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评传：楚民族文学巨擘，他与屈原同为柱石

(公元前二九〇？年——公元前二二二？年)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杜甫《咏怀古迹》

宋玉——他与屈原同为楚民族文学的柱石。但是，二千年来，好像不曾有过一篇正式的传记，也不曾有过一篇专治他的作品的论文。所以这篇《评传》一方面传其生平，一方面评其作品，大约这是这种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现在我们先叙一叙楚民族及其文学的略史，先明白产生宋玉的是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地方。

楚民族在古代史上，似乎是个独立的民族。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未有科学上的证据诏示我们以前，自难妄下断语。然而我们从古代各种记载上推测下来，楚与周似无固定的君臣关系。中原诸侯对楚多存歧视之心，称楚多称“蛮夷”。我们随便举出《国语》上的几个例子:

(荣伯成劝鲁襄公别以楚师伐季氏说)若不克，君以蛮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获矣。(《鲁语》下)

(栾武子向范文子说)今我任晋国之政，不毁晋耻，又以违蛮夷重之!〔韦注〕蛮夷，楚也。(《晋语》六)

(叔向同赵文子说)楚为荆蛮，置茆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晋语》八) 

(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注〕荆蛮，芊姓之蛮，鬻熊之后。(《郑语》) 

(夫差向董褐说)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楚、秦。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吴语》)

(董褐对夫差说)今伯父有蛮荆之虞，礼世不续。(同上)

(董褐对夫差说)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 (同上)

这几个例子已够证明周人视楚为外国了。此外，楚国国情与别国迥异者，更是不胜枚举。就官制言:

楚官多以尹为名。(《左传·庄公十八年》疏)

陈、楚名司寇为司败。(《左传·文公十年》注)

我们若看顾复初的《列国官制表》，便知楚国特有的官职多着呢。又就言语言:

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左传·宣公五年》)

此外见于扬雄《方言》者尚多。方言不同自然不能就说是异族，然卫聚贤先生说西藏谓奶为谷，李济之先生说苗氏谓虎为于菟，那我们也可推想这确是与中原迥异的语言。又就服饰言: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左传·成公九年》)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国语·周语》中)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国策·秦策》五)

《左传》《国语》都注道:“南冠，楚冠。”《汉官仪》又说即汉之解豸冠，秦灭楚后以赐近臣，其特异可知。《国策》旧注以“楚服”为“盛服”，实误;观下文“吾楚人也”句，便知“楚服”犹言“胡服”。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知道楚民族是一个与中原不同的民族。

我们研究宋玉而推论及此，似乎词费。但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总该知道最难解决的便是屈、宋问题:这样震古烁今的大诗人，为何偏生于文化最迟的楚？如果我们把楚当作周天子属下整千诸侯国之一，这个问题自然难答。如果我们知道楚是一个与周为敌体的民族，则这一点便不成问题了。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楚文学的人，所当牢记在心头的。

这个新民族起源的历史，我们不很知道。一来因为代久年湮，书阙有间。一来因为楚民族强盛后，要依附于中原的正统。《史记·楚世家》所载黄帝到鬻熊的世系，当然不可靠，不过成王封熊绎于楚，事或有之。迟起的新民族常有受早兴的旧民族之封的，如辽之于宋，清之于明然。当时长江流域一带大约是很荒芜的，如楚大夫析父追叙道: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世家》)

其实这也不过是句门面话，他们并不甘心“事天子”。熊绎五传至熊渠，在夷王时甚得江、汉间民心，版图渐渐扩张到庸、鄂、扬、粤等处。他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 (《楚世家》)

遂封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熊渠十二传至熊通(与平王同时) ，命随人代请周天子尊楚未允，怒道:

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楚世家》)

于是自称为武王。这是楚民族向周民族宣告独立的正式表示。武王以后，日益强盛;四传至庄王，观兵问鼎，不可一世。当时周民族属下的诸侯，如息、谷、蔡、邾、申、邓、黄、、赖、萧、徐、江、舒、弦、道、英氏、项、顿、毛、鄀、夔、庸、舒蓼、唐、舒庸、胡、许、陈、杞、吕、小邾、贰、罗、权、聃、蒋、沈、六、麇、不羹、房、*、郧、轸、绞、州、蓼、巢、柏、舒鸠、吴、越、鲁以及庐戎、群蛮、戎蛮、蛮氏等，无一不先后并于楚。故东周之世，实是楚民族的全盛时代。其版图之大，几包括现在的长江流域七省及山东、河南之半，而周民族则仅河北、山西、陕西三省与山东、河南之半而已;不但可以分庭抗礼，实有驾而上之之势。

以上略述楚民族由小而大的历史，由此便知它的地位实最宜于文学的发展。一切大山，一切大水，几乎全在它的范围以内。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序例》里说:

楚，泽国也，抑山国也。其南沅、湘之交，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嶔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秦□江□□，皆此为之也。(侃按:原文“抑山国也”句在“其南沅、湘之交”句下，文意不贯，疑筒错，特移正。末句脱误不可读。)

文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很大的，所以楚民族的版图若永远不扩大，则它便不能成一独立的团体，大诗人也不会产生于它的境内，而它的历史也永远不能在这里占篇幅了。而且因为陈、吴、越等国并入版图，楚民族的文学又得到一种滋养料。这便是“巫风”。《汉书·地理志》述陈国的风俗道:

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匡衡传》也说:

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当时吴国地名也常有用“巫”字的。如《越绝书》:

巫门外冢者，阖庐冰室也。

巫城者，阖庐所置。

越国亦然:

巫里，句践所徙巫为一里。

巫山者，越福——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这可见当时“巫风”之盛。《商书》说明巫风的内容为“酣歌”“恒舞”二种，这二种都是文学起源的原动力。我们看了楚文学的发展，便可认识楚君扩张版图的重要了。

楚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与它的国势的强盛是平行的。见存作品之最早者为东周初年的“二南”。这与旧说相差太远，故我们虽不能在此处详细考证，然也有略加说明的必要。第一，我们知道“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原来“二南”是《诗经》的一部分，列入“十五国风”内。然自王质、程大昌以来，学者们大都承认“二南”的独立，承认它与《风》《雅》《颂》并列为四。第二，我们知道“二南”是东迁后的诗。旧说附会到文王身上去，然自魏源、崔述等人辞而辟之，学者们大都承认“二南”非西周诗;至于《何彼秾矣》之称“平王”，更是的证了。第三，我们知道“二南”的产地是楚。诗中言及的地名有江、汉、汝、河、南等，可见这几篇的确是今河南、湖北二省的作品，均在楚民族辖境内。根据上列三条，我们说“二南”是楚文学的始祖。崔述说:

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读风偶识》)

“南方”之意义如何？

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说文》“南”下)

南方者，任养之方，万物怀任也。(《白虎通·五行》)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御览·时序部》六引《书大传》)

我们知道“南”“任”二字古通，“任”即“孕”字，有生长发育之意。所以“南”字同时也可代表“二南”的风格。章潢说得好:

诗之在“二南”者，浑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温柔之气，如南风之融物，而物皆畅茂。凡人之听其言者，不觉其入之深而感化育于其中也。

这一点便增高了“二南”在《诗经》中的位置。孔子曾再三恭维: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阳货》)

这实在是独具只眼。楚文学既有超越的“二南”作根底，则后来产生震古烁今的《楚辞》也何疑!

