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红衣主教与萨福克公爵掌控一手

国王这些日子会怎样决策真让人好奇。之前他一手提拔的红衣主教和萨福克公爵，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他。

——酒馆里的流言，托马斯·沃尔西的密探

在林肯郡的斯温斯黑德报告（1517）

和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的大部分年头一样，1517年是穷人和失业者中间各种弱智谣言满天飞的年代。在12月，一个名叫托马斯·海克斯的人声称：“沃尔西打算把所有乞丐关在仓库里，一把火全烧死。”海克斯还说，国王在没有征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意的前提下就拒绝了这一提议，大主教也表示，只有沃尔西把自己“也放上祭坛，跟乞丐一起燃烧”，这样的行为才能以基督之名得到宽恕。与此同时，在首都的小酒馆里，每天都有人把不受欢迎的行为记到沃尔西的头上，人们公开宣称他“会破坏这个王国”。作为一个不祥的征兆，查尔斯·布兰登位于索斯沃克的宏伟尖顶豪宅似乎也证实了这些流言，此人野心颇大，居心不良。还有更可怕的说法，认为国王无法摆脱邪恶力量的影响，他现在已经被其他人控制，似乎无法挣脱这邪恶的束缚。同时这种说法认为，是沃尔西和布兰登“跟魔鬼纠缠不清，以它的力量控制了国王”。这样的流言蜚语也并非仅限于在乡巴佬中间传播。在宫廷中，传说布兰登用魔法让他的死对头威廉·康普顿瘸了腿，另外有传言说沃尔西拥有一枚魔法戒指，还跟一个魔鬼过从甚密，后者经常为他效劳。有人私下说，他测算了国王的星盘，然后“通过巫师作法，蛊惑了国王的思想，使国王比以往更加宠爱他，超出了对任何女人或绅士的宠爱。”甚至是久经沙场的诺福克公爵也认为自己被红衣主教施了法，“魂不守舍，精神衰弱”。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文艺复兴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普遍理性的繁荣——但无论如何，沃尔西的蹿升速度如此之快，还是让当时的人们将他和魔鬼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出生于1470年至1473年某一时刻，伊普斯维奇客栈老板兼养牛人之子，要说他的崛起仅仅是凭借聪明才干，即便不是他的死对头，也不会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约翰·斯凯尔顿提到沃尔西的家谱“满是油腥”并非凭空造谣，但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得到了证明：仅仅15岁，沃尔西就从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获得了学位。但即便如此，他仍无法维持学术生涯，在短暂担任过利明顿地区的教区牧师（当地的传统让他在一次集市上获得了热情款待，令他倍感荣幸）之后，他开始在赞助人搭建的阶梯上迅速爬升。他首先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迪恩的牧师，随后开始为加来副上尉理查德·南凡爵士提供服务，接着便成为亨利七世的皇家牧师。他的地位蹿升显而易见，到1509年11月，他就已经成为皇家救济院的管理人“施舍者”和初级枢密议员。然而，只有在亨利八世的战争政策支持和推进的过程中，沃尔西的晋升才得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

用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的话说，沃尔西的晋升“就像是矮子里拔将军”。尽管英国的王室以前也造就过类似的宠儿，但如此有野心或是提升如此之快的人还是第一次出现。尽管此人虚荣且贪婪，但他忠心耿耿、勤劳努力，让英国军队能够吃饱肚子，保持战力。他还在1513年的战事中得到了锤炼，以粗俗的幽默感和接地气的个性赢得了国王的青睐，而这些特质则与他的宗教天职以及用一丝不苟都不足以形容的案头工作形成了古怪的对比。因此，在做了林肯主教仅仅5个月之后，约克大主教之位便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而在一个月后，富裕的图尔奈主教之位也成了他此次出征的个人战利品。而且作为“涝的涝死”这一规律的明证，沃尔西的职位累积并没有就此停止。不久之后，教皇便极力敦促他就任红衣主教之位，理由是：“此人功绩卓著，没有他国王寸步难行，而且在所有最亲信的子民中，他无疑是国王最为尊敬的一位。”这样一来，1515年11月，象征着红衣主教之职的红色方形帽抵达了伦敦，“仿佛向世界昭告英国人取得了伟大胜利，整个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国王正统治着这个王国”。作为英格兰唯一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现在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过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而且在1515年的圣诞夜，他又自然而然地继任了大法官一职。最终，在1518年5月，他抵达了自己这条令人眩晕的晋升之路的终点，被任命为教皇使节。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人能够在教会和国家当中同时集齐这么多职位。就这一点而言，也没有人能够引起这么多仇恨——然而，正如事实将会证明的那样，权力从不意味着实质，一切都将取决于红衣主教摇摆于服侍与控制之间的不安幻想。

在那样一个易受蒙骗的年代，国王和他的宠臣之间具有太多相似性，已经足以让任何迷信的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邪恶的联系。两人都是肆无忌惮的纵欲者，性格外向、任性、残忍，并且对人们普遍会产生羞耻感的道德界限“并不十分关心”。两人都身体健壮，胃口明显超出常人。一位刻薄的批评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曾把沃尔西描述成是一个“充满欲望与勇气，同时又足够强壮，足以忍耐一切去完成自己目标之人”。同时，沃尔西傲慢而专横，要求人们必须以尊重王室的方式对他表示尊重。尽管总体上他比国王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似乎有一次，他用“激烈而粗鄙的言语”侮辱了教廷大使基耶雷加托，甚至差点动手打了他。

