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教皇与神职人员的转变

只要让国王经议会同意，宣布自己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他的所有困难便会迎刃而解。现在的英国是一只双头怪物，如果国王把世俗和宗教权力统统揽入怀中，那么一切不和谐都会戛然而止。神职人员们会立刻认识到自己应对国王而非教皇负有责任。他们会立刻臣服于王室的意志。

——据说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所言，来自雷金纳德·波尔

《雷金纳德·波尔诉之于查理五世》

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出身可能要比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更加卑微且不幸。他出生于帕特尼的一个小村庄，距离首都大约4英里。因此，虽然不是伦敦人，但他很快就会感受到大城市的尖顶房子和熏天臭气的吸引力，而他也将在那里，度过自己有权有势的岁月。有人认为，他出生的时间，恰逢博斯沃思之战和都铎王朝的胜利，因此他必将与都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克伦威尔确实出生于1485年，那么他很可能与很多著名人物共享了这个出生年份：瑞士宗教改革领袖茨温利、墨西哥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és），以及威尔士亲王亚瑟，他的早逝注定与克伦威尔的崛起关系密切，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在这一年诞生的。不过同年出生似乎是这个来自帕特尼的男孩最开始跟这些重要人物联系的极限，因为当他默默无名地开始闯荡世界，背负着身份低微的父母给他的重担时，没有人能够料到他竟然能在历史上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说，他是诺丁汉郡的富商拉尔夫·克伦威尔勋爵（Lord Ralph Cromwell）的后裔，但他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毫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地位、人脉和财富，甚至连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都不曾拥有。实际上，在1529年的遗嘱中，他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穷亲戚们”依然健在，而在随后的生活中，他曾有一次在一众朝臣面前握住一位赛昂宫老敲钟人的手，向他表达歉意。据一位消息人士所说，在他童年时，“这个人的父亲曾多次为他提供晚餐”。

至于克伦威尔的父亲，他在大多数时候都身兼数职，但基本上都赚不到什么钱。尽管这位沃尔特·克伦威尔（Walter Cromwell）经常被人描述成是酿酒师，但他主要的工作是钉马掌和浆洗，而他的副业显然是酿造劣质啤酒，因为他多次因制售私酒被判入狱。此外，除了经常撒谎和偶尔酗酒外，他还时常跟人起口角，并且因斗殴事件和侵占别人的土地成为当地治安官的常客。但是，尽管老克伦威尔过着一种非常典型的浪荡生活，但他也不乏本地人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诡计多端、无所顾忌的父亲，很可能对他的儿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年轻时的克伦威尔就已经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硬的不羁气质，这种气质伴随他成年，甚至一直让他引以为豪。后来，他向永远一本正经的托马斯·克兰默坦白，毫无疑问，对于自己年轻时“是个流氓”这一点，他有些沾沾自喜。查普伊斯也会证实，他曾经“犯了一些错，被关进监狱，然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然而，如果说这个开端有些惨淡，但其中也并非没有益处。他从此踏上了一段长达10年的欧洲之旅，而这将会使他成为完成今后任务的不二人选。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查普伊斯所说的克伦威尔离开英国的原因是否属实，但我们也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在1503年12月，他18岁时，曾在驻意大利的法国军队里担任过士兵或是侍从。我们同样知道，在结束了军事冒险之后，他留在了意大利，为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世家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效力，并在那里广泛游历，主要是在佛罗伦萨，但也去过比萨和威尼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意大利期间，他接触到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知识，同时欣然接受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理性主义精神，这将在日后对他所扮演的角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glio of Padua）的开创性著作《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该书强调了世俗统治者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但更重要的是，他丰富的商业经验强化了他将效率和结果作为重点的思考倾向，让保守的传统退居末席。在旅途当中，他也接触了一些宗教改革者的作品，并且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与人们直到现在仍怀有的误解相反，这一阶段宗教改革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许并没有那般巨大。奇怪的是，1527年，在他位于伦敦家中的物品名录中，出现了很多旧教的信物，包括圣母玛利亚和圣克里斯托弗的两幅镀金画像，以及藏在楼梯下面的一幅圣安东尼的镀金皮革画像。此外，克伦威尔的“新房间”中央似乎是一个象征着耶稣降生的华丽镀金祭坛。就连他的珠宝首饰中，也包括一只“金羔羊”，上面刻着圣母和圣乔治的画像。

