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竞选教皇时的动机与结果

啊，先生，你曾经为那了不起的亨利国王效力过吗？你们干得可真漂亮！把我和其他人的钱都花光了，跟无赖和恶棍有什么区别！

——多塞特郡沙夫茨伯里的约翰·布罗迪对亨利国王的士兵约翰·威廉姆斯所说（1524）

1521年8月14日夜，英国红衣主教终于骑着他那匹华丽的骡子来到布鲁日城门外，着手进行他主人的战争与征服计划。夏末的树叶恭敬地漂浮在运河之上，整座城市里人来人往，为这位尊贵的客人的到来做准备。实际上，沃尔西此时的地位正值顶峰，同时神圣罗马帝国也迫切需要英国人帮他们在纳瓦拉抵御法国人的进攻，因而查理五世在整个宫廷的陪伴下，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而当红衣主教终于在1050名身披锦缎的骑士的护送下姗姗来迟之时，城楼上钟声大作，城里行会的旗帜随风飞舞，佛兰芒人展现了他们最大的热情。据说每个负责接待的旅馆都备足了“柴火、面包、啤酒、葡萄酒、牛肉、羊肉、小牛肉、羔羊肉、鹿肉，各种以肉类和鱼类烹饪的美味佳肴同样一应俱全”。到和皇帝会面时，沃尔西也没有从骡子上下来，而只是抬了抬他那顶最贵的帽子，同时示意皇帝也上马，让两人可以平等交流。而在前往住处的路上，他唯一的让步只是在并肩骑马时把皇帝让到了右边，以示尊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此“亲密”的护送，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者的臣民来说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誉。而且到第二天，为了确保红衣主教的尊贵地位，查理安排两人一起到这座城市的大教堂听弥撒，还在同一个皇室护篷下面共用同一张跪凳。

此时的他们终于放弃了金锦营之地的虚情假意，开始进入为实际冲突而进行的更有意义的谈判。实际上，从1521年的夏末到整个秋天，沃尔西一直在跟皇帝进行交涉，他对亨利说这一过程“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风和日丽”。这次会面的气氛十分紧张，3天会谈的间歇时间，沃尔西甚至躺在床上都不得安宁，生怕自己被皇帝的御厨下了毒。而查理同样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在一盘肉里发现了一小块长着毛发、气味恶臭的不明物质，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爱情的迷幻剂要比这种物质危险得多。不过到11月，红衣主教拟定了一份条约，为入侵法国铺平了道路，同时还确保他主人的女儿和皇帝之间达成了初步婚约，此事在1520年时便已提出。而且他为达成协议而提出的条件似乎已经不能再好，查理最终只要了区区8万英镑的嫁妆，甚至还答应付给亨利因撕毁和法国方面的条约而损失的赔款。于是英国国王对他的红衣主教的工作相当满意，他明确地向理查德·佩斯感慨，红衣主教怎么能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佩斯对沃尔西说：“国王对你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满意，就差把表扬你的话刻在我脑门上了。”此外沃尔西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明确保证，即在教皇之位再次出现空缺时，查理五世会助他一臂之力。

教皇利奥十世并没有让他等太久，1521年12月便撒手人寰，沃尔西立刻被看作是继任教皇之位的热门人选。到此时，人们或许会以为，对于一个年近半百、平民出身的人来说，他的人生巅峰已经触手可及。然而表象完全是骗人的，至少对于这位“骄傲的牧师”来说，他从没认真地设想过要追逐这样的人生巅峰。尽管始终有传言认为他无时不在渴望成为教皇，但实际上，沃尔西对罗马方面的大事小情所知寥寥。比如他不仅对罗马内部的钩心斗角漠不关心，而且从未亲身抵达圣城，并且对那些认为他应该前往那里的建议嗤之以鼻。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也从没通过扶持其他人当选红衣主教来丰满自己的羽翼。他唯一真正打过交道的红衣主教是洛伦佐·坎皮吉奥（Lorenzo Campeggio），1518年时他几乎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同时利奥十世也经常感到愤慨，在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汇报之时，沃尔西竟然一直对他默不作声。因而有一次，沃尔西十分坦诚地表示，他之所以会参与竞选，全是为了他的国王的利益，而这和他后来的做法也完全吻合。实际上，无论是沃尔西的想法，还是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坚持推动他参选的都是亨利八世本人。国王当然对此抱有强烈的意愿，毕竟在12世纪时的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成为阿德里安四世之后，英国就再也没出过一位教皇；而且也正是他，在接到利奥十世去世的消息之后，立马派人前往罗马，“仿佛他的心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以表哀思”。亨利认为，如果能够确保沃尔西当选，将会大大提升他的个人名望，同时也有助于在跟法国交锋时拥有明确的政治优势。总的来说，越是莫名其妙的理由，英国国王就越乐意投入热情，只要事情本身跟他的个人荣誉有些许关联。而且和往常一样，他也不惜为追逐梦想大撒黄金。他发誓，这场选举“绝不能因缺少10万达科特的投入而输掉”。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亨利鼓励沃尔西前去竞争的，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取得的职位，因为后者在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经过了长达14天疲惫不堪的讨论，英国候选人显然没有任何机会，而且皇帝从没打算给他机会。似乎也没有人把这位“约克红衣主教”看成是有力的竞争者，因为在第5次和第12次投票中，他都只得到了7票。根据他的准朋友坎皮吉奥的说法，让沃尔西无法当选的理由是他相对年轻，尽管他也声称根据自己的“个人印象”，沃尔西应该已经超过了55岁，但他的个人感觉显然无法左右秘密委员会的判断。而另一方面，红衣主教佩鲁齐解释说，沃尔西没能当上教皇，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永远不会来罗马”。不过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只是查理五世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沃尔西。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之前的老师，年迈、谨慎又无能的乌德勒支的阿德里安，在皇帝的协助下“成功”成为阿德里安六世。而仅仅18个月后，死亡便免去了他身上的重担。他的墓志铭上写道：“阿德里安六世于此长眠，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成了教皇。”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沃尔西对此次竞选的结果仍是宽慰大于失望，然而仍深深地忧虑他更切实的家园正不得安宁。比如苏格兰方面的事态再度构成了威胁，“任性绝顶”的奥本尼公爵在1515年几乎绑架了还是个婴儿的詹姆斯五世，驱逐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都铎，而此人在法国人的操纵下又蠢蠢欲动了。无论在教育还是情感方面，这位公爵都是法国人，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会向英国人发难。而且，此人在极端状况下让人难以捉摸。按照萨里伯爵的说法，“他精力充沛，在同辈人中总是惹人注目”。萨里表示，如果“公爵听到任何违背他的心意或是扫了他兴的事情，通常的做法是突然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扔进火堆”“没有人敢把帽子捡出来，只能任由它被烧掉。”萨里继续补充，“达科雷勋爵说，他敢肯定，光是他上次去苏格兰期间，公爵总共以这样的方式烧掉了十几顶帽子。”因而毫不奇怪，这位总是怒气冲冲的公爵很快便抓住了亨利姐姐玛格丽特轻率举动的把柄：在丈夫詹姆斯四世死于弗洛登之后，她很快就改嫁给了不受欢迎的安格斯伯爵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实际上，正是这种有欠考虑的行为让她被逐出了苏格兰，跟儿子分离。然而对她哥哥来说，不幸的是，这既不是她最后一次鲁莽行事，也不是她最后一次对他的计划造成破坏。