而在这些恶习之外，沃尔西还跟他的主人同样拥有对“为了炫耀而炫耀”不可抑制的热爱。都铎宫廷中的任何一位参与者都一定了解“伟大人物外在的可敬就像是水果的表皮，尽管很薄，却能够令它永保鲜美”。因此，追求奢华之风绝不是一时兴起。1514年，英国贵族们给安德里亚·巴多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身上挂着特别粗的大金链子，有的足以给囚犯当脚镣，让他插翅也难飞。这些金链子这么重，造价想必也很惊人”。然而，在这场自我宣传的华丽竞赛当中，红衣主教无疑会让其他所有参赛者都黯然失色。作为他的门役和传记作家，乔治·卡文迪许（George Cavendish）写道，沃尔西“上半身衣装全都是猩红色，或者是上等的深红色塔夫绸，再或者是深红色的缎子面”。卡文迪许同时还指出，“英格兰的国玺”和红色方形帽总是放在他身前。实际上，他为这些红色的帽子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它们是专门从法国买来的，用的是在英格兰买不到的鲜红色染料染的色。在他的住所里，一顶镶了金边的帽子是他床架上的装饰，有近千名仆人穿着他特别定制的深红色天鹅绒制服，头上戴着显眼的帽子，上面还绣着仆人名字的首字母，如托马斯·卡迪纳利斯就是“T.C.”。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标志同样肆意地标榜着沃尔西的地位。据说就连他私人厨房里的大厨，“每天都穿着锦缎、缎子或天鹅绒的衣服，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当时的沃尔西确实就如卡文迪许描述的那般，仿佛一只“光荣的孔雀”，而且像是在强调他在成为约克大主教之后的5个月内走了多远。他还从医院骑士团那里获得了汉普顿庄园的99年租约，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宫廷，足以与王宫相媲美。实际上，有两位威尼斯大使曾在他气势正盛之时拜访过他，两人都估计此人的金盘银盏价值可达15万英镑——而当年他的父亲以8英镑多一点的价格在东盎格利亚买下了一栋房子和一块地，才让他们安了家。而现在，沃尔西像基督本人一般坐在一头骡子上，尽管当时这头畜生身披“深红色天鹅绒，还装备着金子做的前挡、饰钉、扣环和马镫”。同样，在宴会上，红衣主教总是首先得到招待，因为他身为教皇使节，是教皇在英国的直接代表。人们想接触亨利并不难，然而沃尔西却高高在上，高深莫测。除非通过红衣主教的秘书，否则即便是这个王国里的其他高级教士也无法跟他接触，而且任何人想要见他，都必须再三提出申请。

总而言之，托马斯·沃尔西树敌无数这件事其实不足为奇，很少会有人相信他为国王效力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卡文迪许便指出，红衣主教最初得到提拔，就因为他是“整个议会中最兢兢业业的成员，为了讨国王欢心可以不择手段，完全不顾及大局”。当议会敦促好战的国王保持克制时，似乎只有沃尔西坚定地表示既然箭在弦上，那就绝无不发之理。但如果国王倾向于和平，那么他也一定会提出全然相反的意见。据说，正是以这种方式，亨利很快就认定这位施舍者“全心全意忠于自己”，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不同于任何国家的高官贵爵，而是成了王权的特别顾问。而这其实也正是他所希望获得的角色，因为不管是议会、世俗还是教会中的任何大人物，都难免受到权力结构的牵制。而与他们不同，沃尔西在发迹之初便不必考虑财务管理、田宅税务和教区职责的束缚。因而他可以全神贯注于国王的事务之上，认真地完成让国王天天开心、顺心如意的伟大事业。

表面上看，比起那些可以让国王变得更好的逆耳忠言，沃尔西总是倾向于让他听到自己想听的内容。正如他清楚观察到的，亨利对于国家事务既没有一以贯之的宏观思考，也没有专注的态度。他只想随心所欲，而每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又会招致身后的奴才们一片大呼小叫。通常情况下，他只有在心情不错或是想要找点乐子的时候才会考虑治国理政。他经常会把身体不适作为一连几天不理朝政的借口，而且后来他自己也忏悔地表示，文书工作对他来说“既乏味又痛苦”——这也许使得他日后给安妮·博林写下的大量情书更显情深意切。政府事务经常会因为一次为圣母进行的特别晨祷而搁置，或者更可能是因为他的“雄鹿与猎犬”。而且，如果他在打猎之后感到疲惫，大臣们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用官方文书去打扰他。1513年，一位米兰大使记录了国王的这种拖拉态度，写下了他是如何“把我们的讨论推迟到另外的时间，因为他正赶着去跳舞，跳完舞还要用膳”。正因如此，一心只想着用最简单但坚持不懈的方法讨国王欢心的沃尔西，自然就被这位年轻的国王当成了完美的伙伴。

