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前年冯沅君女士等把《孔雀东南飞》改成剧本以来，这首诗便渐渐地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有研究焦仲卿是否真心殉情的，也有讨论小姑为何长得那么快的。然而很少有人对于它的技术上做系统的研究的，更没有人注意到它的著者？及时代等问题上去的。依我的浅薄的学识，对于它的著者问题是无从解答;但对于它的时代上，我却有些小小的意见，或可供文学史家的参考。
此诗始见于《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著者为“无名人”，并有这样一篇短序: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时下一有“人”字。)
徐陵列之于繁钦、曹丕之间，自然认为仲卿同时人所作。后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称之为“古辞”，也认为汉人所作。七八百年来，并无异议。
去年四、五月间，竺震旦到北京。梁任公为了他，特地在师范大学讲“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掘《晨报附刊》所载，中有这一段话:
说中国诗歌和印度有关系，这句话很骇人听闻——连我也未敢自信为定论。但我总感觉:东晋时候所译出的印度大诗人马鸣菩萨的《佛本行赞》和《大乘庄严经》这两部名著，在我国文学界向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古诗从“三百篇”、汉魏的五言，大率情感主于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实现的。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把佛一生事迹添上许多诗的趣味，谱为长歌，在印度佛教史上力量之伟大固不待言;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不少。只怕《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罢？
据我所知，怀疑《孔雀东南飞》的时代的，这大约是第一次了。
我从前读《孔雀东南飞》，也有些疑它不是汉诗。因为在东汉时，五言诗方渐渐地兴起(西汉五言诗全系？伪托) ，为何到建安时忽有这种长篇的杰作？这一点在文学史家看来，确是一种“奇迹”;但那时还没有把此诗仔细研究过，故不曾正式地发表我的意见，只在师友间偶然谈及罢了。现在梁先生很大胆地说它不是汉诗，说它是六朝时受《佛本行赞》的影响而产生的，很使我高兴;况且他还说“别有考证”，可见一定有许多证据指示我们。不料到如今已有一年了，却不曾看见梁先生有考证此诗的文字发表;我还特地问过几位师友，他们都说未见此类文字。并且黄晦闻先生曾特地写信给他，请他指出证据，但至今尚未有回信来。或者他又要“今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了吗？我想，此诗是否受印度的影响，不是一时所能解答的;但就它的内容看来，的确不是建安时的产品。如今把我的意见写出来，望读者们指教。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前人认《孔雀东南飞》为汉诗，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大约误于序文“汉末建安中”一语。却不知这只能证明焦仲卿是汉末的人，他们夫妇殉情是汉末的事，但？不能证明这篇长诗是汉末的作品。后代的文学？家歌咏古代的事迹，是很普通的事。周代的诗人可以称颂后稷公刘的创业;元代的戏剧家可以描写明君王嫱的境遇;清代的小说家可以叙述武后婉儿的事实，那么，我们何能因《孔雀东南飞》叙汉末的事实，而武断它为汉诗呢？这本是很明显的道理，可惜无人能够看透。
第？二，即使他们迷信序文，却不知道序文中便有一个很大的破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这是序文告诉我们的。就诗中的叙事如:
我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
及:
我今且赴府，不久当归还。
等句来看，他的确是庐江土著。建安时的庐江在哪里呢？据李兆洛、杨守敬们的考证，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来他们夫妇殉情后: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
《尔雅》云:“华山为西岳。”在陕西中部。请问:鄱阳湖边的焦仲卿夫妇为何？不远千里而葬于西岳华山呢？
这一点的确是讲不通的。我？们要解释这个不通，便要联想到《清乐》中二十五首的《华山畿》，而《孔雀东？南飞》的真时代也连带地发现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侃如按:《旧唐书·音乐志》云，“江南谓情人为欢”，女歌当指南徐士子言。)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地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第三，《孔雀东南飞》的破绽还不止这“合葬华山旁”一语。的确的，此诗带着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我真不知前人为何一些也不注意。例如他叙焦仲卿妻兰芝大归后，其兄迫令再嫁;兰芝一方面约仲卿“黄泉下相见”，一方面伪应其兄之请:
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
什么是“青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云: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
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
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原注:“
，《说文》云，即‘婿’字。”)
“青庐”之为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我们还有一个旁证。《北史》卷八《齐本纪》下云:
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一段是叙述北齐幼主的豪奢的。他对待动物与人类一样，故各种禽兽常有被封为仪同或郡君的。他对待马也是如此，故于牝牡将合时，也设起“青庐”来，与人类结婚一般。“青庐”之名便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黄晦闻先生是认它为汉诗的，也觉得这一点说不过去，故在《汉魏乐府风笺》里把段成式“北朝”二字改为“北方”!但我们遍检《津逮秘书》及《崇文三十三种》等书，却不见哪一种本子是作“北方”的，故不能不说是黄先生的私见了)。
第四，《孔雀东南飞》叙述兰芝被迫许婚于府君后，府君便行聘礼:(www.zuozong.com)
交语速装束，骆驿如浮云。黄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
此处所谓“龙子幡”也是南朝的风尚。《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云:
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质为都督江州诸军事……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
此种妆饰，为以前所无。我们还有宋代的乐府可作旁证。《襄阳乐》第二首云:
上水郎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江当柱。
《乐府诗集》卷四十八引《古今乐录》云:
《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初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随王与臧质时代相近，可见确系当时的风尚。这不又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吗？ (此外如前边所引“流苏金镂鞍”一句，《丹铅录》以为“自晋以后始”。我曾在《函海》里检到《丹铅杂录》，但与《丹铅录》不同，故不知杨氏的证据，不敢断定。又如“红罗复斗帐”一句与晋乐府《长乐佳》一首同，我亦疑非汉代的东西;但我没有旁证，也不敢断定。如今只把这两点记于此，虽不能助证我的假设，也可见此诗疑窦之多了。)
第五，我们再回到梁任公的话。他说什么“情感主于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实现的”。我们不知他何所指，但是长篇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在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诗人不能了解叙事诗的性质。例如苏轼便很看不起《长恨歌》，怪它“费教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以为劣于杜甫的《哀江头》(司马光《迂叟诗话》)。然而《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均在《大藏经·杂部》)便是“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长篇叙事诗。《佛本行经》约一万二千句，有四言，有五言，有七言。它描写佛之出世，费五百余句，三千余言(《本行经》第一)。《佛所行赞》略短些，约一万句，全系五言。它描写波旬魔王的“魔军”，连用三十多个“或”字，与《小雅·北山》末章相似(《所行赞》第三)。它们不但对于原有的事实“寸步不移”地写下来，还加上许多琐碎的枝节——富有文学趣味的枝节。《孔雀东南飞》亦然。它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是印度诗人的影响，假使没有宝云与无谶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
由此可知，《孔雀东南飞》的的确确不是汉诗了，但究竟作于何时呢？
我们固然不能指定它作于哪一年，但可以指定一个可能的最短时期，指定它最早不得在某时以前，最迟不得在某时以后。
在上文，我们证明青庐是北朝的制度，龙子幡是南朝的制度，但不如华山神女冢之可断定为宋少帝时事。少帝于公元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大约不能在此时以前。
至于最迟的限度，自然是《玉台新咏》。但《玉台》究竟作于何时呢？《大唐新语》云:
梁筒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
此说不知何据。按《梁书》卷四云:
(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可见并无晚年改作的话。又《陈书》卷二十六云:
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
却并未说命陵撰《玉台》。况且《玉台》明明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孝穆撰”，徐陵官衔很多，不题别的而只题此二个，当可证明此书的？时代。按《陈书》卷二十六又云:
太建元年，除尚书右仆射，三年，迁尚书左仆射……后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余如故。
《玉台》大约作于后主时。后主喜赋艳诗，较简文尤甚。《陈书》卷七云: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
《隋书》卷十三云:
(后主)又于《清乐》中造《黄骊骝》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为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可见《玉台》的时代，后主较简文为更合理。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公元五八三年。《孔雀东南飞》既载于《玉台》内，必不能在此年以后。
从公元四二四年至公元五八三年，恰是一百六十年。《孔雀东南飞》的出世，不能在这一百六十年以外。故我们若说它是齐梁(公元四七九年—公元五五七年)时人所作，不至十分错误的。至于要进一步地把一百六十年缩短为一百六十天，或考求著者的姓名和事迹，那只好让给将来的“《孔雀东南飞》的专家”了。
十四，四，二十三，于北京。
(原载于《学灯》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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