实际上，克伦威尔早年活动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但可以肯定，在回到英国之后，他很快便成为“人才市场”上的“抢手货”。毕竟，这是一个凭借聪明才智、实际经验、敏锐眼光，以及一副足够厚的皮囊，便可以与贵族公爵竞争的年代。他只需要对那些真正掌握晋级之门钥匙的人适时脱下帽子，表现得体的谦卑。而再一次，作为一个“新人”，他在16世纪日益自由灵活的社会背景中崭露头角，凭借简单的诀窍，他掌握了政治的内在逻辑和事件本身的运作规律，对于任何处在僵局中的玩家来说，他都是一件无价之宝。克伦威尔被说成是拥有过人的精力和远见，最终，他将表现出同样超出常人的决心，誓要把自己尝试的一切进行到底。因而毫不奇怪，1520年到1524年，当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律师，事业蒸蒸日上。他在普通法方面的造诣，将帮助他直接从沃尔西本人那里得到重要业务。实际上，到1525年，他就已经成为红衣主教的头号心腹，当时，他奉命查抄了29家修道院——这个任务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实际上，正是有沃尔西这个贵人相助，克伦威尔的晋升之路才得以展开，而且幸运的是，在红衣主教倒台之后，克伦威尔也能够在长期动荡中维持自己的地位。在诺福克公爵的帮助下，他正式当选为宗教改革议会在唐顿召开的第一届会议的新成员。除了让他获得不错地位的埋头苦干，他还展现出了对于时代风向的敏锐把握，以及对时机的第六感。尤其是他在1529年11月和12月两次在议会的反宗教辩论中扮演的角色，恰好与国王的心情和需求完全吻合。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也得到了机会，可以展现对于任何怀有抱负的公职人员都至关重要的忠诚姿态。不同于斯蒂芬·加德纳之流，在沃尔西倒台之初便从他身前逃走，克伦威尔直到最后一刻都尽可能地站在自己老主人一边。实际上，当趋炎附势的秃鹫们都围着沃尔西打转时，只有他打算替红衣主教说话，说服下议院否决上议院针对他提出的否决公民权法案，并最终为四面楚歌的红衣主教争得了一份盖有国玺的赦免令。

这样一来，这位钉马掌铁匠的儿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忠诚的名声，此后他便平步青云。到1530年秋天，他终于以一个可靠的侍从的身份获得了国王的青睐。此外，在帮助亨利利用从沃尔西那里没收来的温彻斯特和奥尔本修道院的财产充实国库的过程中，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还展现出了不俗的执行力，这一点在亨利现有的顾问当中似乎十分匮乏。他还表现出了无穷的忍耐力，这将永远成为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起草法律、整顿政府机构，还是对国家敌人穷追不舍，克伦威尔都能做到一丝不苟。因此，到1530年年底，他便加入了国王的议会，并在一年内成为核心成员。实际上，在为亨利解开罗马教廷对其束缚的过程中，克伦威尔展现出了微妙的魔力，这将使他的崛起变得不可阻挡。到1533年年初，他成了国王的首席大臣；1534年，当他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秘书时，他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他的父亲沃尔特可能对此引以为豪，但他儿子的野心却远比此刻已经让他头昏眼花的成就要大得多。（图11）

图11：在这幅霍尔班绘制的早期肖像中，托马斯·克伦威尔身穿严肃的黑衣，身处简单的背景之中。不过，木制镶板、锦缎墙面和土耳其挂毯还是提供了这位肖像人物身家不菲的蛛丝马迹。他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可能是祈祷书、一支羽毛笔、一把用于裁剪书页的剪刀，以及一个用来装大印的软质羽毛包。

整个1531年，政府盲目且徒劳无益的折腾仍在继续，由此引发的怨恨也在蔓延，因为从1月开始的第二届宗教改革议会只带来了进一步的抵制和争吵。3月30日，布莱恩·图克爵士（Sir Brian Tuke）以一封来自国王的长信，给上议院带去了出乎意料且多此一举的信息，暴露了国王良心不安的状态，并且重申了各个大学对他目前婚姻的反对意见。亨利的告解神父林肯主教发表了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说，赞成亨利离婚。伦敦主教也郑重其事地表达了自己的赞同意见。然而令政府失望的是，巴斯和圣亚萨主教却提出了激烈反驳，托马斯·莫尔也拒绝支持离婚。此外，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在他讲话过程中人们窃窃私语的附和声，也表明了他的同伴们对此事的全面反对。在这位贵族释放出令人不安的信号之后，图克迅速离开上议院，准备在支持他的主教们的陪同下，到下议院碰碰运气。在那里，他再次宣读了国王的长篇大论，两位主教也凭良心起誓，宣称自己认为国王的婚姻是无效的。然而议员们“若有所思，却一言不发”。就连议长似乎也无话可说了。因而图克和他的主教们只得再次撤退，直到10月亨利自己突然闯入议会。