被后人称为《楚辞》的几十篇中，以《九歌》为最早。在“二南”与《九歌》之间，各种古籍里还零零星星地记载着几篇诗歌。固然有些不甚可靠，然即就西汉以前书所载的而言，尚有七篇，差为可信:《说苑》载三篇，《新序》《论语》《孟子》《左传》各载一篇。《说苑》所载三篇的时代最早。一为《子文歌》，见《至公》篇;一为《楚人歌》，见《正谏》篇。这两篇都是公元前七世纪后半期的作品，与“二南”差不多同时，所以形式方面完全与《诗经》一样。《子文歌》是一篇很呆板的四言诗，技术很拙劣。《楚人歌》分二章，只换韵，不换意，极似“二南”中的《麟趾》《甘棠》《驺虞》等篇，虽有些咏叹的意思，然终非佳构。在它们略后些(约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 ，便有一篇极佳的《越人歌》出世，也是《说苑》所载，见《善说》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译诗，与汉唐菆《莋都夷歌》及北朝高欢《敕勒歌》同为难得的名作。就技术上看来，它进步得多了。它的词句异常秀美，表情异常婉转。全篇体裁与屈、宋之作极相近，故更可注意。与这篇同时的是《徐人歌》，见《新序·节士》篇。全篇仅两句，是中国古代小诗之一，然命意浅显，乏婉转之致。但我们由此可知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楚民族的诗歌已完全脱离《诗经》的体裁，而另觅新的路径了。故屈、宋的成功是《徐人歌》《越人歌》两篇引出来的。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初年，又有三篇诗歌流传下来。其中有两篇是孔子在楚国所听见的。一为《接舆歌》，见《论语·微子》;一为《孺子歌》，见《孟子·离娄》。前一首表现南北思想的冲突，故《庄子·人间世》也载它，不过字句略有不同。后一首与《渔父》所记的歌词一样，我们尤当注意。还有一篇是《庚癸歌》，见《左传·哀公十三年》。这是一首讽刺诗，讥夫差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该诗形式方面与《孺子歌》一样，共四句，一、三句末有“兮”字，二、四句末用韵。《离骚》《九辩》大都四句一节，即是从这两首诗歌学来的。——这是楚文学从《诗经》变到《楚辞》的历程。

现在我们要谈《九歌》了。《九歌》之为屈原以前的民间祭歌，是二千年来学者的公论。只因王逸觉得这样便与屈原没有关系了，于是便说是经过屈原的润饰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不了了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九歌》产生年代必在公元前四八九年至公元前四〇三年之间，与屈原当然没有关系(《左传·哀公六年》说楚昭王不祭河，而《九歌》的《河伯》却是祭河的;昭王卒于公元前四八九年，故知《九歌》必作于此年以后:可参看拙编《楚辞》卷首《引论》。《曲礼》孔疏，《春秋正义》及《玉海》均言战国时通行骑战，而《九歌》的《国殇》仍言车战;战国始于公元前四〇三年，故知《九歌》必作于此年以前:可参看陈斠玄先生《楚辞各篇作者考》)。所以《九歌》的作者大约是一位(或几位)公元前五世纪的无名诗人。他(或他们)一定是平民而非贵族，因为《九歌》中言情分子占多数，与《周颂》及《郊祀歌》绝不相同，而与六朝乐府《神弦歌》却完全一样。《神弦歌》是民间的祭歌，没有贵族的祭歌那样庄重严肃，故有“郎艳独绝”“独处无郎”之句。我们拿各时代的各种祭歌来比较研究，便知《九歌》确为民间的祭歌了。全体包含十一篇，前十篇祭十个神，末一篇为前十祀所通用的“送神之曲”，恰如《离骚》之“乱”，《抽思》之“倡”，《佹诗》之“小歌”，《远游》之“重”，《九叹》之“叹”(此说为王船山所发，丁山阳、王壬秋及梁任公先生等都附和他)。就文学的艺术方面说，《九歌》有三种特点:一是词句非常秀美，一是理想非常高洁，一是表情非常真挚。这三个特点也可说是《楚辞》共有的特点。表情之真挚固为一切杰作所必具，然词句之秀美与理想之高洁，历代作家很少能比得上楚民族的诗人的。《九歌》对于楚文学的最大贡献即在此。我们当知楚文学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固有待于屈、宋之发挥光大，而《九歌》实开其端。屈原喜欢用美人、芳草之名，未始非《九歌》之所启示;故他写其忠君之思，而我们却不觉其酸腐。又如宋玉《招魂》之铺张扬厉，也可说是从《湘夫人》“荪壁兮紫坛”和《东君》“瑟兮交鼓”二段上学来的。总之，在《九歌》以前的作品如“二南”等，还未脱周民族文学的格式。《越人歌》以后方有新的发展，然皆零章断句，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也不是最成熟的作品。故楚民族文学开创的始祖终要推《九歌》。

楚文学有了“二南”、《九歌》等丰厚的遗产，于是产生大诗人屈原。他一生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然因许多学者竭力研讨的结果，我们的智识渐渐地丰富了。简言之:他名平，字原，小名正则，小字灵均，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楚顷襄王九年(公元前二九〇年)左右。他是楚之贵族，幼年受充分的教育;“学而优则仕”，曾做过怀王时的左徒及三闾大夫。然而谗谄蔽明，方正不容，故一放汉北，再逐江南;深林杳冥，霰雪无垠，独处荒徼，郁郁寡欢，遂以五月五日自沉于汨罗。他的性格适得中庸之反——他既“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故在政治上大失败，在文学上大成功。这个因果关系的消息，我们可在他的作品中参透。他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二十五篇，然以存者考之，至多只有《离骚》《天问》及《九章》之半差为可信，余均后人拟作(参看拙编《屈原》卷首《评传》及《楚辞》卷首《引论》)。然即就《离骚》言，便是古代诗坛上唯一的抒情杰作。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优越的位置，是不用怀疑的。他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在他以前，无论是周民族或楚民族，许多诗歌的作者大都是无名氏;即幸而姓名未失传，其作品至多不到一百句，所以我们不易看出全部作品风格的真面目，作者的个性也没有深刻的表现。有之，自屈原始。二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二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作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从他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直到最近翻译西洋诗还应用他的体裁。“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二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竞渡角黍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令节，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一种福气，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