实际上，玛格丽特的性情同样极不稳定，到1521年，她厌倦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处于紧张状态，而奥本尼公爵再次抓住了机会。前一年的12月他已经回到了苏格兰，“像洞里的狐狸”一样潜伏许久。此时的他再次行动，把年幼的国王从斯特林城堡转移到了“狂风肆虐、住处简陋、遍地岩石的爱丁堡”。作为一种更具挑衅性的夸张行为，这位精力充沛的高卢苏格兰人似乎以“花言巧语”逼迫玛格丽特服从他的意愿。而在警告了可能产生的丑闻以及明确要求他想想“她是从哪里来的，住在怎样的房子里”之后，玛格丽特却仍然“很乐意取悦公爵”，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惊人的情投意合”便不再是秘密，而这种情投意合在一段时间内“夜以继日”地持续着。此时的亨利尽管对“我们的姊妹的不光彩和不知羞耻的行为”义愤填膺，但他已经无可挽回地投身于对法作战的准备中，因此不得不暂时搁置苏格兰方面的传统——背后捅刀子可能带来的风险，即便这种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在亨利孤注一掷，准备到海峡另一边建功立业之时，爱尔兰方面同样也在等待时机。1519年的所谓“纪念”活动，是沃尔西希望能够让国王在政府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筹备的，同时其中也包括了“如何让爱尔兰的领土更加有序且服从”的议题。然而这一目标说来容易，实现却很难，因为到亨利八世登基之时，康涅马拉的荒原和北阿尔特斯的土地仍笼罩在迷雾之中。英国方面对于爱尔兰的人口也没有任何可靠的估算，更不用说掌握其分布及构成情况了。在16世纪初的一份记录中，这块土地据说被分成了60多个郡或地区，“国王的爱尔兰敌人混杂其间”，而这些郡或地区由60多个酋长管辖，“他们靠刀剑生存，不服从任何其他世俗权力，只用武力说话”。而那些住在“巴罗港以西无法无天之地”的部落同样是一群好勇斗狠之徒，他们进一步佐证了人们有关“爱尔兰野蛮人”的传统观念。这些人穿着青铜时代的破烂衣裳，正如一个英格兰人抱怨的，他们更像是“狼吞虎咽的巨人”，而非“基督教臣民”。就连爱尔兰的教会也没有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润泽，而且很自然，当盛气凌人、拒绝妥协的英国人带着他们的中央政府及其一切剥削来到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外来文化与这片不相容的土地之间的巨大冲突便不可避免。对于盖尔人的编年史家来说，亨利八世毕竟还是“撒克逊人的国王”，而他们早已起誓，将永远与撒克逊人为敌。

由于第二次对法作战的想法当时正萦绕在心头，因此亨利不得不考虑爱尔兰方面不安的状况。在统治之初，他便宣称自己“将会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祖先都更加努力地把这片混乱的土地纳入一个良好政府的统治之下”。但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尽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犯下像往常那样高估自己军事能力的错误，但他还是对于自己此时采取的政治手段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和我们的议会（他在1520年告知萨里伯爵）考虑到只要采取谨慎的、明智的手段……便足以……让他们服从……必须以冷静的方式进行，政治手段和好言相劝双管齐下，以法律和理性为基础，而不是通过强制、承诺收买或是其他暴力的形式来完成。

毫无疑问，这种异常温和的做法来自亨利对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短暂的自鸣得意，但在现实中却完全起不到效果。萨里伯爵对爱尔兰已经十分了解，他的判断也更可靠：“依我愚见，除非通过征服，否则这片土地永远无法建成良好的秩序和应有的服从。”然而在1521年，萨里继续写道，即便给他足够的军队他就能够征服爱尔兰，但他也无法省下必要的开支。更何况，他很快补充，“他和他的士兵里没有一个人手里有超过20英镑”。爱尔兰成为又一个被搁置的问题，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国家收入的每一个便士都会被火急火燎地投入对法国的事业当中。