事实上，自从成为枢密院成员起，沃尔西便打算在避免让国家事务的繁文缛节打扰国王兴致的情况下，替国王处理朝政。尽管议会成员们十分希望国王能够出席为做出重要决定而进行的会议，但乔治·卡文迪许却十分肯定地指出：“国王最大的乐趣就是做出跟他的廷臣们的意愿截然相反的事情。”沃尔西完全抓住了这一点。卡文迪许还指出：“其他议员劝国王少开宴会，多花些时间处理朝政，而施舍者却赶忙劝他不必如此，这让国王十分开心，也让他对施舍者产生了越发深厚的感情。”甚至就连亨利对妻子的忽视，也在他的干预下有所改善。1513年远征期间，正是他记起当时的凯瑟琳王后已经到了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并乞求国王多多给她写信，以排解王后独守空房的孤单寂寞之苦。而当亨利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夫人时，也是沃尔西适时地填补缺口，他向王后保证，她所爱之人正在小心地“避开所有危险与诱惑”。

值得称赞的是，沃尔西很清楚自己的天赋在哪些方面，并且知道如何发挥国王的长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管理者——他一个人就是一部官僚机器，有足够的精力长时间工作，并且善于招贤纳士，比如他发掘了理查德·佩斯（Richard Pace）和格拉斯顿伯里的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怀丁（Richard Whiting），此二人足以替他料理日常事务。而且尽管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北方的主教职责，但他也不曾回避过世俗任务中最令人不快的部分。据说他独自一人处理的事务，其工作量相当于“威尼斯所有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民事及刑事业务量的总和”。卡文迪许曾描述在一次随团出访法国时，沃尔西是如何工作的。他早上4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国王以及在英国的其他人写紧急信件，偶尔停歇只是为了嘱托他的牧师准备弥撒。他会一连伏案工作12个小时。“无论是哪个季节，”卡文迪许写道，“我的主人都不曾起身去撒尿，也不吃任何肉类，一直亲手写信，头上总是戴着睡帽和方头巾。”最后到晚上，他把信寄出，听了弥撒，散一会儿步，吃一顿清淡的晚餐，然后便上床睡觉，准备第二天继续工作。

尽管如此，沃尔西的敌人仍认为他的成功不过是毫无原则、近乎癫狂的自信以及利用年轻国王的骄纵相结合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亨利对君主责任的轻视，导致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使得沃尔西得以从容地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样，亨利盲目自大背后的焦虑和茫然，也让沃尔西有足够的机会把持朝政，让自己的政治理念生根发芽。显然，在荷尔拜因那幅著名画像上充满自信与活力、咄咄逼人的都铎君主，在许多方面都与现实大相径庭。事实上，除去盲目自信的部分，国王的很多决策都繁冗且教条，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便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取代实际的理解和真正的责任。面对事务他更愿意拖延处置，就像1519年有人说：“国王宁愿睡一觉，梦到答案，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红衣主教肆无忌惮的自负便强化了人们心中错误但危险的印象，即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国王，接管了政府。伴随着他越发的位高权重以及越发蔑视众人的态度，他似乎越来越把自己的想法和皇室利益捆绑在一起，更不用说他那如帝王一般的盛怒，用朱斯蒂尼亚尼的话说，所有外国使节都相信，“红衣主教就是国王”。据说亨利只有通过沃尔西的嘴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理查德·福克斯则代表整个议会表示：“我们必须跟红衣主教打交道，因为他不是红衣主教，而是国王。”实际上，到1518年，托马斯·莫尔也相信沃尔西已经完全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权，他似乎可以在国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行事，而威尼斯人则开始在跟亨利通信之前先和红衣主教进行交流，“唯恐他（沃尔西）会因国王的优先地位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弗朗西斯一世则开始嘲笑这位教士承担的责任，因为这“显示了他所篡夺的那个国王的权威简直不值一提”。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主仆关系搞错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外表的欺骗。实际上，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来自萨伏伊的路易的话——亨利“只关心女孩和打猎”——过分简化了一个多层次的事实。尽管种种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但亨利仍对自己的权力保持着最敏锐的把握，这不是他的消遣，他也并没有因为给自己找了个最好的伙伴而沉沦。尽管在最为重大的场合才能发挥作用，但亨利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去确认那些沃尔西不曾确认但理应进行核实的事项。与通常的印象相反，亨利有时也会埋头于大量繁杂的工作当中——给文件归档，做批注，斟酌外交信函中的措辞，以及对后勤问题进行过分的纠察，直至找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是国王本人，而非沃尔西，对图尔奈一座新城堡的修建计划进行了逐项检查，希望可以找出省钱的办法。同样也是亨利，仔细研究了他的所有船只以及船员的名单，每天都对部队的位置和部署了如指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王心情愉快，既不愤怒也不焦虑之时，他终究是能够令人信服地履行身为国王的职责的。

也许有些令人惊讶，国王和他所谓的宠臣其实很少见面。除了如皇家濯足礼之类的重要仪式场合，在通常情况下，国王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次数要少于人们的想象，而国王的秘书则要在日常生活中担任二者的中间人。两人都有自己的宫殿，所以他们私下见面的次数远少于在礼拜或是宴会上的碰面。此外，红衣主教也从不曾陪同国王处理政事，他极少在格林尼治和里士满露面，而这对他其实也十分有利，因为与人讨论经常会激起国王直接拍板的欲望，从而把原本的计划搞得一团糟。