自他以后，楚民族的文学空气陡然浓厚。流风所被，遂产生一大群诗人。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汉志·诗赋略》载唐勒赋四篇，说是“楚人”;宋玉赋十六篇，说是“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景差赋未著于录，《古今人表》则有“景瑳”之名(“瑳”与“差”通) :此三人皆彰彰可考。不过景差之赋既亡于班固之时(朱熹以《大招》为差作，实误) ;而唐勒赋四篇又亡于王逸之时(因《楚辞章句》不载) ;只有宋玉的作品尚有存者，所以前人对于《楚辞》常以屈、宋并称。如以词喻之，“二南”如古乐府，《九歌》如唐五代小令，而屈、宋则南北两宋也。我们研究楚民族文学的人，于研究屈原之后，不可不连带研究研究宋玉。

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宋玉《九辩》

现在我们要替宋玉的生平做一个详细的叙述。如上文所说，这种工作是二千年来第一次的尝试。而且，我们对于宋玉的事迹也知道得太少。如今姑就我所知道的唐以前关于宋玉的记载，杂抄二十余段于后，以供参阅:

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楚相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能于我？”宋玉曰:“不然。昔日，齐有狡兔，尽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见指注，虽良狗犹不及狡兔之尘。若摄缨而纵绁之，瞻见指注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侃按:此为见存的宋玉传记材料之最早者。末段宋玉答语不甚可解，似有阙文。)

——《韩诗外传》卷七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楚威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邪？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鲸:凤鸟上击于九千里，绝浮云，负苍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粪田之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侃按:《文选》所载《宋玉对楚王问》与此相似，不过“威”作“襄”，“邪”作“与”，“《阳陵》《采薇》”作“《阳阿》《薤露》”，“引商刻角”作“引觞刻羽”，“鲸”作“鲲”，“粪田”作“藩篱”。)

——《新序·杂事》第一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绁，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绁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侃按:此条与《韩诗外传》相同，而文气较完备。)

——《新序·杂事》第五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划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猿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慄，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

——《新序·杂事》第五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楚辞章句·九辩序》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

——《楚辞章句·招魂序》

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歌以永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

——傅毅《舞赋》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曹植《洛神赋》

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若东郭狻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韩卢之口;然在猎者耳。夫遥见而指纵，虽韩卢必不及狡兔也。若蹑迹而放，虽东郭狻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于王，为遥指踪而不属耶？蹑迹而纵绁耶？”友谢之，复言于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绝伦赴曲，国中属而和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也。”(侃按:此段似删改《新序》之文而成者。)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望朝云之馆。上有云气，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宋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昔者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暧乎若云，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浮如停，详而视之，西施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实为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侃按:今本《襄阳耆旧记》无此条，引见《太平御览》卷三九九。《渚宫旧事》卷三所引与此略异。)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侃按:自此以下至《高唐对》，旧说均认为宋玉自作，其实均系后人伪托，详下文。)

——《文选·风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

——《文选·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

——《文选·神女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文选·登徒子好色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侃按:此与上文《新序·杂事》第一所记相近，可参阅。)

——《文选·对楚王问》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

——《古文苑·大言赋》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

——《古文苑·小言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

——《古文苑·讽赋》

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钓者也，愿王观焉。”……宋玉进曰:“今察玄洲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

——《古文苑·钓赋》

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激楚》《结风》《扬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侃按:此实删改傅毅《舞赋》而成，参看上条。)

——《古文苑·舞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望朝云之馆。有气焉，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此是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侃按:此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拟潘黄门《悼亡》”李善注引《宋玉集》，与《渚宫旧事》《太平御览》所引《襄阳耆旧记》相似。)

——《高唐对》(侃按:此题乃严可均所加。)

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友人。友日:“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也。”(侃按:此见《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引，作者失名。)

——《宋玉集序》

据我的浅薄的学问，唐以前关于宋玉的记载似乎尽于此了。

我们看了上列的记载，便知道下列几件事:

(1)他是楚鄢人，冢在宜城。

(2)他与楚威王相问答。

(3)他为怀王小臣。

(4)他事襄王而不见察。

(5)他与襄王游云梦、高唐、兰台等处。

(6)他曾为楚大夫。

(7)他见楚相而待之无以异。

(8)他是屈原、玄洲、景差的弟子。

(9)他与唐勒、景差、登徒子同时。

(10)他识音，以赋见称，存十六篇。但是，这几件都是事实吗？且不说别的，即就年代而言，威王于公元前三三九年即位，襄王卒于公元前二六二年，他既历事威、怀、襄三朝，其年龄几在一百岁以上。则我们对于这些史料，应分别审定其真伪也明甚。

我以为现在对于宋玉的事迹与年代，只能大约假定一下。第一，我们先讨论年代的假定。这当以《招魂》的年代为中心，因为在宋玉的一切事迹中，只有这一点是比较的有物观的证据的。宋玉作《招魂》在哪一年呢？我从前在《屈原评传》里曾有一段考证，今录于下:

原文的乱辞里有这几句:“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庐江即今之青弋江，在安徽东南部(李兆洛说:“《汉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注:‘在歙县东，浙水出焉。’按:陵阳在今池州府石埭东北二里;庐江与浙江同出一山，浙江东流入海，庐江北流入江。然则庐江即今青弋江也。”读者可参看《李氏五种》内《地理沿革图》的附注，杨守敬的地图即从此说)。至于“南征”二字，前人大都以屈原放于江南来附会，却是大错的。原文下段里有这几句:“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此外还有许多叙打猎的话，可见这实在指国君自国都出行到南方打猎去(我想当时必有一楚君南猎不返，词臣哀之，为作此篇;惜古代记载存者极少，无从质证耳)。这一点便可证明《招魂》的出世不会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今先把楚国国都的地点和时期列表于下:

(一)顷襄王二十一年以前——郢都——即今湖北江陵。

 (二)顷襄王二十一年至考烈王十年——陈城——即今河南淮阳。

(三)考烈王十年至二十二年——钜阳——即今安徽阜阳。

(四)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后——寿春——即今安徽寿县。

江陵恰在青弋江之正西，显然不合乎“南征”二字;淮阳与阜阳都在青弋江之西北，方向是合的，但距离太远;寿县也在其西北，方向已经合了，而距离又很近;故我以为《招魂》必作于徙都寿春后，方合于原文里的叙事。照此看来，他的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四一年)以后了。

假使他生于屈原自沉的一年(公元前二九〇年，参看我的《屈原评传》) ，到作《招魂》时年约五十左右。到楚亡时(公元前二二二年) ，他年已近七十，大约就死于此时了。这个生卒年代的假定，自然是纯粹根据常理来推测的，毫无其他佐证。然而与上列两种正史的记载——一是《史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一是《汉书》“宋玉……楚人……在屈原后也”——是非常符合的。那么他与威王、怀王有君臣关系，与屈原有师生关系，很易知道是后人的捏造了。至于他和襄王的关系，也不会像传说那么密切，因为到襄王末年他尚未满三十岁，而《高唐》《神女》等赋又是后人伪托的(详后)。

第二，我们再讨论事迹的假定。这一点可从《九辩》里钩出一些材料来。虽然《九辩》中有许多是模拟屈原的(见下文) ，然尚有大部分是宋玉自己的经历，较后人所记当为可信。这些可信的材料是:

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去家离乡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