尽管罗马教廷的拖延让凯瑟琳备受煎熬，但亨利继续攻击王后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结果。克莱门特一度告知皇帝，听证会将于1530年9月举行，但直到1531年6月，他仍旧毫无行动。此时亨利再度对自己妻子的坚定立场发动了正面攻击。这次的手段是众人的大肆抨击，发生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二夜里，王后即将上床就寝之时。在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和威尔特伯爵的带领下，一个大约有30名议会议员组成的小群体，其中包括6位主教和一群眉头紧锁的教会法学家，与王后当面对峙，希望让她相信自己的举动有多么愚蠢。实际上，正是诺福克发表了一番声势浩大但语无伦次的演说，作为这次声讨的开场。他很快便进入了支离破碎的混乱叙述，谈论王后的父亲在征服纳瓦拉的过程中是如何依赖了英国人的帮助。到最后，诺福克又神奇地找回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接着强调了国王的痛苦和惊诧，他的妻子竟然一意孤行到这般地步，执意要让她的案件在罗马开庭。公爵表示，教皇传唤亨利到庭，对于英国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如果她决心不放弃徒劳无益的法律判决请求，那也应该接受由一位公正的法官在英国举行一场中立听证会的合理安排。

也许不难想见，凯瑟琳王后对这番漫无目的的攻击所做出的反应，就和她对自己事业的坚持一样坚决。她说，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比她对于给亨利带来的麻烦感到后悔，但是她丈夫自己首先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了教皇。此外，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她没有任何理由再指望陛下施给她恩惠，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所带来的帮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非说他带来了什么，那也只有一再拖延给她带来的伤害。关于诺福克提到国王打算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新领袖，她表示欣然接受，她的丈夫本来就是整个王国的主和主人，在世俗层面。但在精神领域，只有教皇“在这世上拥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成为永恒真理的镜像”。对于这个原则，她绝不屈服。她还会向上帝祈祷，保佑她的丈夫永远不要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此时的亨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穿着睡袍、身材发福、四面楚歌的王后以无懈可击的回应送走了这群英格兰的大人物，同时推动了接下来这场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大规模山体滑坡的第一颗鹅卵石。毫无疑问，与教皇决裂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真的导致了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以及和佛兰德斯之间商业关系的断绝，政府很可能会陷入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之中。当然，与安妮结婚这一企图本就使国王臭名昭著了，如果再加上伴随着战争而来的高额税负和贸易中断，事情的结局将无人知晓。毕竟，这一年中的事情表明，公众情绪正处在极度不安之中，当伦敦的神职人员被要求缴纳《王权侵害罪法案》的罚款时，一场针对主教官邸的暴乱袭击随即发生。而当有传言说信徒也可能因这一法案被要求缴纳罚款时，下议院立刻传出了一些极端的回应。“这个国王，”有人议论，“比他之前的三四位国王征收了更多的苛捐杂税，让国家和人民苦不堪言。他应该好好想想，是人民的情感赋予了他力量。”与此同时，苏格兰边境的守备力量依然薄弱，而在爱尔兰，就在德斯蒙德伯爵宣布不再对亨利效忠的同时，一位西班牙使臣突然造访。外部的威胁已然隐隐显露。

即便如此，在整个王国处在十字路口前的同时，它的国王却依旧手足无措，仿佛不需要考虑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只要有些动作便可以解决问题。6月的某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他都把自己锁在一间密室里，单独审讯一个异教徒。其他时间，他继续选择把自己淹没在艰深的理论论证中，最终的结果是在11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真相之镜》（A Glass of Truth）。它通过一位律师和一位神灵对话的形式，继续重复着那些早已失去效力的陈词滥调。而且，即便是这样一部蹩脚之作，似乎也已经耗尽了他那微薄的心力储备。“为了完成我的著作，”在最刻苦之时，他写信给安妮，“我今天花费了超过4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能给你写这样一封短信，因为我现在头很痛。”结果，写作对于他的影响似乎更多是关乎性欲，而非离婚进程，因为他在信的结尾写道：“真希望我能躺在我的小可爱怀里，亲吻她漂亮的胸脯，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而到12月，除了随便宣布了几项针对乞丐、异教徒和十字弓的法令以外，亨利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举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议会不愿再继续攻击教会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国会议员中存在反教权主义者，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但绝非纯粹地信仰这一点。他们对神职人员滥用权力深恶痛绝，但也不愿意承担前途未卜所带来的恐惧。此外，教会本身似乎也正在努力肃清自身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举措既无法取悦也无法满足那些一心想要让它臣服于自己的人。但即便如此，教会还是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计划，对神职人员的居住条件和任职资格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加大了对于通奸的惩罚力度，并要求在职的神职人员每周要进行至少6个小时的“业务学习”。

于是，从1532年1月起，当宗教改革议会第三期会议召开，便有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声音传出。比如下议院便有人提出警告，称有人正在试图进一步征收税款。他们同时呼吁亨利尽快恢复和王后以及女儿的关系。也许，国王对这些风言风语无动于衷，似乎也不足为奇，因为在倨傲的姿态之下，面对眼前微妙平衡的局面，他的内心依旧困惑不解。他宣称对于议会上公开讨论他的私人问题“一点也不惊讶”，尽管如此，他还是屈尊向议员们再次重申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拒绝承认此次行动中的一切与他的性欲有关。“我已经41岁了，”他提醒下议院，“这个年纪的男人，不会像年轻时那么精力充沛。”亨利的语气很威严，但非专横，言下之意也很明显。他非但没有匆忙赶往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反而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终点不明的小路走了下去。