但即便两人在生活中不常见面，亨利也是借助了沃尔西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得以如此具有威严地表现自己。实际上，国王曾被耐心地提醒，他在一些场合的行动可能会让大使们感到难堪。例如法国特使曾在国王面前吹嘘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有1万名瑞士雇佣兵被歼灭，但国王却指出，那场战役的参与者至多只1万人。另一方面，当日常政务被交给红衣主教处理之时，皇家的监督也如影随形。有时，一般是在晚饭之后，亨利会和秘书花几个小时时间来阅读寄给他的信件，记录下他的感想、计划以及对他人的指示。例如理查德·佩斯就曾描述，亨利会把一封信读上3遍，在口述回复之前，把每个需要回应的段落都标记出来，通常还会伴随一句指令：“不要再干涉我的措辞。”此外，在1518年，当瘟疫爆发令国王不得不长期闭门不出时，他安排了一个邮递专线，每隔7个小时就向沃尔西传达一次指示。

实际上，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最重要的是，沃尔西的主要任务是在国王自己没法读懂的时候读懂他的想法，而在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红衣主教依靠自己精湛的技艺完成了这一微妙的任务。此外，那个曾说国王“日以继夜地致力于娱乐和表演才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的外国使臣还很快补充说约克的红衣主教“明智而谨慎地管理着一切”。但无论这是不是一种以恭敬的方式进行操纵的危险技艺，尽管沃尔西已经实践良久，但它能否永远行得通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国王自我的精心粉饰。在最成功的时期，沃尔西将亨利打造成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君主，并且大获成功。他不仅以英勇善战的国王和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守卫者的形象交替出现，根据场合需要，他还会成为“随和爱搞怪的亨利国王”。卡文迪许曾描述,有一回亨利突然出现在沃尔西的宴会上，戴着面具，跟其他16个人一起扮成了牧羊人，一人手里举着一支火把。当这些“不速之客”大喊大叫着闯进来，沃尔西尽职尽责地陪着他玩完了这个游戏：他表现得不明就里、慌里慌张。等到亨利摘下面具，他才“如释重负，露出极其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呼”，仿佛十分高兴。面对这场僭越宫廷规格的豪华宴会，卡文迪许告诉我们，当时总共有200道菜，亨利坐在了本来属于沃尔西的主位上，并对此大加赞赏。而通过这种方式，沃尔西也成功完成了自己一直在进行的任务，为主人塑造了颇具人格魅力的个人形象。

当然，要使国王的形象足够完整，敬畏和怜悯同样必不可少。1517年，伦敦发生了针对来自佛兰德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波罗的海周边工匠及商人的暴乱，沃尔西则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在保罗十字架下一位牧师的鼓动，以及一个破落掮客约翰·林肯的带领下，一群学徒以及各色暴徒利用五朔节假期袭击并洗劫了伦敦城里外国人的住所，并在城市中四处扫荡。为了阻止国王调兵控制局势，他们还暂时控制了城门，而亨利则留在里士满，直接处于暴徒们的威胁之下。然而只过了几个小时，诺福克公爵和他的儿子萨里伯爵便率领皇家军队攻进城里，恢复了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暴动的损失很小。但一位目击者却写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暴乱，而且所造成的恐慌比实际的损失更大。”

即便如此，亨利还是被沃尔西邀请，从里士满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亲自对被逮捕的数百名暴徒进行审判。国王身着盛装，和凯瑟琳王后、他的两个妹妹、议会议员、贵族们以及市长和市政官一起端坐在皇室罩篷之下，接着，沿着长长的大厅，400名 “可怜的年轻无赖和老无赖，以及一个平淡无奇、衣衫褴褛的女人，脖子上系着绳子，一个接一个被拴在一起”，被带了上来。他们跪在地上求饶，而这时沃尔西也跪在他们中间，即便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妹妹们加以劝阻，他也坚持要这么做。直到沃尔西泪流满面地为囚犯们日后定会遵纪守法许下担保，国王表示肯定，“所有人脖子上的绳子才被解下，他们随即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给旁观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的我们已经知晓，“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美好场面”。国王宽宏仁慈的形象得到了确立，尽管在首都的其他地方，有40具尸体被大卸八块，没能得到赦免，给人们留下了另一种印象。一位来到伦敦的游客写道：“在城门口，人们只能看见绞刑架和罪犯们的尸块，所以从旁边走过是非常可怕的。”

可悲的是，尽管对国王毕恭毕敬，但沃尔西并没有给予其他人应得的尊重。无论是请愿者还是廷臣，都纷纷表示他们宁愿去罗马，也不想跟这位“有史以来最骄傲的主教”打交道。沃尔西声名狼藉如此，甚至就连虔诚的天主教徒达西勋爵最终也提出一条法案，禁止未来任何一位教廷使节来到英国。沃尔西在私下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1517年，朱斯蒂尼亚尼捕捉到了一幅别有深意的景象，他看到红衣主教陷入了沉思，五官不安地扭曲着，眉头皱成一团，“精神极度不安”，甚至啃起了自己的手杖。最重要的是，他越发感觉到自己不断擢升的地位所带来的人身危险，因此在公园散步时，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离得越远越好，以免有人对他放暗箭”。