通过古老的纹章学传统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同样源远流长的战争是完全恰当的。毕竟借由仪式上的纹章专家进行攻击和辱骂，是封建时代屡见不鲜的经典手段。而且无论私下的交易有多么不堪，亨利与查理都会决心为骑士传统奋战到底。因此，贬低法国国王荣誉的光荣任务——说来也许有些讽刺，落在了一个官方记录中名叫克拉伦斯的纹章官身上^[1]。因此，当亨利和查理在坎特伯雷并肩朝觐的时候，克拉伦斯出现在里昂的弗朗索瓦面前，挥舞着他那沉重的证书，受到了应有的接待。随后，他以一场既傲慢又富于挑衅性的夸张演说，阐述了亨利对他先前的兄弟及盟友提出的指控。弗朗索瓦则以得体的优雅态度进行了回应，展示了他的克制力，同时也恰当地驳斥了诋毁他的说法，“他骄傲地保证，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不信守诺言，他愿意和此人当面对质”，他又充满男子气概地补充，“而且，如果亨利打算开战，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都展现了不凡的勇气，但此时对弗朗索瓦的挑战显然不够理智，因为亨利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毕竟，宣战是一回事，而筹备资金又是另一回事。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整个国家不得不挤压到极限甚至超出限度，以获得足够的军费。

尽管毁灭的艺术一直在进步，成本也水涨船高，但这一时期国家为战争筹备资金仍然只能依赖早已锈迹斑斑且不甚灵光的应急办法。此时，国库中已经有将近5万英镑被指定用于处理苏格兰方面的危机，而在佛兰德斯开战的军费预计令人深感不安。预计参战的陆军包括26000名英国士兵以及8000名“阿尔马恩”士兵，再加上8000名骑兵，光是啤酒，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就要消耗88.2万加仑。故而军费的开支预算接近30万英镑也不足为奇。与此同时，由3000人组成的“海军”预计将消耗187吨谷物、600头阉牛和18000桶腌鱼，更不用说还有17640吨麦芽啤酒。再加上海军武器的总支出2.8万英镑，如果再把运兵船所需的“管理费”算上，这场战争可能产生的开销将高达372404英镑。这样高昂的开销必然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撑，而此举又必然导致亨利政府在民众中的好感度大大下跌。

因而，1522年，在亨利的纹章官对法国国王进行公然抨击前两个月，政府要求首都商人募集两万英镑资金，皇家专员则被派往全国各郡，以确定所有土地及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与此同时，包括外国居民在内的所有伦敦居民的酒桶和储藏桶都按照国王的命令，被摆放在首都狭窄的大街小巷，供国王派出的商贩随意挑选，以低价收购。任何被认为可能对战争有益的物品，无论价值贵贱，都将被没收充公。亨利的宏伟计划所带来的不便还未止于此，到这一年晚些时候，房产税会以国家贷款的形式征收，尽管有关还款的承诺并没有骗到任何人。所有阶层都在不停抱怨，伦敦商人怨声载道并不奇怪，他们提醒红衣主教，国王已经跟他们要了两万英镑，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整个城市都穷困潦倒”。但以这种方式筹集来的资金仍然不足以完成目前的军事计划，于是1523年年初，亨利认为他有必要召开国会议会：这是他目前为止最坦率的一次承认失败的决定，因为国会议员们已经8年没有被召集到威斯敏斯特宫了。

当国会随后在4月15日于伦敦的布莱克法尔礼堂举行会议时，国王亲自出席，身边是红衣主教和他的议会。但即便是这样一场大型会议，一开始也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两周后，当整个国会仍然处在极度愤怒的状态时，红衣主教不得不再次来到下议院，对其成员进行详细解释。沃尔西强调在讨伐法国国王一事上，国王负有道德义务，他解释了具体的原因，并且详细说明了可能付出的代价。他辩解说：“法国国王违背了对英国国王的承诺，与皇帝开战；他罔顾两位国王在吉斯内斯会面时的约定，即承诺要捍卫联盟中的一切”；他似乎还“拒绝支付图尔奈协议中的款项”，同时“拒绝支付法国王后的嫁妆”。沃尔西希望“下议院能够慷慨解囊，在这个紧急时刻帮助国王出资购买必要的物资，以维护他的荣誉”，总共需要的资金“不可能少于80万英镑”。

在窃窃私语声中，红衣主教昂首离开了，让下议院自行讨论，或者说他希望如此。第二天，议会议长托马斯·莫尔仍要上台为政府辩护，但这一次，他那不痛不痒的论述完全被置若罔闻。实际上，下议院非但没有听从沃尔西的要求，反而将他的观点淹没在无休止的扯皮中。一位议员表示如果支付了这笔钱，忠诚的国民就只能“用衣服交换食物，换来面包和奶酪填肚子”。另一位则抱怨说，这样一来“整个国家都会因为贫穷而变得寡廉鲜耻”。也有人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等待红衣主教到来，希望他能说服国王“满足于一笔比现在每镑征4先令的巨额征税更容易筹集的款项”。然而当这一会议按要求召开时，沃尔西，按照爱德华·霍尔的说法，“无礼地表示”，他宁愿用钳子把自己的舌头从嘴里拔出来，也不愿让国王少拿一分钱。他还有些迟钝地表示他的主人现在开销越来越大，这些开销是由于豪华的建筑、华丽的服装以及时下流行的“丰盛宴会”造成的。由于不堪忍受“所有商铺都会因此搬到国外”和要求国王减税的不切实际的呼声，沃尔西决定重新回到国会，名义上是向国王汇报，但却带走了他的全部随行人员。看来，在理智无济于事的地方，戏剧化总会占得上风。

