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移民从东欧、南欧涌向美国，使美国的城区不断扩大，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城市里，拥挤的贫民窟，不充分的城市服务设施，加上当时的人口一直习惯于农村生活，所有这些都使生活环境极不卫生，疾病肆虐。此外，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失去一种共同体意识，城市人口失去传统生活的纽带，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结果使犯罪和贫穷流行。人们还担心新来的移民会毁坏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念，并使人们易于接受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思想。随着教育社会功能的不断增长，人们也越来越抵制种族隔离。
人们认为学校可以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培养新的行为习惯，创建社区中心来预防这些社会问题。为了控制疾病的流行，学校增加了护士、医疗设备和洗浴设施。而且，还专门教孩子们卫生知识。美国化计划是同化移民后代，使其适应美国社会生活，并防止激进思想传播的工具。学校餐厅为孩子们提供健康食品，并使移民饮食习惯美国化。为了使妇女从枯燥乏味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移民家庭生活美国化，把科学方法运用在家庭管理中的家庭经济学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学校建造了操场，以便使孩子们放学后有活动的地方，人们希望以此减少青少年犯罪。为了减少城市生活引起的疏离感，学校还为成人们提供礼堂和专门设施作为活动中心。
所有这些教育变化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功能。当然，从19世纪早期以来，消除贫穷与犯罪就是学校的传统目标。但是，公共学校改革家当时就看到学校通过课堂教学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19世纪后期的这些变化，使学校不仅是教育中心，更是一个主要的社会机构。(www.zuozong.com)
1902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年会上，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向教师们解释这种新的社会功能。他对来自全美的教师们说，教育应该是“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统一起来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冲突和不稳定因素，使人们可以深刻同情、广泛理解他人。”他认为，学校作为一个社会中心，应该取代妓院、酒馆、舞厅，成为娱乐中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学校可以使新的城市工人了解自己的职责，通过交换思想，并与不同类型的人建立关系，人们可以理解他人，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杜威认为学校作为社会中以“必须告诉工人们他们工作的精神与社会意义，即揭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因此，杜威认为学校新的角色是为解决工业化城市社会疏离问题而提供社会服务和社区中心的机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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