与此同时，亨利的内心一定很满意有这样一位热心且自愿的替罪羊存在，而且一旦到了那时，这位亨利最忠诚、最不知疲倦的仆人随时都会戴着他的红衣主教帽子牺牲。实际上，尽管位极人臣长达15年，但沃尔西始终不过是王室摇摆不定的无意识状态的陪衬。尽管气势凌人，对地位不及自己的人极度蔑视，但这并不是他所面临危险的真正根源。真正的麻烦在于亨利的虚荣心。它不像红衣主教的虚荣心，单靠奉承与掌声便可满足。国王需要万人景仰，并且对公众言论十分敏感，因此“莫名其妙的亨利国王”的种种恶行总是被他的大臣们议论。而再进一步，这些牢骚满腹的大臣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终究也逃不过“卸磨杀驴”的命运。(www.zuozong.com)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沃尔西是一头清白无辜的待宰羔羊。相反，他是政坛的头等悍兽，对身份地位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总是在抓住一切机会令自己彰显高贵不凡，凌驾于敌人之上。早在1511年，尽管在职位上还只是皇家救济院的管理人，但他已经无视身为人臣正常的等级次序，在宫廷中表现得过于自由和随意。他现存的最早一封信写于1511年9月30日，收信人是福克斯主教。信中说国王身边的主要贵族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在宫廷上受到了冷遇，第二天就回了家。他随后总结说：“只要再有人加把劲，他可能就永远被排除在外了。恕我愚见，这么做事可没什么好处。”对于一位伊普斯维奇普通民众的儿子而言，这番议论算得上是豪言壮语，毕竟他的整个家乡长期以来都掌握在诺福克的霍华德家族手中。

毫无疑问，后来的沃尔西有时也会越权行事，只是因为没有人敢于驳斥他在王权的反光之下肆意妄为。也许正是在这里，亨利的狡诈和罪行同时彻底暴露。最重要的是，沃尔西乃出身卑微之辈，国王随时都可以让他身败名裂。但亨利有意识放任红衣主教随意行事，只是因为只有在这样出身的首席大臣的陪伴下，一个像他这样性情的统治者才能够完全感到自在。这样一位理想的陪伴者，总能够提供周到的照顾而不会争风吃醋，总是自卑而全无威胁。而再一次地，无论是表面的权势还是显而易见的敛财结果，沃尔西都能够充分满足亨利的需求。这两点显然充分昭示了红衣主教的罪恶，让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替罪羊。而沃尔西越是成为人们普遍仇视的对象，亨利个人身上招致的仇恨就会越少。而与此同时，亨利也把沃尔西的阔绰当作扩大自己影响的手段。这其中的逻辑既残酷又简单粗暴。即便沃尔西的势力如此强大，他终究还是国王的仆人，故而国王一定因此越发强大。因而亨利便顺水推舟，索性让沃尔西承担政府的责任，而他自己只要等待时机，在需要的时候拿掉他即可。

与此同时，一个在亨利生活和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经常被低估的人物也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据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所言，实际上，当时“有两个固执的男人把持着一切”，因为除了沃尔西，还有查尔斯·布兰登，他似乎是另一个“权力不逊于国王”的人。亨利与这位身形魁梧、留着黑桃式胡子的伙伴的友谊，当然是从童年时便结下的，而正是这一点，让二人的关系自始至终得以维持。正是布兰登把亨利领进了骑士比武场，让他得以摆脱家教和父亲目光的束缚；也正是布兰登教他学会了如何猎艳求欢。但此人能在亨利心目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原因并不在此。这个秘密后来被威尼斯大使在无意中一语道破。1531年，他指出国王最好的朋友很少涉足高级政治领域，他更乐意把时间花在“其他更有趣的娱乐活动”之上。比起都铎王朝的其他显贵人物，布兰登是最接近与世无争的存在，而正因为他更乐于尊重自己的生物本能而非政治计谋，才得以成为国王的另一个自我。那些亨利真正看重的东西——他的战功、女人和各种游戏——只有跟布兰登才能开怀畅谈，而且他对这位儿时好友直来直去的心思了如指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陪伴更能让他在错综复杂的国家事务中抽身放空自己了。比起托马斯，布兰登更讨国王欢心，他也比沃尔西更能理解国王隐秘的指令。尽管布兰登自由放荡的生活即将蒙上危险的阴影，但到目前为止，他的粗枝大叶让他得以跟国王走得更近。

到1512年，国王的这位童年挚友已经先后拥有两位妻子。此时的他还获得了女继承人伊丽莎白·格雷的监护权，她是已故的里斯勒子爵约翰·格雷的独生女。而且和往常一样，他不失时机地要求得到她的头衔和财产。尽管小女孩刚满8岁，他便着手起草了一纸婚约，要求她必须在成年后嫁给他。一年后，布兰登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获得了里斯勒子爵的头衔，而伊丽莎白也将成为他的妻子。在这之后，这位国王最亲密的朋友会像沃尔西一样向世人证明，战争期间皇室的恩惠总是通往成功顶峰的不二捷径。在出征法国的过程中，作为陆军元帅，他担任的是亨利的副手，并且独自占领了图尔奈城的一个城门。而作为战功的直接结果，他成为萨福克公爵。这一结果惹恼了白金汉公爵，波利多尔·弗吉尔表示“很多人都对此十分意外”。此外，作为这个王国最杰出的两位年轻人之一，他还拥有了迎娶一位名门小姐的资格，不必考虑他的第三任“妻子”。然而令国王始料未及的是，爱上自己这位童年伙伴的名门小姐竟然是自己的妹妹，这种迷恋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这位不可救药的公爵“置于最危险的境地”。