然而，到红衣主教再度现身时，他“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威严，包括他的权杖、皇家节杖、屠斧、十字架，还有那块大印”，但迎接他的并不是他所期待的敬畏、恭谦与顺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奇异而顽固的沉默”。这个在过去会毫不犹豫地责打教廷大使，或者羁押无理取闹的别国大使的人，碰到了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状况，人们都对他的诡计无动于衷。下议院非但没有同意协助国王完成他的宏伟计划，反而越发尖锐地表达他们对于入侵法国一事代价及风险的担忧。经过了长达16天的“劝说和私下运作”，议员们仍旧坚定地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超过原本税款一半的征税额。因此，在用尽全部招数之后，国王和红衣主教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对这一提议感到满意。尽管事实证明，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对整个国家产生安抚效果。相反，人们仍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且随着民众对于征税拟议的细节不甚了解而加剧。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这次税款征收被理解成是一项在伦敦酝酿的大计划的第一步，最终的结果是没收所有人的所有财产。此时，在东盎格利亚地区显露出暴乱的苗头同时，中部各郡也在酝酿“抓住收税官，抢劫他收上来的税款，然后攻下凯尼尔沃思以对抗国王”，尽管这些流言都是空谈，但它们完全表现了普通民众的愤怒之情。

正如人们普遍怀疑的那样，通过税收资助以完成的这项宏伟计划，将被证明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战略误判。诚然，神圣罗马帝国、教皇、西班牙、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甚至包括心怀不满的波旁公爵都在跟法国国王作对，但以往的痛苦经验理应让亨利明白，这些联盟就像他的军事计划一样脆弱不堪。而且在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计划背后，亨利并没有考虑到，即便他能够在极小概率之下决定性地战胜法国，他的国家也要在长时间内忍受欧洲均势被打破所带来的灾难。在谨慎的政策之下，英国方面应当在自己的两个对手不断削弱对方的同时，抓住时机增强国力，开发资源，积蓄力量。这也正是亨利七世奉行的策略。然而亨利八世“自由出入法国腹地”的渴望却推动他采取激进的政策，尽管到战争到来之时，他根本没有机会上演自己梦寐以求的高潮剧情。在法国农民和牲畜被漫无目的地屠杀，一些冒险家被养肥之后，战争并没有让双方的领土范围产生任何明显的变化。整场战争的惨淡历程也没有因任何英勇无畏或运筹帷幄的局部细节有所改观，让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增添其他色彩或是意义。

这场肆意杀戮的事业最终将以萨里伯爵，那位光荣的弗洛登胜利者之子为先锋。1522年7月，他攻下并放火烧掉了瑟堡半岛的莫尔莱，但他对自己的攻击目标并不清楚。次月，他恰到好处地袭扰了阿图瓦及布洛涅周围的村庄。然而到此时，他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战场上的荣耀，而是手下将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有一次，他哀求着写道，他们现有的啤酒只够喝12天了，而且用来做燃料的木头也严重短缺。此外海军方面的情况也不乐观，菲茨威廉的船队，萨里抱怨说，鱼和肉都已经吃光了。这样看来，在这场战争中，即便是沃尔西早先已经证明过自己能力的领域——提供啤酒和食物——现在看来也遭遇了失败。

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这次冒险的计划都十分拙劣，只有破坏性行为才能保证它继续下去。当亨利还在艾克塞斯以及赫特福德筹措资金时，萨里告诉红衣主教：

我们烧掉了沿途的所有村庄：所有可以据守的地方，无论是城堡，还是坚固的教堂，都被我们烧了……等我们继续烧掉多兰斯、科尔比、昂克尔、博雷以及邻近的村子，我觉得用不了3个月，我们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这里现在非常贫困，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这很可怕。”他还补充说：“希望国王陛下和您能满意我们的工作。”国王陛下确实会满意这种有计划的无意义野蛮入侵，因为由此产生的严酷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极力主张的骑士理想。此外，这一系列破坏应该也对法国这些已经遭受干旱、瘟疫和贫穷侵扰的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当然，这也将是这位弗洛登战役的英雄之子取得的又一份值得夸耀的功绩。他曾在击败那支英勇的苏格兰军队的过程中取得过关键作用，然而现在的萨里伯爵却只能从事对无辜的法国农民的残忍屠杀，连他们的房屋和礼拜场所都要全部毁掉。在德斯维尔附近的洛廷根，萨里的军队烧毁了他们在40平方英里范围内所能找到的一切。在一次据说十分成功的突袭之后，有一座被烧毁的教堂矗立在那里，“看上去更像是战争之家，而非上帝之家”。然而除了这些公然的可耻行径之外，这次被温多姆公爵（the Duke of Vend?me）形容成是“非常肮脏的战争”的出兵，很快就要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四处劫掠的他们竟然无法找到可以继续破坏的目标。于是，在攻击埃丹镇未果后，英国人最终被神圣罗马帝国方面的将领说服，停止了他们的游戏。到1522年10月16日，萨里平安返回加来，留下了所有那些无论是否可以让他感到骄傲的残垣断壁。