从这二十几句里，我们知道宋玉是楚国乡下的一位贫士，远走京邑，谋一个位置，以图温饱。不料就职不久，便失职了，于是便潦倒终身。上文所谓“失职”的职，大约即《宋玉集序》所谓“小臣”，是否即王逸所说的“大夫”则不可知。做“小臣”是在哪一年呢？这里我们不能连带把宋玉作《九辩》的年代考定一下。这一种考定是很困难的，现在只能根据《九辩》的内容来推测。例如上列几句便可给我们许多暗示。不过诗句常有不可拘泥的，如《离骚》说“老冉冉其将至”，其实屈原那时年仅三十;又如《惜誓》说“惜余年老而日衰”，其实贾谊死时也只三十余岁。所以我们至多只能说《九辩》作于宋玉中年，年三十至四十岁(公元前二六〇年—公元前二五〇年)之间。他作“小臣”的年代，大约与荀卿至楚为兰陵令时(公元前二五五年)相近。

总之，关于宋玉的生平，只有下列几点我们认为是差近事实的假定:

(1)他生平与屈原卒年相近。

(2)他与威、怀、襄三王无君臣关系。

(3)他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

(4)他做过小臣，与荀卿仕楚时相近。

(5)他不久失职，作《九辩》。

(6)他作《招魂》当在楚徙都寿春以后。

(7)他穷得很。

(8)他卒年与楚亡时相近。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宋玉《招魂》

宋玉的作品的总数，我们现在无从考知。据《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他有赋十六篇，并未说及散文的著作。现在所存者，连真与伪，赋与散文合计仅十四篇。

王逸的《楚辞章句》载二篇:

(一)《九辩》;

(二)《招魂》。

萧统的《文选》载五篇:

(三)《风赋》;

(四)《高唐赋》;

(五)《神女赋》;

(六)《登徒子好色赋》;

(七)《对楚王问》。

无名氏的《古文苑》载六篇:

(八)《笛赋》;

(九)《大言赋》;

(十)《小言赋》;

(十一)《讽赋》;

(十二)《钓赋》;

(十三)《舞赋》。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时，扬去《舞赋》而加入一篇:

(十四)《高唐对》。

依我看来，只有《楚辞章句》里的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余十二篇都有伪托的嫌疑。对于这种嫌疑，我们在后边另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先就我认为真的二篇加以研究。

我们先研究《九辩》。

《九辩》与《离骚》同为古代诗坛上长篇的抒情杰作。通行本都因题名“九”而擅分为九章，亦有分为八章或十一章的，列表如下:

这种分章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这二百几十句合成一篇整个的长诗。理由有二:第一，全篇的“母题”不外因悲秋而发生身世之感，不如《九歌》每篇各祀一神;第二，《九歌》各篇另有标题，如《东皇太一》《云中君》等，而《九辩》则无之。所以我们主张取消分章。

《九辩》中感怀身世的诗句，有两种来源。第一是他自己的境遇，可以从古代记载里考知的。这一点，我们在上边已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必赘叙了。第二是屈原作品的影响。屈原在当日负有很大的声望，而他的自杀尤其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心和崇拜心。故他的作品一定是很通行的，宋玉自然不能不受他的影响。这一点，只看宋玉作品中抄袭屈原文句之多，便可证明了。今试把宋玉抄袭的地方和屈原的原文做一对照表于下，以便读者:

由此可知这两位大诗人相互的关系是很深的，并可证明宋玉对于他的乡先辈是很崇拜的。

然而就在这些题材与屈原相近的地方，宋玉也能解开屈原的束缚，而努力说自己的话。例如: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家离乡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

又如: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

又如:

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

从这些“自己的话”，我们很可窥见他和屈原不同之处。屈原是刚强的、激烈的。他遇着不如意的事，便说: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离骚》)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涉江》)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怀沙》)

这种高亢而近于咒骂的语气，在宋玉作品里是找不出的。他只有饮泣吞恨的无可奈何的话。所谓“温柔敦厚”，所谓“怨而不怒”，自然在此而不在彼。这是因为屈原是楚之同姓，休戚相关，突然被谗去职，远逐江、湘，自然悲愤不能自已;宋玉却是个穷乡僻壤的贫士，间关跋涉，谋个温饱，不料不能如愿，所以发之于诗歌。一个是失败的政治家，一个是落魄的文人。懂得了这个分别，方能了解《九辩》的内容，方能认识《九辩》的技术。

然而我们最该注意的是《九辩》中“悲秋”的部分。这是他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分，“宋玉悲秋”竟变成文学上的习语，亦可见他的魔力之大了。例如: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王夫之称这几句为“千秋绝唱”。这种“悲歌可以当泣”的气概，真是“千秋绝唱”。他又唱道: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雝雝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

在秋天的自然界里，他找得了自己，他了解了自己的命运。蟋蟀的哀鸣、鹍鸡的啁哳，变成了他的葬歌;草木的摇落、明月的销毁，变成了死神的启示。屈、宋并称至今，岂是偶然!

最后，我们讨论此诗的音节。我们分两方面去说明。第一是双声叠韵字。例如: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这几句几乎字字都有声韵上的关系。此外如“萷椮”“形销铄”“中憯侧”以及“凄怆”“增欷”“从容”，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第二是重文。例如:

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躣躣，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轾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

这两点都能使《九辩》的音节异常和谐，异常铿锵。

其次，我们再研究《招魂》。

《招魂》是古代诗坛上长篇的白描杰作，正如《离骚》《九辩》为抒情杰作一样。作者抓住了“招魂”的题目，恣意地描写一切可悲可怕可喜可悦的境地，衍成近三百句的长诗。旧说都误认为招屈原的魂，故处处附会到放逐上去。(朱熹又说招魂本死后之礼，“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如果屈原活到《招魂》产生之时，他年已一百多岁了!)我以为“招魂”即我乡所谓“叫火”。譬如有人病了，家人以为他的“火”(魂)吓散了，便由最亲近的人在夜深幽静之时，喊着病人的名字道:“某人归来!某人归来!”若病势严重，便特请巫觋为之，口中唱着有韵的词句。王逸说: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楚辞章句·招魂序》)

这尤其与我乡风俗吻合，因为“叫火”时也是以手做招徕的姿态的(家人“叫火”常手执扫帚，巫觋则另持别的器具)。听说这种风俗，北方便叫做“招魂”(“招”“叫”叠韵，“魂”“火”双声)。宋玉所作，疑即这一类巫觋所唱的歌词(楚民族“巫风”本盛) ;与荀卿依“送杵声”来作二百八十句的《成相辞》，是同样的情形。

全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不能复用”。这是全篇的引言，述招魂的原因的。起六句是借托被招者自述的话(被招者究竟是谁，我们无从考知;前人以为招屈原，是大错的。参看上文论《招魂》时代的一节，及下文论第三大段的一节)。接下便述上帝和巫阳的谈话，商议招魂的事: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不能复用。”(www.zuozong.com)