不过此时，国王才刚刚从图尔奈班师回朝，心中充满对自己强大力量的幻想。他还在渴望与西班牙的费迪南以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结盟，到1514年再对法国发动一次更加具有野心的战争。然而《里尔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那两个老狐狸便开始寻求与法国人谈判，到1514年3月，身在西班牙的约翰·斯蒂尔困惑地写道：“他们所有的方针和手腕似乎都是为了保全自身……丝毫不顾及朋友情谊或天道仁慈。”“我的理解能力太有限了，”斯蒂尔抱怨说，“阁下最好派比我更聪明的人过来，这样才有办法理解他们的作为。”因而此时的亨利只能孤军作战，向他的法国敌人发起攻击，而那些背叛了他的人却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很有可能从亨利几乎注定的失败中坐收渔利。亨利再一次为自己的荣耀而谋划，这次的他却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蔑视。同样是再一次，这位欧洲未来的裁决人，证明了自己对外交现实视而不见，就像他对那些本应引起重视的风吹草动视若无睹一样。

然而，这两个把亨利耍得团团转的骗子丝毫没有预料到托马斯·沃尔西的绝妙反击：他在这场背后捅刀子大战中给了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致命一击，同时彻底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沃尔西已经看出，或许只有他一个人看出，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的小聪明耍得有些过了头。长期以来避免与法国发生正面冲突，令他们丧失了威慑力，路易十二已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的头号大敌是亨利，后者自信满满，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斗，是法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于是沃尔西当即提出了一项可以让路易十二欣然接受的和平提议。尽管路易此时已经是个52岁的鳏夫，身患痛风，连自己的口水都管不住，但他仍希望可以拥有一个儿子，而沃尔西正巧有个完美的新娘。在文艺复兴时期微妙的外交世界中，人们自然认为婚姻中爱情的成分并没有联姻所带来的忠诚更加重要，因而说服亨利送出自己17岁的妹妹玛丽夫人，那位“来自天堂的仙女”的难度并不大。而作为回报，亨利将保住图尔奈，同时从他流着口水的前敌人手里获得一笔双倍于当年法国根据《埃塔普勒条约》支付给他父亲的“赔偿金”的巨款，作为将自己妹妹送上一座令人厌恶的婚姻祭坛的补偿。

于是玛丽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及40套新裙子，如期被送往法国，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一无所知。据说，从没有人见过比她“更加美丽的造物，或者说是如此优雅而甜美的造物”。这位“有史以来最迷人的女性”身高高出平均值，面容姣好，拥有完美的肤色，并且，按照目光如炬的人文主义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的说法，“没有借助任何化妆品”。但玛丽的意志绝不亚于她的美貌。当她接受通过联姻来满足哥哥需求的同时，她的要求是自行决定自己的下一个丈夫。而且毫无疑问，她的选择是查尔斯·布兰登，她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了。（图5）

图5：玛丽·都铎公主和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两人在1515年秘密结婚，距玛丽的第一任丈夫法国的路易十二去世仅仅6个星期。他们的外孙女便是不幸的“九日女王”简·格雷。布兰登戴的是嘉德勋位的衣领。

总的来说，路易对自己新迎娶的这位娇妻还算慷慨，但他们的婚姻中的一切都不顺利。按照海峡对岸的报告，路易喜欢遵循古老的法式传统，早上8点吃饭，晚上6点睡觉。但他年轻的新娘的习惯是中午时分吃饭，到半夜才就寝。而且没过多久，路易便做主辞掉了玛丽带来的仆人侍女，理由是他们妨碍了夫妻二人的关系，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年轻的王后跟她毫无魅力的配偶之间的裂痕。不过玛丽并不用苦苦等候丈夫的过世。11月，殉道者彼得写道：“要是他还能活着闻到明年春天的花香，那所有人都能再活500年。”到新年那一天他便辞世了。根据大卫·休谟（David Hume）后来的解释，这可能是“一种多情的性格，到晚年还让他依旧激情澎湃”，法国国王因此“仍旧沉浸在欢愉之中，这对他日渐衰落的健康状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尽管玛丽摆脱了这一沉重的负担，但她的人生却仍旧每况愈下，而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前景亦是如此。

现在被找来登上法国王位的是昂古莱姆公爵弗朗索瓦，他只有22岁，对名利、肉欲和征服充满渴望。在谈到这个随后将成为弗朗索瓦一世的人时，路易十二曾说“这个能干的家伙会毁掉一切”。而事实证明他的观察完全正确，这位新国王即将让欧洲在未来几年里再度陷入动荡。与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朗索瓦生得魁梧、身体健康，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拥有不错的天赋。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在引诱女人和进行武力活动方面都表现出旺盛的精力。他同样也乐于款待学者，自己还写诗，比同时代的任何君王都要讲究排场，在衣着、举止、威严和优雅从容等方面，他都被看作时尚、高贵和美貌的典范。实际上，尽管腿像帐篷支架、大鼻子像鲨鱼鳍，但根据同时代人的说法，他是“这世界上最英俊的国王”。尽管他拥有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可能具有的所有缺点，但他在战场上却英勇无比，以至于已经把自己看成未来欧洲领袖的亨利很快便认定他将是一个难缠而危险的竞争者。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位法国的新国王已经拥有了作为一个岛屿王国国王的亨利无法企及的权力。