这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恶作剧也耗尽了到目前为止英国方面筹措的所有战争资金。同样关键的是，它也让英格兰人无法在北部抵御苏格兰人的袭扰，因为在萨里伯爵忙着破坏法国边境的一个又一个小村子的同时，奥本尼公爵已经从法国带回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正在逐步逼近毫无防御准备的卡莱尔。尽管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被紧急派去执行防御任务，但他却在约克因筹措物资耽误了行程，导致英格兰北境门户洞开。这似乎是苏格兰人等待已久的关键时刻，然而当机会女神来到面前时，奥本尼公爵却无法将苏格兰的各位领主团结起来，而纵然力量薄弱，英格兰北境的常备军还是足以抵御公爵一人的进犯。当亨特利、阿盖尔、艾伦这几位苏格兰最重要的伯爵不想再重蹈弗洛登一战的覆辙，戈登家族拒绝跨过特威德河时，奥本尼的计划也随之搁浅。(www.zuozong.com)

因而，这位潜在的苏格兰巨头只得暂时退去。但应该强调的是，这次危机的避免与英国国王的远见卓识或是韬略计谋都毫无关联。面对来势汹汹的苏格兰人，束手无策的英格兰北方军队指挥官达克雷勋爵还是慌了手脚，在苏格兰人本可能前功尽弃之际向他们奉上了一份完全没有皇家授权的停战协议。毫无疑问，由于追随者的分歧，加上弗朗索瓦一世拒绝继续提供超过道德支持以外的东西，奥本尼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停战的请求，而亨利当然也对失去了一次大胜苏格兰人的机会感到痛心疾首。不过，就连英国国王也有足够的智慧明白自己这次也是撞了大运。所以他尽管假装懊悔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但心里也清楚是达克雷的随机应变和苏格兰人对失败的记忆犹新挽救了他。

即便如此，尽管有无数不祥的预兆和挫折擦肩而过，英国对法国的正式进攻还是在1523年开始了。最终，无论如何，萨福克公爵都会率领他的军队逼近距离巴黎40英里的地方，在康比涅的营地，他致信亨利，后者“很可能会赢得在法国的古老荣誉和国王头衔，从而拥有独一无二的荣耀和无上光荣”。然而那时已经是11月了，凛冬将至。随着天气越发恶劣，萨福克军队中的帝国士兵开始逃走，而他也不得不派遣使者觐见国王，解释退兵的必要性。在他的理由中，他列举了当地的严重霜冻，在两天内造成了100名士兵丧命，同时还包括湿冷的气候、无法通行的道路、短暂的白昼和漫长的夜晚，以及“艰难的行军路和食物短缺，每天都会有士兵因此丧命”。即便是最初给他们“带来极大鼓舞”的“战利品”，现在对于英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但亨利已经派出了一支6000人的增援部队，由穆尔西勋爵领衔，并且坚决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战斗到底。国王宣称：“我们认为军队决不可未战先退。”然而就像1512年那次命运多舛的远征一样，军心现在已经涣散，尽管国王很愤怒，但萨福克还是尊重了部下的意愿，解散了部队。对此，亨利尽管只是表现出了郁闷和烦躁，并没有大发雷霆，但他还是明确表现出了自己的失望，禁止萨福克公爵和他的将领进宫。据说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国王，感到非常沉重和不悦”。

与此同时，当萨福克的士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家中，将沮丧情绪蔓延到整个英国乡村时，帝国联盟的徒劳无获与巨大代价比任何时候都要显而易见。波旁家族已经被证明完全无用，查理已经因富恩特拉维亚的征服而填饱了胃口，无意继续向事先约定好的吉耶纳前进，并且对盟友的指责置若罔闻。然而亨利造成的长期影响更加严重，由于受到皇帝的蛊惑，他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场大战，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正因内部的路德宗异教徒和外部的土耳其人腹背受敌；而且除了几次短暂的平静，这场不断蔓延的战争将会持续整整40年，给他的王国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混乱。这个错误是亨利造成的，然而承担责任的却是沃尔西。而且红衣主教的麻烦并没有止于1523年，因为此时，由于他的国王的突发奇想，他不得不再次承担重任，向教皇之位发起挑战。

随着夏末作物最后一次成熟，阿德里安六世很快就要迎来最终被证明将会致命的肾脏疾病的发作。在去世前6天，他在演讲的过程中步履蹒跚，“像是耗尽了力气”。教皇告诉他的红衣主教们，他预计自己很快就要归顺于上帝的仁慈，而到9月30日，他令人惋惜的死讯传到了英国，亨利眼前却再次出现了一个由英国控制的教皇诞生的幻象。于是，尽管沃尔西私下向佩斯抱怨说自己宁愿不再为国王服务，留在英国，也不想“重蹈旧日覆辙，接近不可接近之物”，承受死亡般的煎熬。如果他能够自己做决定，沃尔西说，他宁愿继续辅佐国王，拿“10个教皇”来也不换。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屈从了命运。“但最重要的是，国王陛下现在全心全意想让我争得那份荣誉。”他写道。

然而，查理却再一次戏耍了亨利。他甚至派出一位大使告诉他那容易轻信的“叔叔”，他已经派了特使前往罗马，并且把他亲手书写的举荐沃尔西当教皇的推荐信的副本寄给了亨利。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故意延迟了特使的行程。毫不意外，在得知自己再度落选时，沃尔西松了口气。在写给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一封信中，他绝非客套地问候了后者，把他当作自己的“密友和亲密伙伴”，还告诉他他赢得选举，成为“所有人精神生活的引导者”是如何实至名归。“这样的结果，比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更让我快乐。”沃尔西接着宣称，他手中的笔已经无法充分表达他对于克莱门特被任命为基督教会最高统治者的极大喜悦。因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沃尔西在其他场合表达的失望之情，其实只是对他主人的沮丧的礼貌回应，毕竟倘若教皇之位真的归于他的名下，他将陷入一个充满怨恨的群体当中，其中的一切都被互相之间积怨无数的教士们撕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自我经营方面的微妙能力都跟他不相上下。而且，即便亨利的愿望能够成真，也无法保证5年之后他亲自扶上位的这位教皇会同意他的离婚请求。