政府的贿赂和恐吓活动，以及向公众派发小册子的宣传行动，同样收效甚微。一个公然在圣保罗大教堂宣讲反对离婚观点的牧师被捕，但当亨利要求英国所有牧师都为他说话时，他们却也不敢如此行事。在索尔兹伯里，一位宣传政府观点的牧师便遭遇了群众的嘘声，被轰下了台。与此同时，下议院的一位名叫特姆斯的议员趁着一个财产法案讨论的机会发言说，如果国王肯迎回自己真正的妻子，他就不会在基督教世界里树敌，更不必用严格的要求来压迫他的人民。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与佛兰德斯互通有无，害怕国王跟皇帝开战的伦敦商人，自然也站在特姆斯这一边。同时，安妮的目中无人也让一些此前支持她的人渐渐疏远，尽管一年多以来她一直在进行攻击，比如迫使亨利·吉尔德爵士从议会中解职，并一直夸口说再过几个月她就能成为王后，但这些都不能让人们屈服或是中立。在查普伊斯看来，即便是诺福克公爵，也十分厌恶自己的外甥女，同时害怕激起民愤。所以他同样反对国王离婚，除非后者能够“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一切代价”。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废除婚姻的讨论对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团结造成了很大破坏。这年2月，当诺福克公爵召集自己的盟友，希望他们支持这一婚姻诉讼应由世俗法庭判决而非教会管辖时，却被直接回绝。曾经热心支持诺福克公爵的达西勋爵也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提议，认为这荒唐至极。但这不过是诸多事例中的一个。贵族阶层的一系列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例如贵族妇女们纷纷站在了凯瑟琳王后一边，诺福克公爵夫人已经为此与丈夫疏远，而埃克塞特侯爵夫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同样支持凯瑟琳王后。

而另一方面，男人们在面临党派之争时更容易被激怒，而他们的脾气现在都已经来到了临界点。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长期以来一直对亨利打算立安妮为后的计划持反对意见，1530年，他向国王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关于安妮与一位朝臣有染，随即被逐出宫廷。然而，当他重返宫廷时，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妻子玛丽对国王的情妇所说的“可耻的言语”负责，再一次面临惩罚。结果，1532年4月，一伙诺福克公爵的随从在索斯维尔兄弟会三个成员的带领下，一路追赶萨福克的随从威廉·彭宁顿（William Pennington）到位于威斯敏斯特的避难所，并在那里将他刺死。而在国王出面镇压之前，萨福克一度决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而到最后，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安妮为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她指责来势汹汹的萨福克，说他曾勾引自己的女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克伦威尔出现在一艘没有船舵、船体破败的大船船头。随着第三次宗教改革会议的召开，克伦威尔很快成为政府事务的管理者。而此时，随着国王的挫败感达到了极点，他将有机会实施更加激进的计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始作俑者，因为在广义上讲，爱德华·福克斯和托马斯·克兰默在议会中的位置都要优先于他。然而这两人都未能在实践中展示如何摆脱教会管辖的方法，因为解决此事的方法既需妙到毫巅，又需大刀阔斧，以至于那些本就处于其中的人很难看出破解这一体制的办法。因而在下一年，克伦威尔将为完成这一计划设计全新的工具，并向他的对手以及国王展示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就目前而言，亨利更多考虑的仍是行动，而非结果，这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此时似乎很容易沿着他的仆人为他设计的全新道路前进，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凭借高超的技艺，克伦威尔故意把讨论引向自己深知的即便聚集一众知名律师却仍无从解决的问题，即教会法庭的活动。他将这一点和国王一直希望控制的议会立法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抛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诱饵，即便是最犹豫不决的议员也难以抗拒。于是，克伦威尔在3月18日起草了《下议员反对教会管辖陈情书》（Supplication of the Commons against the Ordinaries）。这是一份清单，列举了涉及教会的种种滥用职权行为，但主要集中在教会法庭方面，特别是与诉讼费用和时效延误有关的滥用职权问题。这份陈情书还着重攻击了教会的裙带关系问题，对于逐出教会惩罚的随意使用，神职人员担任世俗职务的数量，以及教会法律框架下的教会机构拥有的独立权力。这样一来，对国家内部的单一主权和效忠国王的强烈要求也变得清白无辜——实际上，已经无辜到几乎没有人会完全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决定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于是，到5月11日，在其首席议员的陪同下，亨利下令召集议会，向他提交过去及此次会议提出的立法要求，供他核准。5天以后，议会提交了法案，同时还提交了所谓的《神职人员服从声明》（Submission of the Clergy），表态将会服从国王的所有要求。这样一来，英国教会立马归属国王管辖，亨利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克伦威尔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查普伊斯所言，这一行动使得教士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甚至不如鞋匠，后者尚且能够召集自己的同行行会，而教士却没有这个权力。第二天，莫尔辞去了大主教的职务，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沉默，不再“研究或是干涉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与此同时，亨利背叛了自己捍卫了大半辈子的东西，同时带着大仇得报的满足，洋洋自得。(www.zuozong.com)