当路易咽下最后一口气，查尔斯·布兰登便成了前往法国宫廷执行外交任务的不二人选，尽管他一直都在和这个老对手打交道。即便是在加冕礼的比武场上，面对法国人特意为他准备的德国大块头，他也从容战胜了这个“障碍”，赢得了声望。在比武的一段时间里，交战双方僵持不下，直到第一次休息前，萨福克公爵出其不意地用长矛的末端击中了德国人。而等到两人再度披挂上阵，据目击者称“公爵对德国人的面部发起了攻击，让他鼻子喷血”，德国人“被秘密带走了”。而尽管有两位英国修士奉劝玛丽要远离萨福克公爵，因为他跟魔鬼交往，但她心意已决。她决定把一切都押在亨利的骑士精神，以及他对一个年轻女孩的孤注一掷上。

表面上，亨利是派萨福克前往法国对路易的逝世进行吊唁，但实际上，他是去阻止丧偶的玛丽嫁给萨伏伊公爵，一个在她身边刚刚开始在婚姻市场上蠢蠢欲动的竞争者。由于国王的妹妹和他这位最好的朋友之间的恋情早已暴露，在布兰登离开英国之前，国王要求他立下誓言，自己不会向玛丽求婚。然而到了2月份，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玛丽还是激怒了他，让他不得不亲自参与竞争，并承担全部的后果。后来她跟亨利坦白，自己“让我的萨福克公爵自己选择，是在4天之内完成婚礼，还是永远也不要喜欢我”。

在英国和法国的宫廷同时焦头烂额之际，萨福克公爵用他那半文盲的土话给沃尔西写了信，他挣扎地表示：“俺要完蛋了，这下宫里肯定全整乱套了。”他说自己宁愿“死球”，也不愿意让亨利“想岔”。“俺了解国王，”他直接地乞求道，“救救俺吧！”泰山崩于前，他的行文也越发怪异：“老天爷啊！她和俺可都指望你了，你脑子好使，能整事儿，你肯定能帮俺们把这事儿摆平。”（“我的上帝，她和我都很信任你，你思维缜密，无论如何都能想出办法，有你的帮助，我们两个肯定能转危为安。”）这封信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充分体现了国王这位知心朋友的个人风格。他的刀剑所向披靡，对猎犬的血统了如指掌，却既没办法拒绝一个暴躁的女人的意志，也没办法体体面面地把自己的想法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

当然，对于这桩婚姻的消息，亨利感到“悲痛且不快”。等他们从法国归来，亨利要求玛丽把自己带回来的嫁妆全数上缴，并且要求二人分期支付2.4万英镑的巨额罚金。然而，面对既成的事实，亨利深知面对自己暴躁的妹妹，他那位软弱的朋友肯定无力招架，于是他罕见地做了个宽容的决定。尽管夫妇二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但亨利在东盎格利亚赏给了他们足够的资产与土地，以帮助他们还清债务。也许有几分奇怪，他最后还对这场婚姻表现出了完全赞同的姿态，亲自参加了自己妹妹和妹夫在格林尼治的灰衣修士教堂举行的第二次婚礼，并慷慨地同意这对夫妇以他的名字给他们的孩子命名。毕竟，布兰登和亨利之间的情谊太过深厚，根本不可能彻底撕破脸皮。而且这段友情的重要性就和沃尔西的存在一样，萨福克公爵行事鲁莽，但他不会挑战国王的权威，更无碍大局。而通过宽恕他的“失误”，国王也恰当地提升了自己的名望。

然而不幸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却没有这么好心肠。1515年，他的军队挺进意大利，一路上所向披靡。到9月13日，他的军队在马里尼亚诺的“巨人之战”中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神圣同盟阵营的瑞士与米兰联军，令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整个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但即便威尼斯大使告知亨利，弗朗索瓦已经由里昂发兵意大利，后者仍坚持拒绝相信弗朗索瓦竟然敢和都铎王朝为敌。他断言：“法国国王今年是不会去意大利的。我相信他害怕我，他不敢越过阿尔卑斯山。”亨利继续吹牛,“换了我，肯定敢出兵。但他没这个胆子。”而为了弥补自己的决策失误，亨利不得不往安特卫普送了10万金克朗以支付瑞士雇佣兵的费用，却无济于事。为了给英国国王已经受了伤的自尊心再撒点盐，弗朗索瓦一世在马里尼亚诺的战功令他赢得了极大的个人声誉。法国国王给他的母亲写信说：“2000年来，从没有过这样一场如此宏大或艰苦的战役。”