至少到目前为止，英格兰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同盟关系仍在继续，而亨利仍在一如既往地推进他的征服法国计划。1524年，他甚至支付了10万克朗以资助波旁在普罗旺斯发起进攻，还保证如果他能够成功，自己将会亲自率军入侵法国。然而，尽管英国国王还在像往常一样大夸海口，但在萨福克的进军无疾而终之后，英国方面并没有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当然，讽刺的是，此时的亨利退出了战局，然而其损失却比当初开战之时还要大，因为尽管皇帝也没有一帆风顺地取得胜利，但他的战斗成果显然要比亨利的军队在过去一年通过悲惨的失败得到的东西更加丰硕。因而再一次，命运之轮又停在了有利于查理而亨利将受人耻笑的位置，因为在1523年2月23日的午夜，法国军队终于遭遇了一场溃败，而英国军队早已解散，无从分享胜利果实。

法国军队在帕维亚战役中发挥不错，然而却陷入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弗朗索瓦身披银色长袍，肩上装饰着长长的羽毛，率军向一支西班牙火绳枪手及长矛兵组成的部队发起攻击，然而在联盟军队继续迎击的同时，被围困的城镇里的守军突然出动，袭击了后方的法国士兵。结果弗朗索瓦的部队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包围圈中，那里实际上成了个绞肉机。弗朗索瓦挥舞着一柄巨大的金柄长剑，奋勇迎敌，亲手击倒了几名西班牙军官和帝国的一位骑手。但在他突围成功，来到一座可能让他重回安全地带的桥上时，他的大部分军队已经被打散了。这时，一位同样游移在战局之外的火枪兵从背后射杀了国王的马，而当国王倒下时，一个帝国士兵来到他身前，据说他喊道“你不能杀我，因为我是国王，我要向皇帝投降”。随后，一名士兵上前摘掉他的头盔，另一位扯下了他肩上的羽毛，其余旁观者则从他的袍子上扯下布片，用以纪念他们参与了这场击败这位不可一世的国王的伟大战役。

得知帕维亚方面的捷报后，查理五世仍旧十分严肃，禁止宫中进行任何庆祝活动，同时对弗朗索瓦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相比之下，得到法国战败消息的亨利却欣喜若狂，一心只想幸灾乐祸。消息传至王宫时他已经上床准备睡觉，然而这个消息却比他任何可能做出的美梦都要更加美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对送信人说：“你可是跟天使加百列欢迎圣母玛利亚一样受人欢迎！”当他听说自己的仇敌理查德·波尔也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时，他命人给信使上更多酒，自己一跃而起，去找凯瑟琳王后分享喜讯，并且很快又开始琢磨自己乘虚而入攻进法国的计划。“现在是时候了，”他对一个来自尼德兰的大使说，“法国那边的情况对我和皇帝来说都再好不过，我一刻也不能耽搁。”英格兰人的宿敌似乎突然之间变得不堪一击。在帕维亚，不到两个小时，有8000名法国士兵及雇佣兵毙命，法军的精英将领，包括弗莱兰格斯、加利奥特、蒙莫伦西和亨利·德阿尔布雷特统统被生擒。但他们仍是幸运的，因为其他人的尸首都被粗暴地埋进土堆里，形成了自阿金库尔之战以来为法国贵族挖的最大的一座集体墓葬。这个国家失去了国王，失去了防御，同时陷入贫困之中，似乎正无助地被困在一个既不安全也无希望的十字路口。

因此，亨利再次无可救药地被他梦寐以求的“真正遗产”和“恰当头衔”吸引。他写信给他常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罗伯特·温菲尔德爵士：“长久以来，位于基督教世界地理位置中心的法国，都持续掌握在那些没有办法，也不愿停止运用权术和蛮力来扩展其自身疆域的人手中，这些人不知餍足，基督教世界也就永无宁日。”对于亨利来说，法国王冠，或者至少是皮卡迪、诺曼底以及布列塔尼的继承权，理应属于他，这是“明明白白且显而易见的”。而由于这些土地只能通过“暴力和强权”，而无法通过和谈来获得，亨利便命令温菲尔德向查理五世提议立即进行一次不切实际的联合入侵。“由于他过分的骄纵和永无止境的野心”，亨利告诉查理，法国国王遭到了神圣的报应，而除非国王和皇帝能够抓住这个天赐的机会，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敌人，否则“上帝恐怕就会将怒火转向他们，让他们承受可怕的惩罚”。亨利提议，他们可以联手攻入巴黎，让亨利在那里加冕，然后把普罗旺斯、朗多克、勃艮第纳入他们的联盟。接下来查理可以陪同新法国国王到罗马“正式加冕”，而玛丽公主也会被“运送”到巴黎跟皇帝结婚，这样一来，皇帝便拥有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继承权，从而最终将会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和平领主及所有者”。

当然，这样一份疯狂的提议注定无法打动思维缜密、冷静至极的查理五世，他一点也不希望他的英国对手成为法国国王。而且他也没有兴趣亲自征服法国，更没有必要让英国染指意大利的其他地区。无论如何，人人都清楚查理的强大帝国是建立在空空如也的国库之上的。据说他家的仆人工资都经常拖欠，“有人20年没发工资，有人12个月，最少的也有9个月”。因此，他能够负担得起的所有部队都已经被派往深陷困境的德意志各州，那里愤怒的农民正因末世启示录的说教揭竿而起，向他们的主人发泄上帝的怒火。因此，尽管玛丽公主用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回应了查理的特使们的问题，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12岁而非9岁，而且还送了查理一枚翡翠戒指，他一直戴在小指上，但他就是不肯帮忙。