1532年5月（议会休会）到1533年2月（议会重新召开）是一个关键时期。尽管伦敦陆续发生的殉道事件被视作是“预示未来恶果”的凶兆，但克伦威尔仍在运筹帷幄，并且坚信事情正在走向他们计划好的高潮。诚然，罗马方面仍拒绝妥协，但即便如此，英国国内教会已经噤若寒蝉，其他迹象也表明战略主动权正在转向国王一方。比如托马斯·莫尔的辞职被看作是一种消极应对，但他依旧是一个颇具影响力且不可放过的对手。更重要的对手也许是沃勒姆主教，他此前在每个转折点都会给亨利带来麻烦，但在亨利通过威胁，迫使教皇亲手拔去这颗眼中钉，并以永远顺从的克兰默取代他之后，沃勒姆主教于1532年8月23日撒手人寰。而随着一位大主教以适当的方式成圣，并获得教廷使节的权力后，亨利终于能够以满足自己对“合法性”执念的方式废除先前的婚姻了。只是此时东风未至，于是1533年1月，在担任过驻帝国大使之后，托马斯·克兰默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预见的是，在他于3月30日举行的授圣职典礼上，他无疑通过宣称对教皇的忠诚不能约束他对英国法律和上帝权力的效忠，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而当这一切条件都顺利达成之后，克伦威尔无疑可以着手进行最后的计划，它现在已经拥有了全新的能量。（图12）

图12：这幅来自约翰·福克斯《殉道者之书》（1570）的木刻插画描绘了端坐在王座上的亨利八世，他的左手边是托马斯·克兰默，身前放着一本《圣经》，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则匍匐在他的脚下。克兰默身后站着托马斯·克伦威尔，约翰·费舍尔托着教皇的脑袋，而红衣主教波尔则扶着他的后背。背景里的一群教士以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1532年9月前后，安妮终于同意跟国王上床，结果到1532年12月或1533年1月，她怀孕了。然后，1月25日，亨利在他位于白厅的私人教堂里和她举行了秘密婚礼。在这样一个和她预想的完全不同的低调婚礼中，据说只有四五位证人到场。讽刺的是，其中还包括了国王的近身侍从亨利·诺里斯（Henry Norris），此人后来被指控与这位新娘有染。不过，尽管国王已经举行了婚礼，但他仍需要一件重要的东西：一个令人信服的机智理由，以证明这场婚礼的合法性，从而让下议院、世俗贵族以及温和派的教会成员满意。此外，为了让英国以外的人们满意，国王还需要一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理由，为自己这一系列行动辩护。为了这些目的，这个案子必须变得不言自明、无可置辩，因而，亨利需要有人能从先前并未考虑过的角度，给这个案子做一个决定性的收尾。这样一来，作为律师和议会事务的管理者，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所有专业技能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不过，如果能在这个事件中运用必要的想象力和缜密的思维，解决方法本身其实非常简单。最重要的是，克伦威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巫师，他能够充分解读相关的符文，让事情的进展尽在掌握，又顺其自然。他避开了神学的流沙坑，而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地基建筑在宪法的花岗岩之上。尽管全知者的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教皇主张的无效性同样可以在有历史先例支持的法律基础上得到证明。实际上，教会管辖权所带来的时效延误、诉讼费用和种种不便，确实对世俗法律造成了破坏。简而言之，教皇和他的仆从们将被赶出教会法规和解经的密林，置身于切实的历史事实和现实需求的清冷日光中，接受人们的直接审视。

所有这些原则，在1533年通过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令》（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一位技艺娴熟的巫师的推动下，这一开创性的活动剥夺了凯瑟琳和教皇就离婚问题诉诸罗马法庭，寻求法律援助的机会。该法案还概括了随后亨利改革的理论基础，即“大英帝国思想”，将英国看作一个绝对独立的政治单位，与任何“外国国王”的法律权利完全隔离且独立。当然，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样一个对任何变化和新奇事物都感到不安的年代，亨利的帝国抱负本应以“古老的真实历史和编年史”来加以证明，即便那只不过是一系列明目张胆的捏造。然而实际上，如果说目前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是依靠其自身主张的自信而获得了不可抗拒的推进力，那么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上诉法令”。同样可以预见的是，与罗马教廷的决裂，与其说是一场道德领域的十字军东征或是历史分水岭，倒不如说是一次例行的整顿工作。它真正的性质和意义始终都不曾得到阐明。因此，对于整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国王本人）来说，在一时的恍惚之间，这项措施几乎就成了不言自明的金科玉律。