这段不是《招魂》精彩之处，但用神话来引到招魂上去，颇饶别致，似胜于《大招》那种直率的无味的叙述。

第二大段自“巫阳焉乃下招曰”至“魂兮归来，反故居些”。这是招魂的本文。这大段又分二小段。第一小段至“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止。这是分述楚国以外各处的危险，叫灵魂别混走。这描写共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天”“幽都”六部分，大都是近于神话的。例如描写南方道: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又如描写天上道: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纵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这些描写大约根据古代楚民族的传说，或者加上些作者自己的想象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屈原的作品的影响。《九辩》的来源是《离骚》，《招魂》的来源却是《天问》。第一，《离骚》中虽也有羲和、飞廉、丰隆等神，但都是有人性的，屈原能和他们相周旋;《天问》里的却都是怪物，正与《招魂》相同，例如: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第二，《招魂》字句常有与《天问》相同的，如“雄虺九首”“长人千仞”之类。第三，《天问》每句大都四字，《招魂》亦然。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从“魂兮归来，入修门些”起。这是分述楚国以内各种娱乐，叫灵魂快些归来。归来有精致的房屋: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屋，夏室寒些。

屋内有漂亮的陈设:

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

屋外有悦目的风景:

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

还有讲究的饮食: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粔籹蜜饵，有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还有妙龄美女来歌着舞着:

姱容修态，洞房些;蛾眉曼睩，目腾光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

还有种种消遣的把戏:

篦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

这种描写影响后世辞赋者至深。好的方面是铺张。无论哪一种描写总是“琐陈缕述，务穷其变态”(孙鑛语)。坏的方面是堆砌。他们的描写既是多多益善，所以最易犯这种毛病。几十个山名、水名、鸟兽名、花木名，莫名其妙地堆在一起，是辞赋家之通病。这种毛病之见于《招魂》——尤其是第二大段中的第二小段——者如下:

秦冓齐缕，郑绵络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

这几句里，名词似嫌太多。然而，小疵不掩大醇，像这样长篇的淋漓尽致的描写诗，总归是难得的杰作。在三千年的中国诗坛上，简直找不到第二首。我思索了许久时候，勉强举出《小雅》里的《宾之初筵》来相配，然而总觉得有些配不上;因为它夹杂了许多惹人生厌的议论，而《招魂》却是纯粹的描写。《豳风》的《七月》或者胜于《宾之初筵》，但它却与六朝乐府《月节折杨柳歌》同于描写田功之外兼有叙事抒情的分子。总之，你想在过去诗坛上找一首与《招魂》相似的诗，你一定要遇到失败的。在这里，我不能不向宋玉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一个纯粹的白描的唯一的杰作——《招魂》。二千年来的读者只知崇拜那伪托的《高唐赋》与《神女赋》，而不能赏识这篇“万中无一”(周德清语)的《招魂》，岂非怪事!

第三大段自“乱曰”至“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全篇的总结束，述国君自国都南行打猎之事;表面上似与招魂无关，其实即招魂之本事。什么“本事”？即我上文所说:“必有一楚君南猎不返，词臣哀之，为作此篇。”我又说:“惜古代记载存者极少，无从质证耳。”这一点，常有朋友们说是我的“臆说”。但是《国策·楚策一》明明有这么一段记载: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

这可与下列几句对看: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蒸……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这里情景之迫近，词句之类似，是很显然的。《楚策》下文有这样一段谈话: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

我们不能说这段谈话与《招魂》有何直接启示，也不是说这段记载便是《招魂》的本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上文所推测者并非纯粹的想象，是有成为事实的可能的。宋玉加这段乱辞，似有深意。我最爱末三句，以为非此不配结束这篇伟大的作品: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最后，我们再研究宋玉作品的韵式。

《九辩》的韵式共七种，《招魂》的共九种。其中有三种是它们所共有的，故实得十三种。三句成节的有一种:

四句成节的有四种:

五句成节的也有四种:

六句成节的有二种:

七句成节的也有二种:

其中，字之叶否，以清代学者们研究古音的结果而定(参看附录《古音录》)。“甲”“乙”等字是表叶与不叶的(甲与甲叶，乙与乙叶)。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赵翼《论诗》

如上文所说，宋玉作品之存于今者共十四篇，我认为只有两篇是真的，其余十二篇都有伪托的嫌疑。现在我们就要讨论这个嫌疑。

我们先讨论那十篇赋。

第一，这几篇赋不像战国时所能产生的。我们试撇开宋玉的十篇，试看周末至汉初的一百年中的赋的进化史。最早是荀卿的《赋篇》(共《知》《礼》《云》《蚕》《箴》五篇) ，大都是很幼稚的。试看这第一篇的第一段: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齐不均;桀纣之乱，汤武之贤。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乎参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可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宁泰。臣愚不识，愿闻其名。

这是说理诗的下乘。它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和《诗经》很接近，而与《楚辞》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他虽到过楚国，但那时年事已高;以一个负盛名的北方老儒到南方去，自然未必便受多大的影响。故我以为赋的起源当以班固“古诗之流”之言为妥。赋与辞的混合，始于贾谊。贾谊本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见《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 ，而他的境遇又与屈原很相似，时常寄居于屈原的故乡，故他的作品便袭荀卿的“赋”的名称，而用屈原的“辞”的形式。试看他的《吊屈原赋》说:

恭承嘉惠兮，待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窜伏兮，鸱鸮翱翔。

这种赋显然是屈、荀二人的作品的糅合(观“呜呼哀哉兮”句，便知贾谊学用“兮”字尚不如屈、宋之纯熟。司马迁、班固等人也称屈、宋的“辞”为“赋”，便为了这一点。然“辞”“赋”既为南北二文体名，则“好辞而以赋见称”句即为不词)。这时已较荀卿进步得多了，但同时又受了屈原的束缚，司马相如便进一步用散文的形式了。例如他的《子虚赋》里子虚向齐王述楚国的云梦道: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元厉，碝石碔砆。

这便是把荀、贾的作品“散文化”过，而仍保留其脚韵，有时连脚韵也没有。这一种文字不始于司马相如，例如晚周诸子及枚乘的《七发》便是如此的(无名氏的《卜居》《渔父》也是这一类的作品)。然而他们并没有称之为“赋”，作赋而用这一种体裁，相如是第一个。综上所述，可知赋的进化史可分三期:第一期代表为荀卿，那时尚未正式称赋(他只把《知》《礼》等篇合成《赋篇》，而无“知赋”“礼赋”等名称) ，形式方面完全与《诗经》一样。第二期代表为贾谊，他已正式称赋，但他觉得《诗经》式的荀赋不足达意，于是改用《楚辞》的格式。第三期代表为司马相如，他觉得《楚辞》的格式还不十分自然，于是改成偶然有韵的散文，而同时也不废贾谊一派的格式(如《大人赋》《哀二世赋》等)。自此以后，赋的格式不外此二种，而荀卿一派则中绝了，因为太不适用了。这个递变之迹是很明显的。我们再回看宋玉的十篇赋。他的赋是怎样的？他并不与荀卿一样的用《诗经》式，也不与贾谊一样的用《楚辞》式，他却与司马相如一样的用散文式(有时一篇中杂用《楚辞》式及散文式，但甚少)。以时代最早的宋玉，竟用出身最晚的格式!这一点，在文学史家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故我们不能不把这十篇的时代移后些，并且很大胆地说:假使它们确是宋玉所作，则这位“宋玉”绝不是战国时人。