对于这一点，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理查德·桑普森博士（Dr. Richard Sampson）看得很清楚，他已经进言，希望英国国王能够明白，皇帝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他写道：“他们现在认为，国王应该自己负责，完成剩下的征服任务。”而在见过查理之后，亨利派去游说他的其他特使也纷纷表示“没必要向一块死煤吹气了”。结果，在出现了一个更具魅力的候选人之后，查理连他的英国新娘也拒绝了。玛丽·都铎在此时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但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已经19岁了，足以结婚，并且她的嫁妆不少于100万克朗，这无疑进一步平添了她的吸引力。他与玛丽的婚约就此解除，而查理只是在一封赞美他和亨利之间的关系“几乎无法分割”的信里，用轻描淡写的笔触完成了这一工作。

但无论皇帝的算盘怎么打，亨利都对入侵法国信心十足，尽管他连这次冒险的资金都凑不出来。毕竟，筹钱的问题可以交给红衣主教去解决，于是，本已力不从心的托马斯·沃尔西，在自己的精力被主人的夸夸其谈以及与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皇帝的交涉过程中日益耗尽的情况下，现在又不得不转去执行为再一次入侵法国而筹集资金的可怕任务。

实际上，剥削英国人荷包的计划并非出自红衣主教之手，但不幸的是，具体执行方面的任务全都交到了他的手上，从而让他与这一计划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已经被打上了于1523年迫使国会通过同意提案的烙印，并且正如亨利十分清楚的，现在的他将要承受民众越发激烈的反应所带来的全部冲击。十分讽刺的是，这项被称为“善行捐”（Amicable Grant）的征款，包括对世俗财产征收六分之一，以及教会财产的四分之一。各郡都为此选派了专员，而为了推动这项提案落实，最高等级的贵族们也纷纷被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沃尔西也像往常一样拿到了一根毫不起眼的鸡毛令箭，成为亨利在伦敦的征税专员。他最初的活动是向城市的市政委员会和主要商人们详细地表述他的君主越发赖以为生的宏图大愿和迫切请求。而当其中一位听众怯生生地表示大家的生意不景气，日子不好过时，沃尔西直接打断了他，表示“几个人受穷总比国王缺钱好”。毫无疑问，他还用他那字正腔圆的男中音补充：“所以你们要小心啊，不要生气，更不要反抗，不然有人的脑袋可能就要搬家了。”

结果，“善行捐”的征收反而让沃尔西几乎脑袋搬家，因为人们对他在这一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很快便达到出离愤怒的程度。年逾古稀的沃勒姆大主教，此时已经远离宫廷，他表示肯特郡的人们谩骂不止，宣称“只要留他们的命，他们一分钱都不会给”。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则明确地表示，他们害怕发生全国性叛乱，同时带着一种温柔的满足感告诉红衣主教：“如果真的有暴动发生，那只能怪你。”而即便伦敦的商人们一时屈从于红衣主教的高压手段，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已经决定不再信任他。爱德华·霍尔指出：“穷人被咒骂，富人被驳斥，耍小聪明者被责难，但到头来，所有人都在诅咒红衣主教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颠覆了英国的法律和自由。”

事实证明，英国东南部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的地方，无论在礼拜堂还是小酒馆，征款政策都受到了严厉谴责。在剑桥，当专员们试图征收税款时，城镇和大学同时作为反对者站了出来，两万名群众聚集在一起，以示抗议。而在东盎格利亚的其他地区，拉文瀚、萨德伯里和哈德利的反对运动尤为激烈，亨廷顿郡同样有类似的消息传来。而在其他地方，托马斯·博林爵士在梅德斯通受到了粗暴的抵制，而萨福克则有4000名纺织工“站在一具尸体上，摇着铃铛，用死亡威胁着特派专员”。此外，在切姆斯福德和斯坦斯特德，人们公然拒绝付款，而在艾克塞斯的其他地方，人们拒绝与特派员见面——“除非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有报道说，很多人“不敢付款，因为害怕被自己的邻人砍成碎片”。实际上，这场抵抗运动最终会扩散到林肯郡，并在每个城镇和村庄引发叛乱。与此同时，肯特郡人还担心，尽管可能不大，但一旦国王真的征服了法国，那他会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那里。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每天都在他们各自位于埃伊和诺维奇的大本营，收到有关平民强烈不满的各种报告。在5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应该明白，国王本该再花些时间召开一次国会议会，好好研究一下究竟该怎么做”，同时向沃尔西极力建议他不应该在一波未平的情况下，再在民众当中掀起波澜。显然，对于税务专员沃尔西来说，他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孤军奋战感到忧愁。

最糟糕的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乡巴佬为一代又一代人遭到的剥削复仇的噩梦，如今已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幻想，因为它正切实地发生在查理五世自己的领土之上。所谓的“农民战争”（Peasants’War）发端于德意志的黑森林地区，很快蔓延到图林根州。不久之后，一股叛乱的浪潮席卷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阿尔萨斯，甚至是瑞士的萨尔茨堡和蒂罗尔。起义领袖托马斯·蒙泽（Thomas Münzer）相信永生的上帝“正在我的身体里磨刀霍霍”，而到1525年4月，有超过10万名全副武装、异常愤怒的农民要求恢复他们古老的采邑权，并且援引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当然，农民暴动在之前也时有发生，但这样规模的叛乱却前所未有。农民们痛饮抢来的美酒，宣泄着暴力，肆意屠杀法警，强奸修女，劫掠财物。在图林根有70座教堂被毁，弗兰科尼亚则有52座；仅在法兰克福，便有超过30座城堡被破坏。随着事态的发展，蒙泽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幻想消灭所有不虔诚的富人，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人人平等的天堂。