由于凯瑟琳现在已经没有法律途径可走，她的命运便可以被随意处置了。4月2日，人数大大减少的英国教会宣布，一个男人迎娶他已故兄弟的妻子是非法的，教皇的特赦无效，而凯瑟琳和亚瑟王子已经结婚这一点确凿无误。几天之内，她还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再次成婚的消息，而她将恢复威尔士王妃的身份。她很可能也已经听说，在复活节前夜，安妮是如何获得比自己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优越的对待。在号手的引领下，有60位侍女陪伴她光荣地走向皇家礼拜堂。在那里，她将以王后的身份进行公开祷告。为了结束诉讼，5月23日，托马斯·克兰默在邓斯特布尔宣布凯瑟琳和亨利的婚姻在一开始便不具有效力。最终，王后无路可走，被毫不留情地缚住了手脚。她的西班牙式自豪感、荣誉感和固执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令她占据道德高地，展示自己受到的创伤，但显然无法抵御这场正在萌发的宪政革命浪潮。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6月1日，圣灵降临节当天，安妮·博林被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极度渴望的热烈氛围。相反，这些庆祝活动被帝国大使描述成是“冷漠、寡淡且质量低劣的，人人都不舒服、不满意”。新娘“一头披肩长发，坐在宝座上”，戴着一串“比鹰嘴豆还大的珍珠”。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被一群拒绝为她欢呼的人簇拥在当中。沿途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上帝保佑王后”的例行呼喊，当安妮的一位侍女要求伦敦市长管教他的市民，让他们更有礼貌时，据说后者犀利地反驳道，他可没法做到像国王那样操纵民心。这个责任随后落在安妮的弄臣身上。为了捍卫自己的主人，这个早年曾在耶路撒冷游历甚广的女人使出了自己最高的讽刺技巧。在看到路边的人们很少对新王后脱帽致意，她大喊：“我想你们都长了癞头疮，所以才不敢摘帽子！”

亨利应该也不会对民众普遍冷漠的反应感到惊讶。毕竟，他不顾议员们的反对，公然无视凯瑟琳的尊严和地位，娶回了安妮。他同时也公然无视了教皇和皇帝方面的巨大威胁。“全世界都为此惊讶不已，”一个经历了亨利和安妮成婚这一事件的同时代人表示，“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梦，即便是站在她一边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这些年来，宫廷充其量是看在国王的面子上，才对这位新王后表示尊敬。而实际上，在这期间，她疏远了大多数亲信，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比如安妮的舅妈诺福克公爵夫人，此时便拒绝参加安妮的王后加冕礼。此外，安妮无法抑制的尖酸刻薄，不仅冒犯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也让舅舅诺福克公爵心怀不满。后者认为她是一个“女魔头”——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理由，那就是她当面侮辱他的次数据说“比侮辱狗还多”。因此，也就难怪她在1533年的复活节周露面时，据说国王对朝臣们对他第二任妻子的反应“非常敏感”，甚至在事后央求他们“去拜访她，多向她献献殷勤”。

当然，如果说亨利的朝臣是不尊重安妮，那么平民百姓对她则是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一直都很讨厌她”，西班牙商人德·瓜拉斯（de Guaras）写道。即便这个西班牙人的观察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威尼斯大使就曾在1530年8月做出预测，一旦亨利和安妮结婚，英国很可能发生叛乱。同一年查普伊斯也曾写道：“全国人民都希望国王维持现有的婚姻，让那位夫人赶快垮台。”女人们对安妮的敌意似乎更为严重，总爱发表意见的厌女症人士爱德华·霍尔将此归因为“女人们总是比睿智或博学之士更任性”。前往牛津推动废除王后婚姻程序的王室代表和愤怒的妇女正面遭遇，她们手里都拿着石块。而在索尔兹伯里，一位支持国王行动的传教士“面临妇女们的极大威胁”，直到被人救出重围。同时，在伦敦的圣保罗教堂，一位妇女激烈回应了一场赞成离婚的布道，抨击布道者是骗子，同时扬言国王必将因破坏婚姻制度遭到报应。

当然，人们对这场婚姻的担忧往往并不理性。比如1532年，一个科尔切斯特人因为他的预言——由于国王抛弃了他真正的妻子，一场“牧师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受到了传讯。换作其他时候，他的满口胡言也许并不会引起官方的重视，但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紧张时期，这种意义不明的言论却让当局十分紧张。在其他地方，很多平民因为另一个预言而“群情激愤”，预言的大意是这个王国即将因为一个女人而毁于一旦。一直以来，一系列神秘的奇迹和宛如天启般的征兆似乎证实了严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据说有一条长90英尺的巨大死鱼在北部海岸搁浅，不久之后，一股反常的潮水涌入泰晤士河，持续了9个小时，导致河水前所未有地暴涨，甚至漫过了格林尼治教堂的台阶。更为不祥的是，有人声称自己看到有一颗火球从天上掉落，还有人看见一颗长尾巴的彗星“像一撮亮银色的胡子”，一连几周在黎明时分出现在空中。

