学生由于1926年的万县事件的觉醒而离开了校园。由大学外方工作人员雇用的仆人那年也离开了他们的雇主，但是举行了一次短暂的罢工之后又重返校园。新的学生招收了进来，取代了那些拒绝重新注册的学生。〔115〕联合大学与附近社区的关系得到缓和，因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被聘请到那里教中国文学。
基督教青年会和一般的外国人也像军阀们一样，都争相与“五老七贤”交往。1918年春天，在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促进对中国经典的研究。〔116〕1920年，基督教青年会和传教团的医生与警方合作，共同制订出方案以终止那年流行的霍乱，当时已致四千居民死亡。〔117〕英国总领事休利特（William Meyrick Hewlett）拜访了尹昌龄，他是“五老七贤”中最有影响的一人，又是尹昌衡的堂兄。休利特说：“他是我在中国所结识的一个最为真诚的朋友。”在1920和1930年代，尹昌龄是成都最为重要的慈善机构——慈惠堂的领导人。
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外国的新生事物，似乎已经在精英人士团体，甚至在自称是激进派人士中受到广泛欢迎。吴虞将他的女儿们都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那里她们要做祈祷，他看到在那所学校里女孩子们要做家务，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将教师们邀请到家里吃饭。他们带来了一台留声机，对此他称赞道，它能“使人们快乐”〔118〕。他的女儿们写文章承认虽然一开始她们讨厌在学校里和“下等人”（下流人）在一起，但是她们对于阶级差别的想法渐渐地有了改变。他的第二个女儿发誓毕业之后，要为穷孩子们开办一所学校。与此同时，她还组织了一个祈祷小组。〔119〕吴虞对此并不反对；他写道，儒教已经腐朽，但是人们需要宗教，他们应该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120〕
吴虞公开表示他的新思想在民国时期的成都是很不平常的。然而，他能够公开地批判儒家思想，却又仍然在城市里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这件事实表明1911年之后在四川发生的政治变化的程度。当清政府还仍然在位的时候，吴虞对官方思想的厌恶使得他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他不曾目睹1911年的保路运动的发生，因为他逃到乡下去躲避由总督签发的逮捕令去了。在民国早期，因为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失，坚持新儒家正统观念还不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成都的政治围绕军阀们的竞争而旋转，有时候以地方主义者的情绪为标志，还沾染上由哥老会思想认可和支持的文化保守的地方主义。〔121〕
城市管理在1911—1924年还不是成都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在许多方面来说，这座城市已经由周善培和他培植起来的新政机构聚拢在了一起，到了民国早期却又分散了开来。但是支撑起了周善培改革的城市文明化的形象已经在一些区的市民中保留了下来，特别是在“五老七贤”中。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和人民联合在一起帮助成都引入一个新的城市改革项目：1920年代的城市管理运动。
【注释】
[1]此处为原文引用。——译注
[2]陈维新，1875-1955，四川苍溪县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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