自然，英国此时的混乱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二者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一位瑞士神职人员曾近距离目击过叛军，他写信给驻威尼斯的帝国大使，认为英国和德国的叛乱别无二致。他说自己收到了来自英国朋友的信件，他们说亨利国王的臣民在全国各地反对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动乱何时才能停止。当然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在英国，对善行捐的抵制是由神职人员和宗教组织鼓励和推动的。在人声鼎沸之中，牧师们同样以尖厉的声音强烈反对支付他们被要求支付的任何税款，除非得到主教的批准。例如，在索尔兹伯里教区，没有一个牧师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亨廷顿郡和肯特郡，大多数宗教团体的领袖都宣称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交付足额的税款。

然而到最后，促使政府承认失败的仍是严酷的现实。国王并没有打心底改变主意。1525年5月初，亨利显然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但他还是抓住机会，表示自己是被压迫人民的救世主，而非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他认为议会竟然以他的名义进行如此可疑的事情，这简直就是对他荣誉的侮辱。实际上，他是受人蒙骗的，或者他认为是如此。他抱怨说：“好吧，有人跟我说，这个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富裕状态，征收税款不会有任何困难，但现在我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然后，他以熟悉的说辞表现了皇室的愤怒，宣称：“我不会再制造这样的混乱了，把这封信传到全国各郡，此事既往不咎，我会原谅所有……”以这样强势的姿态，他完全收回了自己之前的命令，撤销了“善行捐”的提案，并坚持自己从一开始就对此事一无所知。他放弃了之前加诸民众身上的六分之一税赋的沉重负担，只要求“他所疼爱的臣民能回馈以他善良之心”，而且不会惩罚那些带头反对增税的人。

这次失败本身十分彻底，但令国王更加沮丧的是，他现在面临要放弃自己最热切渴望的现实。法国之于亨利，如同米兰之于弗朗索瓦，是他自尊心的基石，而现在正是把法国王冠从它失败的主人手中夺走的大好时机。亨利绝望万分，甚至要求他的代理人约翰·克拉克向罗马教皇提出交涉，认为圣座大人可能会为他的入侵提供帮助。但教皇回绝他的理由也很巧妙，他说“他的责任是成为基督教国王的一位普通牧师，而非任何意在攻伐掳掠的联盟之盟友”。由于别无选择，亨利只得接受沃尔西签署的《摩尔条约》，该条约于1525年8月在红衣主教的赫特福德郡庄园签署，对法国的敌对行动也随之告一段落。

对国王来说，接下来的秋天和冬天，将成为他冷静反思和相对离群索居的时光。当征服法国的希望随着全国性的民众叛乱而破灭时，亨利的眼光范围大大缩小了，相比于先前计划的好高骛远，现在他所关心的内容变得无比世俗和琐碎。实际上，当亨利的征服野心在埃尔坦所谓“静谧的圣诞节”中沉入冬眠状态时，他决定整顿内政，以优化眼前的账目情况。于是，在沃尔西的协助下，他在1526年1月制定了《埃尔坦法令》，该法令不仅反映了政府在此时的财政困境，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供我们了解此时英国王权的日常运作情况。

自登基伊始，国王的奢侈就决定了他的宫廷将发展成一个庞大而混乱的机构。例如亨利在私下进行的会面就十分奢华，结果有太多雕工、端茶员、引座员和侍者出现在宫廷中，这些人还把自己的仆人也带到宫廷里，由国王出资供养。其他一些履行公务的人员，其职责往往由代理人员承担，而这些附属人员的队伍又进一步因为王室仆人的仆人加入进来而变得臃肿。毫不奇怪，在这支寄生队伍中，吵架与普通的不守规矩状况屡见不鲜，甚至国王卫队的管理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而此时，1526年初，随着严格的经济政策出台，这些弊病也得到了解决。从那以后，每天9点之前，前一晚所有蜡烛的残余部分都要被收集起来重新利用，而那些袒胸露怀或是穿着“粗鄙”服装工作的下等仆人，现在都需要穿上合适的衣服。与此同时，任何卫士、传令官、信使、吟游诗人、养鹰人、猎人或仆人都不得把“男孩或是闲散人员”带进宫廷。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解雇运动，导致国王私人会客室中的仆人减少了一半，侍者从45人减少到6人，马夫则从69人减少到15人。霍尔表示：“当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宫廷时，他们该多么悲伤，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在《埃尔坦法令》的字里行间，红衣主教的影响也表露无遗。十分古怪的是，红衣主教可以在宫中寄养24匹马，而公爵此时的标准是不得超过6匹。但最重要的是，沃尔西借此机会摆脱了一些威胁最大的敌人，比如国王的贴身仆人威廉·康普顿爵士，连同弗朗西斯·布莱恩爵士、尼古拉斯·卡鲁爵士和乔治·博林一起离开了宫廷。然而，这些人的离开，仅仅意味着红衣主教在面临最严峻挑战之前，暂时清理了战场。因为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国王，都不会满足于仅仅解决内政问题。此时的亨利，一定打起了征服以及处理内政以外的主意。而在国王先前的野心已经把沃尔西逼到极限的情况下，他的新想法必然将让强大的红衣主教彻底崩溃。

注释

[1] 此人的名字与英国纹章院中的一个高级纹章官同名，即克拉伦斯纹章官（Clarenceux King of A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