如果说加冕礼的沉闷和一系列超自然征兆令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么亨利一度希望教皇能接受克兰默宣布婚姻无效判决的渺茫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大主教是以“使徒教会使节”的身份做出判决的，但这一身份完全缺乏可信度。此外，至少在这一次，教皇的合法性观念远不如国王灵活，同时他在强大的查理五世和粗鲁无礼的亨利中间扮演丑角的兴趣也很快减弱。于是7月的时候，克莱门特宣布安妮并非英格兰国王的妻子，而亨利则被逐出教会。尽管缓刑到9月执行，给了亨利放逐自己的情妇并向教会悔过的机会，但这纯粹是一种名义上的姿态。这5年以来，亨利一直在破坏英国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而在看到即便努力修复也无济于事之后，教皇便亲手斩断了这最后的一点联系。无论如何，当克莱门特的最后期限到来，事情又有了变化，因为在9月7日，亨利的第二个女儿降生了。

宣布继承人出生的信件早已在继承人出生前写好，但现在，所有信件中的“王子”一词都要改成“公主”了。亨利对伊丽莎白公主降生的失望简直深不见底。“上帝完全把他抛弃了，”查普伊斯写道，“它要通过令他更加固执来惩罚和毁灭他。”17年前，玛丽公主出生时，亨利并不怎么失望，因为他相信王子们会接踵而至。但现在的他已至中年，他只会更焦虑，更沮丧，更迫切，因为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毕竟，安妮已经失败了一次，伊丽莎白公主的降生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在这次分娩结束后，亨利和安妮都没有参加随后在格林尼治宫举行的洗礼仪式，在查普伊斯看来，这个“小杂种”的洗礼是“场面冷淡而令人不快的”。亨利厚颜无耻地要求凯瑟琳交出玛丽公主洗礼时用的长袍，尽管后者拒绝照办，因为那是她从西班牙带来的，是她自己的财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这样的怨恨也无法冲淡国王心头的忧愁。他原计划举行的比武大会取消了，烟花也没有燃放，伦敦中心传统的庆祝篝火同样没有燃起。不出意料，这一事件也招来了嘲讽。比如两位修士因声称他们听说伊丽莎白公主在热水里受洗但“水不够热”而遭到逮捕。

随后，在1534年1月中旬至3月举行的宗教改革议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英国和罗马教廷之间仅存的最后联系也被彻底切断。其中通过的一项法令，即《神职人员服从法令》（Act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延续了1532年的《反对教会管辖陈情书》，将教士的服从变成法定形式，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都会招致罚款或是监禁。同样，向罗马法庭提出上诉，前一年还只是部分禁止，此时则变成了全面禁止。原本向大主教法庭提出的上诉现在改向大法官法庭提出。而一项全新通过的《圣职首年收入法案》（Annates Act）则确定了前一年7月讨论的内容，即英国的圣职首年收入不再交付给教会，而是由官方提名的主教强制接收。其他宗教献金也在《豁免法案》（Dispensations Act）中进行了讨论，确定所有宗教献金都将不再交付罗马教会，包括教皇献金。该法案还规定，准许背离教规的豁免日后将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来颁布。同时，尽管仍在顽强抵抗，但阿拉贡的凯瑟琳还是被降格为威尔士王太妃（Dowager Princess of Wales）。

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即便到这样一个木已成舟的阶段，亨利可能仍在寄希望于罗马方面能回心转意。他把《豁免法案》的生效日期定在了施洗约翰节，即大约3个月之后，除非他自己再下诏令。在这3个月期间，他随时都可以改变部分法令，甚至撤销全部内容。然而，跟罗马和解已经全无可能，因为在1534年3月23日，即议会同意亨利与安妮结婚的同一天，克莱门特再次重申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管辖权。到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松了口气，而非感到懊悔，于是他郑重宣布亨利的第一次婚姻是有效的，从而结束了这桩罗马教廷一直在“考虑中”的王室案件。一个月后，克莱门特去世，到1535年9月，他的继任者保罗三世确认亨利被逐出教会。讽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利宗教改革的结果其实是罗马方面与英国决裂，而非相反。也许，鉴于亨利几乎病态的优柔寡断，这件事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在教皇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亨利痛苦地等待了许久，现在他则以无济于事的当机立断进行了回应。他立刻起草了一份公告，命令将教皇之名从所有祈祷书中删去，以便它“不再被人们记起（除了不断受到谴责），而是永远被压制和漠视”。尽管这场比赛的致命一击是对手完成的，但亨利也一定要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1534年3月，至少在表面上，亨利的政治危局已经被化解。《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uccession）现在规定，任何亨利和安妮的后代都可以毫无争议地成为王位继承人。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于亨利来说，离开或接受一个新教会都无关紧要，但他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男性继承人，并且一定要通过能够让他良心所托的女人来获得。然而，这份法案还包括了对于继承的宣誓，即任何英国子民都需要进行宣誓，宣誓的内容包括明确承认英国王权至高无上。显然，这就是克伦威尔亲手伪装的那枚炸弹，它比法案本身更加意义重大。