第二，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十篇是战国时人作的，它们也绝非楚国的产品。它们大都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或以谈话本身作赋，或由谈话引出另一段文字。这些记载中说及襄王，必加一“楚”字。例如: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风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大言赋》)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小言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讽赋》)

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钓赋》) 

楚襄王既游云梦。(《舞赋》)

只有《笛赋》是例外(然另有四伪证，详后) ，《登徒子好色赋》则无“襄”字: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

我们看了这几句，便不禁疑惑:宋玉既是楚人，何以赋中称襄王必冠以“楚”字？这一个疑问便引起我们研究古文学中称本国君主的体例。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里指出汉赋中称汉君的几处都不加“汉”字: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扬雄《甘泉赋序》)

孝成帝时羽猎，雄从。(扬雄《羽猎赋序》)

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立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

此外，我们还可补举几个例: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班固《两都赋序》)

故宣、成之世，论而录之。(同上)

同符乎高祖。(班固《东都赋》)

允恭乎孝文。(同上)

仪炳乎世宗。(同上。侃按:世宗即孝武帝。)

自孝武之所不征。(同上)孝宣之所未臣。(同上)

其余与此同例者尚多，不及遍举。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汉代的例子，不能借来证明周代的作品。那么，我们就举些周代的例子: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大雅·文王之什》。侃按:《诗经》中说及文王者凡三十八处。)

长子维行，笃行武王。(同上。侃按:《诗经》中说及武王者凡九处。)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颂·昊天有成命》。侃按:《诗经》中说及成王者凡二处。)

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召南·何彼秾矣》)

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士乎不与谋。(《左传·哀公五年》引齐国《莱人歌》)

我们看了这几个例子，便可以说:假使这十篇确是宋玉所作，则这位“宋玉”绝不是楚人。

第三，即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这十篇是楚人作的，但它们的著者也绝不是一个姓宋名玉的人。我们在上文说过，这几篇大都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这种记载显然是第三者作的。例如《高唐赋》说: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

没有成见的人如何能说这是宋玉自己作的!如果我们把上文所引扬雄《甘泉赋序》，依《高唐赋》而改成:

昔者，汉孝成帝时，客有荐扬雄文似相如者。

我们能相信这是扬雄的自叙吗？如果《高唐赋》真是宋玉自己作的，则当依《甘泉赋》而改成:

襄王与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

这一点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常识所能判断，可惜二千年来的读者竟都惑于旧说，习焉而不察!崔述曾经说过:

周庾信为《枯树赋》，称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马闻而叹曰……”云云。仲文为东阳时，桓温之死久矣。然则是赋作者托古人以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谢庄之赋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连、庄信其时近，其作者之名传，则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赋其时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则遂以为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考古续说》下《观书余论》)

这个怀疑是很不错的。这种假托是起源于荀卿。他的赋里大都是两个人的问答之辞，但究竟问答者是谁，却没有说明。这是文学技术幼稚之一证。贾谊便进步了，有主名了如《鸟赋》便是叙鸟与著者问答之辞的(但他自称为“余”，与《神女》《登徒》之称“宋玉”不同)。但这种自叙的格式还嫌受牵掣，故司马相如便改用假名，如“子虚”“乌有公”之类。这也是文学技术的进步。最后，便有以历史的人物来借用的。但子虚、乌有公等名的假造是很明显的，人家看了，绝不会误认这赋即是子虚、乌有公做的。用了历史上的人物——这人物又是一个文学家——便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了。这误会大约可分三个时期。最初，《神女》《登徒》著者的朋友们，自然知道这几篇不但不是宋玉所自作，而且所记宋玉的谈话与事实也不是真的。略后些，便有人认这谈话和事实是真的，故傅毅便想用《舞赋》来续《高唐赋》。最后，如《文选》及《文心雕龙》便直说是宋玉作的。自此以后，宋玉便冒了千余年的名，而那位原作者却湮没到如今!然而文中自称“宋玉”，也适足以证明作者并不姓宋名玉。

以上三条是我认这十篇赋为伪作的主要理由。我们须知它们始载于《文选》《古文苑》二书，而这两部便不是可靠的书。《文选》所录如子夏《诗序》及苏、李赠答五言古诗等，均系著名的伪作。《古文苑》则编辑太晚(大约出宋初人手) ，故伪作更多，如峄山石刻、柏梁诗等都是。我们万不可上它们的当。

其次，我们再就这十篇赋本身分别指出伪证:先论《风赋》。其中有这几句:

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

刘大白先生指出，古音“酲”在青部，与“泠”“人”之在先部者不叶，又“灰”在灰部，与“余”“庐”之在模部者不叶，故断定为“汉代以后的人所伪托”。(《宋玉赋辨伪》)

次论《高唐赋》。此赋伪证有三。第一，王闿运说:

高唐邑在齐右，云梦泽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余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乱。(《楚辞释》附)

他这句本要完成他的谬说的(他以为《高唐赋》是宋玉述屈原连齐拒秦之策的) ，然我们可借以证明此赋为后人伪托，否则必不会把不相干的地名拉扯在一起。第二，篇末句说:

延年益寿千万岁。

这是汉乐府的滥调，例如:

千秋万岁乐无极。(《铙歌·上之回》)延寿千万岁。(《上陵》)

令吾主寿万年。(《临高台》)

益如寿……大乐万岁……增寿万年。(《远如期》)

延寿命永未央。(《郊祀歌·赤蛟》)

悲吟皇帝延寿命。(《吟叹曲·王子乔》)

万岁期延年。(《瑟调曲·艳歌何尝行》)

延年万岁期。(《楚调曲·白头吟》)

这便可助证此赋系汉人手笔。第三，刘大白先生指出赋中四处与古韵不合的:

(1)古音“石”在铎部，与“会”“”“厉”“”“霈”“迈”“喙”“窜”“挚”之在齐部者不叶。

(2)古音“志”在咍部，与“蹠”之在铎部，“盖”“会”“蔼”“沛”“”“籁”“会”“气”“鼻”“泪”“瘁”“硙”“陨”“追”“益”之在齐部者不叶。

(3)古音“禽”在覃部，与“莘”“神”“陈”之在先部者不叶。

(4)古音“螭”在歌部，与“谐”“哀”之在咍部者不叶。此亦后人伪托之证。

次论《神女赋》。其中有这几句:

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似逝未行，中若肯首;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

刘大白先生指出，古音“备”在咍部，与“究”之在萧部者不叶，又“记”在咍部，与“首”“授”“覆”“究”之在萧部者不叶，故可证非宋玉作。次论《登徒子好色赋》。赋中一则说: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

再则说:

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

一再言“楚”，实与上文所说“楚襄王”同样可疑。今录前年论《大招》《招魂》真伪的一段于下，以供参阅:

屈原、宋玉都是楚人，但他们的作品里却从来没有一个“楚”字。即就《招魂》而言，它说“修门”，说“庐江”，说“云梦”，却不曾说“楚”;又说“《涉江》”，说“《采菱》”，说“《扬阿》”，说“《激楚》”，却不曾说“楚”;又说“秦篝”，说“齐缕”，说“郑绵”，说“郑舞”，说“吴羹”，说“吴歈”，说“蔡讴”，说“郑、卫妖玩”，说“晋制犀比”，楚以外的国名几乎说完了，却不曾说“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宋玉是楚人，故对于本国的地名、本国的歌名，都不说明，而对于他国的“篝”“缕”“歈”“讴”，则概加国名以示别。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然而《大招》便不同了。它一则曰“自恣荆楚”，再则曰“和楚酪”。三则曰“和楚沥”，四则曰“楚《劳商》”!在《大招》的著者看来，“荆楚”只与“代水”一样，“楚酪”“楚沥”只与“吴酸”“吴醴”一样，“楚《劳商》”只与“伏戏《驾辩》”一样。在《招魂》里，楚国的地位显然与他国不同。在《大招》里，楚国只是与“代、秦、郑、卫”同为诗人笔下的典故。(商务本《楚辞》卷首《引论》页四十八—四十九)

所以我们相信《登徒子好色赋》是与《大招》同为汉人伪托。

次论《笛赋》。此赋伪证有四。第一，赋中有这一段:

师旷将为《阳春》《北郑》《白雪》之曲，假涂南国，至于此山，望其丛生，见其异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

在这里，作者显然以宋意与师旷为同样的典故。然而荆轲刺秦王在楚负刍元年(公元前二二七年) ，宋玉时年已逾六十(参看上文) ，故宋意实是他的侄行，如何在他文章里用做典故呢？所以章樵说:

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后又二十余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赋宋玉所作邪？ (《古文苑》注)

严可均也说:

按此赋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全上古三代文》)

第二，赋中又有这两句:

吟《清商》，追流徵。

《清商》为汉乐府之一种，如《平调》《清调》《瑟调》等，当时所谓“《清商》三调”(《宋志》)是也。为什么叫“清商”呢？因为如《魏志》说“《清调》以商为主”，故举一以概其余(后人大都以三调误入《相和》)。汉以后的诗中常常喜欢提起《清商》，如: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伪枚乘诗)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伪苏武诗)

所以“清商”二字不能见于宋玉赋中。其实这两句大约是从《文选·对楚王问》“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两句上模仿来的，然而作者不小心，把“引商”误作“清商”，于是便露出马脚来了。第三，乱辞说:

绝郑之遗，离南楚兮。

这与《登徒子好色赋》中“南楚穷巷之妾”句同样可疑。故游国恩先生说:

篇中有“南楚”一句，已经很可疑，何况出于可靠性极薄弱的《古文苑》？

第四，刘大白先生指出赋中四处与古韵不合的:

(1)古音“阜”在萧部，与“起”“右”之在咍部者不叶。

(2)古音“明”在唐部，与“存”在痕部不叶，与“生”“荣”之在青部者亦不叶。

(3)古音“楚”在模部，与“宝”“道”“老”“好”“受”“保”“茂”之在萧部者不叶。

(4)古音“靡”在歌部，与“手”在萧部，“欝”在屑部不叶，与“子”“齿”“起”“徵”之在咍部者亦不叶。

此亦后人伪托之证。

次论《大言赋》《小言赋》。楚襄王说:

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高卑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

刘大白先生指出“备”古音在咍部，与“伟”“贵”“类”“位”之在齐部者不叶，故亦后人伪托。

次论《讽赋》。《讽赋》前半篇模拟《登徒子好色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辞;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曰:“臣身体容冶，受之二亲;口多微辞，闻之圣人。”(《讽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受于师也。”(《登徒子好色赋》)

后半篇模拟司马相如《美人赋》:

臣尝出行……独有主人女在……中有鸣琴焉，臣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来排臣户曰:“上客，无乃饥乎？”……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又为臣歌曰:“……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玉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讽赋》)

(臣)命驾东来……有女独处……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玉钗挂臣冠……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美人赋》)

《登徒子好色赋》之不可信已如上述，则《讽赋》之伪托自不待言;而且竟抄袭到《美人赋》，那更是晚出之证(《美人赋》是否真出相如手，尚是问题)。

次论《钓赋》。《钓赋》的结构上，大约是从《风赋》脱胎来的。《风赋》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敷陈，《钓赋》则以“尧、舜、汤、禹之钓”与“水滨之役夫”并举为言，其模拟之迹是很显然的。而且其中有这一句:

昔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

这显然抄自《孟子》的: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焦循《孟子正义》列举后人袭用这两句的，如《史记·平原君列传》、《韩诗外传》、陆贾《新语》、褚先生《答张夫子问》等，均汉人之作;又有《荀子·仲尼》篇，则是伪作。故《钓赋》之为后人伪托，由此益可证明。

最后论《舞赋》。这显然是夺自传毅的。章樵说:

傅毅《舞赋》，《文选》已载全文。唐人欧阳询简节其辞，编之《艺文类聚》，此篇是也。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诺之辞，遂指为玉所作，其实非也。(《古文苑》注)

所以这篇的真伪，最是容易辨明。到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时，便干脆剔出了。

总之，这十篇赋，无论从哪一点观察，均可证实其为伪作。

其次，我们讨论《对楚王问》及《高唐对》二篇散文。

这两篇之入《宋玉集》，似乎起因于误会。《对楚王问》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与《新序·杂事第一》所载宋玉轶事相同(参看上文)。其体裁与《卜居》《渔父》相近，显然是第三者的记载，而被人误认为宋玉自己作的。古籍中这类记载甚多，如何能一起挤入《宋玉集》里呢!至于《高唐对》，内容与《高唐赋》首段差不多，不过字句微有不同，且多一段神女自述的话:

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

全文原见《文选》李善注引，称“宋玉集”，所以也许即《高唐赋》之异文。《渚宫旧事》有一段记载与此词句相近，云出《襄阳耆旧记》(今本《襄阳耆旧记》无此条) ，而《襄阳耆旧记》即系杂抄《新序》等书而成，所以也许为古籍所记宋玉逸事之一。这“异文”与“轶事”二说是比较合理的假设，都可证明非宋玉作，而严可均竟擅加“高唐对”之题，加入《宋玉集》内，真冒昧之至。

此外，上文论十篇赋的第二、第三两疑点，也可助证这两篇散文之为伪作。

现在我们对于伪托的原因及伪托的时代，要试探一下。

依我看来，伪托的原因可从两点去说明:

(1)文学的。我们须知辞赋假托于楚，是件很普通的事。如枚乘《七发》假托“吴客”与“楚太子”的谈话，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也假托“楚使子虚发于齐”之事，均可证，盖自贾谊采用《楚辞》的格式来做赋以后，赋与楚国便结了不解之缘了。