对此亨利的反应是一定要复仇，在避免自己出兵的情况下，用金钱来挽回颓势。英国大使理查德·温菲尔德爵士（Sir Richard Wingfield）奉命与马克西米利安谈判，让后者在1516年春天率领 3万德意志士兵和瑞士雇佣兵与法国作战。在弗朗索瓦一世第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时，马克西米利安毫无作为，因为当时正忙着关注匈牙利公主，一位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不过现在，在见到英国人的黄金之后，他立马对战争产生了兴趣。于是，1516年3月，皇帝率军越过布伦纳关口，气势汹汹地向米兰挺进。但在得到了多方贿赂后，他又鼓起勇气，返回了因斯布鲁克。而在经过7年奢侈的统治之后，亨利也已经把父亲的家底挥霍殆尽。

与此同时，1516年1月，原本热心地支持英国国王建立反法同盟的西班牙的费迪南突然辞世，令亨利失去了最后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帮手。殉道者彼得说，他病了很久，“却仍痴迷于打猎和婚姻生活，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对一个63岁的男人而言都是致命的”。他的继任者是查理，他是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同时也是玛丽·都铎的前未婚夫。这位面容严肃、罗圈腿的不满18岁国王已经成为尼德兰之主，但尚未涉足现在属于他的这个王国。总的来说，他的个性是一种宏大与古怪的混合体，如同有朝一日他将会继承的神圣罗马帝国拼凑起来的国土一般复杂。他不善运动，五官扭曲，举止也令人生厌。他的性格中不存在宽宏大量的部分，也不曾接受骑士精神光芒的照耀。没有任何战功或是治国举措提升他的名望。尽管如此，这位不太像统治者的国王，却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人物。但就目前而言，他口齿不清、毫无威严，除了血统以外一文不名。因此，他很乐意立即跟他的法国同行签订一份条约。

因此，8月在努瓦永，西班牙人尽一切可能向法国表达善意，并邀请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同参与和谈——这样的可能让沃尔西和亨利胆战心惊。查理甚至允诺要迎娶法国国王的小女儿，亨利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因为新郎17岁，而新娘甚至不到1岁。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更多的英国货币，这次是总计两万金币被送出，用以确保皇帝依旧可以留在英国人的阵营。皇帝自然再一次愉快地接受了。据说他曾跟查理笑着说:“我的儿，你要欺骗法国人，而我也要哄着英国人——至少我会尽力。”于是1517年春天，还是在努瓦永，他也加入了和解的行列。至于英国，几乎是不加掩饰地被轻蔑地踢出局，只能在外交的荒野中自谋生路。

然而运气和人们背信弃义的本能，加上沃尔西利用二者的高超技巧，将再一次至少为英格兰国王挽回魅力与威望。沃尔西重新启用1514年时的策略，开始向法国示好，而后者也很乐意在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故技重施之前让他们的算盘落空。更有利的是，马克西米利安中风了。他的预期继任者正是他的孙子查理，但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却要求皇位更迭只能通过选举来完成：弗朗索瓦一世刚好可以保证这样的选举进行。这样一来，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再次变得“情投意合”。至少在目前，双方都可以撇开有关战争的讨论，以此来节省黄金，把钱用在贿赂7位可以控制新皇帝人选的强大选民身上。

托马斯·沃尔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系列因素，从而在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教廷之间实现了“伦敦和平”或“普遍和平”。而和平的目的则是全面解决西欧各国的争端，从而再联合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抗正在迅速入侵中欧和黎凡特的土耳其人。10月3日礼拜日，在圣保罗教堂高高的祭坛上，沃尔西以极度夸张的方式做了弥撒。尽管无人评论仪式结束后亨利在伦敦皇宫主教席上提供的晚餐，但据说当天晚上沃尔西筹办的国宴却要比“克里奥帕特拉或卡里古拉”举行的任何一场宴会都要豪华。晚饭后，亨利和他的妹妹、昔日的法国王后玛丽一起戴上面具起舞，同时不计其数的甜点和其他美味佳肴还在不断上桌。尽管在月光皎洁的英吉利海峡彼岸，图尔奈城的守军仍在苦苦期盼自己每年4英镑的饷银能够早日结清，但在这场宴会上，那些玩骰子的宾客身上的达科特金币却装满了一只又一只大碗。（图6）

图6：萨普森·斯特朗在1526年绘制的托马斯·沃尔西肖像，背景是牛津的基督教堂。尽管这位“骄傲的高级牧师”在两年前将这座教堂命名为红衣主教学院，但在1529年，随着他的倒台，这里也就成了亨利的财产。而到1546年，这座教堂得以重建，并被赋予了现在的名字。

两天后，亨利的女儿，年幼的玛丽公主和神圣罗马帝国储君的代理婚礼在格林尼治举行。第二天，沃尔西安排亨利和弗朗索瓦在加来附近的一个地方再次见面，这个地方后来被人们称为“金锦营之地”。亨利显然是准备留胡子，因此两人见面后他表示自己一定要等到下次见面再剃胡子。而为了不输给他，弗朗索瓦也表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不会动用剃刀。可惜的是，两位国王互相表达敬意，准备以荒岛求生者的形象再度见面的美好前景被凯瑟琳王后破坏了，她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变得毛茸茸。也是证明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或是她的国王丈夫对他们10年无子的婚姻尚存一丝温情，她最终赢得了胜利。似乎每天，她“都会耐心地提出要求，希望他能照办”，希望可以让他自己——毕竟只有他能办到——说服自己，他和法国国王的兄弟情义“不取决于胡子，而在内心”，直到他真的把胡子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