就目前而言，宗教国有化的进程最终在1534年11月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完成。长期以来，天主教会的权力都来自教条和一个实行经济垄断的全面纪律体系，它将信徒的思想和财富统统束缚在罗马教廷。而现在，亨利试图通过一个涉及思想和经济的协同征用计划，在理论和实践上确定自己的权威。《至尊法案》赋予了国王对教士纪律的控制权和纠正传教士观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国王拥有了审判异端案件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便拥有了关于宗教体系的一切控制权。从这个角度上说，至少在技术层面，亨利不仅控制了人民的行为，还控制了他们的信仰。

所谓的《首年金与什一税法案》（Act of First Fruits and Tenths）则是必要的配套措施，先前需要支付给教皇的税金现在都要交给国王，所有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每年都要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库。此外，国王自然也不会像教皇那样满足于1292年时进行的资产评估结果，因为这必然不符合16世纪通货膨胀螺旋曲线。既然亨利已经掌握了教会，他便必然需要得到丰厚的回报，为了确保能够得到自己应得的一切，他在宗教事务上的新代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下令编纂一份《教会财产记录》（Valor Ecclesiasticus）（图13），要求列举所有神职人员的资产情况。克伦威尔实际上是在打劫教会，并把收获献给亨利，而他也不会为此愧疚。“拉丁语里的‘神父’（Papa）”亨利·布林克洛（Henry Brinklow）在《罗德里克·莫尔斯的抱怨》（The Complaint of Roderick Mors）一书里写道，“翻译成英语就是‘神付’（Pay Pay）了。”

图13：《教会财产记录》的标题页插画。该书完成于1535年，是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亨利八世炮制的一份针对英国教会土地及财产情况的调查报告。

但更为不祥的是，在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的同时，克伦威尔还创造了用以镇压反对派的工具。他的《叛国法案》（Treason Act）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叛国”的范围，将口头或书面攻击国王、安妮王后和王位继承人囊括其中。这种所谓的“言论罪”是为了将那些“罗马教会权威的亡魂”斩草除根，而且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人们几乎逃无可逃。比如现在只要议论国王是异教徒、分裂者、暴君、异端者、篡权者，都构成了犯罪，等到1536年，随着《废除罗马主教权威法案》（Act Extinguish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Bishop of Rome）的出台，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也成了犯罪。保持沉默不再是合法的避难途径，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世界是奇怪的，”蒙塔古勋爵在当时议论道，“说句话就能叛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叛国法案》将在下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被废除，理由是这份法案“在其他国家的人和国王陛下的臣民看来可能是十分狭隘、粗暴、极端和恐怖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在人们的言行尚未被“建构”成叛国的1534年之前，同样也有人因为自己的言行丧命。证据不太经得起推敲一直是此类政治审判的特点：1478年的克拉伦斯案和1499年的沃里克案便是典型的例子。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份严苛的法案，它的执行倒并不十分残酷，平均下来，每三次相关的起诉中，大约只有一次会被定罪。例如在听说一位年逾八旬的咏礼司铎一时口误为“凯瑟琳王后”而非安妮祈祷时，克伦威尔并未追究其责任。无独有偶，当诺森伯兰伯爵夫人的一位仆人在酒后声称国王“腿脚有毛病”而入狱，最终也得以无罪开释，因为他的女主人替他求了情，表示此人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信口开河，而且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当时说了什么。

尽管如此，因为所谓的“不当言论”便审问和逮捕国王的臣民，势必会促成一种相互猜忌和指责的文化迅速蔓延。即便被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中有三分之二被宣判无罪、赦免或撤诉，但在1532年至1540年，还是有多达130人被处以极刑。此外，亨利八世此举的真正恐怖之处与其说是其覆盖范围，倒不如说是其本质，因为这是一种针对人心的迫害。人们很容易受到无端的指控，接受莫名其妙的审判，随后被残忍地处决。同样值得谴责的是，这种恐怖无益于维护国王和他的王国，而只是日常政治中一种愤世嫉俗的武器。1538年，一位线人写信给国王的舅妈莱尔夫人（Lady Lisle）：“民间传言，如果一个人说这个月会一直下雨，下个月会有人因此丧命，再下个月会爆发战争，那么他就得被关进伦敦塔里，直到证明他的说法不是造谣。”亨利自己也曾对克兰默说：“如果他们把你关起来，很快就会有三四个无赖跑来指控你。”至于安妮·博林，在听伦敦塔的看守说“只有国王最贫穷的臣民才完全清白”时，她大笑起来。这也许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