(2)历史的。云梦是楚之瑰宝(观《国语》王孙圉答赵简子语可知) ，楚君又喜欢遨游于此(《国策·楚策》屡载游云梦事，《招魂》乱辞亦言及之) ，故这些伪赋中一则曰“游于云梦之台”，再则曰“游于云梦之浦”，三则曰“游于阳云之台”，四则曰“既游云梦”。但为什么不托屈原而托宋玉呢？这也很容易明白的。屈原是一位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对于儿女闲情，似非所解，而宋玉却是位风流自赏的文人，又有一篇精彩绝艳的《招魂》流传下来，所以“红粉赠与佳人”，宋玉便得到意外的收获。

至于伪托的时代方面，《舞赋》本是傅毅的作品，其时代不待说，而《对楚王问》及《高唐对》本不能算独立的单篇的作品，其时代也不必讨论，所以现在只注意其他九篇伪赋。我们自然不能指出某年某月为它们出世的时代，如今只根据我们所能搜集的材料来断定最早不得在某时以前，最迟不得在某时以后:

(1)最早的限度。我以为这九篇出世的时代最早不得在公元前一〇〇年(汉武帝即位第四十一年)以前。因为从体裁上看来，它们一定在司马相如以后(参看上文)。

(2)最迟的限度。最迟的限度便不易断定。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自以《高唐赋》为最早，因为傅毅在《舞赋》里已说及了。次之便是《神女赋》，见曹植的《洛神赋》。再次之便是《登徒子好色赋》，阮籍《咏怀》所谓“倾城迷下蔡”大约指此。再次之便是《风赋》，晋代有湛方生、陆冲、李元充及王凝之等人拟作。再次之便是《大言赋》《小言赋》，傅咸有《小语赋》，昭明太子有《大言诗》《细言诗》，大约即仿此二赋。再次之便是《讽赋》，谢惠连《雪赋》所谓“楚谣以幽兰俪曲”大约指此。再次之便是《钓赋》，见《文心雕龙》的《诠赋》。最后是《笛赋》，《文选·洞箫赋》李善注曾引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文选》所载四篇为汉、魏人所伪托，《古文苑》所载五篇为六朝人所伪托，其余三篇则系后人误认。

我一方面怀疑人家认为真的十篇赋和二篇散文，同时却也有人怀疑我认为真的《九辩》和《招魂》。如今再辩明几句。

据我所知，怀疑《九辩》非宋玉作者有两起。一是焦竑:

《九辩》无哀师意，恐非宋玉作。(《文选旁证》引)

一是梁任公先生:

《释文》本何故以此篇置诸第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余篇皆屈原作，而中间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异也……故吾窃疑《九辩》实刘向所编《屈赋》中之一篇。(《要籍解题》)

其实《九辩》中诚然无“哀师”的意思，这本来是王逸的谬说，我们正好因此而推翻王说，更何能借王说以否认宋玉为《九辩》的作者？这种见解太好笑，我们也不必多辩了。至于《释文》的篇次，本不依作者的先后来排列的，如列《招隐士》于《招魂》前，列《惜誓》于《哀时命》后等，均可证。其所以次《九辩》于《离骚》之后、《九歌》之前，大约拘于《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及《天问》“《九辩》《九歌》”二句，所以变成第二了，我们并不能因此便认为非宋玉作。

怀疑《招魂》的却很多。他们主张送给屈原。这说始于明末黄文焕的《楚辞听直》，继以林云铭的《楚辞灯》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于是此说势力愈扩愈大，近人如郑沅、马其昶及梁任公先生等均为所惑。我从前曾列举他们的理由而加以解释，今录于下。

他们最重要的理由是:

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 (林云铭语)

《招魂》著者宋玉是屈原的后辈，故相传被招者即屈原;确否虽不可知，但已可证明“悲其志”一语是很讲得通的了。而且这种拈来的传赞，也绝不能当作铁证。此外，林云铭还提出两个疑点:

玩篇首自叙，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断非出于他人口吻。

若系玉作……亦当仿古礼，自致其招之辞，不待借巫阳下招，致涉游戏。(均见《楚辞灯》)

前一条理由是一个巧妙的遁词。他只举篇首、篇末，却把中间一段本文搁置不提了。这本文里用“君”字处是很多的，例如:

去君之恒干。

舍君之乐处。

君无上天些。

君无下此幽都些。

工祝招君。

像设君室。

侍君之闲些。

“自招”二字本来是很牵强的，何况又有这些“君”字来作反证呢？至于篇首的“朕”字及乱辞里的“余”字，本来是假托被招者的口吻。在本文里，他当然正式称君，本文以外便可不这样了(也许为避单调起见)。这种假托的例是很多的。《离骚》里女媭对屈原说: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这“余”字是代原为辞的，并非女媭自指。又如《九辩》说: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

这里两个“余”字便是著者代“有美一人”为辞的(《诗·卷耳》第二、三、四章里的“我”字也是如此)。这种例子我也不多举了。而且即使我们退一百步而承认这篇确系“自招”，则我们如何不能说是宋玉自招而一定要说是屈原自招呢？可见这一条理由实在是很薄弱的。至于他的后一项理由却更不能成立了:也许宋玉爱那么写法呢，我们如何能捉摸一个诗人的心理？近来郑沅又举出一条理由:

其中杂陈宫室饮食男女珍宝之盛，皆非诸侯之礼不足以当之。此岂宋玉、景差辈所能施之于其师者？故我们可说这篇是屈原招怀王的文字。(见《招魂非宋玉作说》，载《中国学报》第九期)

其实这只能证明被招者不是屈原，却不能证明著者不是宋玉。屈原能招怀王，宋玉何独不能？ (其实这篇也非招怀王，因为文中只说南行打猎，而未说西行入秦。)最近梁任公先生又举出一条理由:

《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见《屈原研究》，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学灯》及《晨报副刊》)

这条理由未免太空泛了。试问:宋玉的文体与理想是怎样的？屈原的文体与理想又是怎样的？《招魂》的文体与理想又是怎样的？我们必须把这三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方能根据文体与理想来断定《招魂》的著者。然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实在是很困难的，故梁先生也就含糊过去了。这能使人心服吗？而且拿理想、文体来做考证的根据实在是很危险的。《离骚》的文体与《天问》不同，《天问》的理想又与《九章》不同(另详) ，然而不害其为一个人的作品。梁先生也承认它们同为屈原的作品(《屈原评传》页一三八—一四三)。

以上说明了黄、林、郑、梁等人所举理由的不充足。然而最重要的反证是《招魂》的时代。我们在上文已经证明这篇出世是在屈原死后五十年以后，故它的著者之为宋玉而非屈原，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以上一万字的“余论”，是讨论那十四篇的著者问题的。但一个人的学力是有限的，自然未必能使反对者闭口无言，赞成者称心满意。一切讨论这问题的文字总能遇到作者最诚恳的欢迎和感谢。

十二年十二月初稿，于北京。

十七年八月改定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