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和民主党：教育与变革

公共学校运动诞生于政党变化和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19世纪20年代，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取消选举的财产资格以及男子普选权的确立。此外，1828年，当杰克逊主义的民主党与全国共和党（19世纪30年代该党消失，被辉格党取代）竞争时，现代政治党派诞生了。辉格党和民主党几乎是平等地分有全国的选民。

这些政治上的变化在几个方面与公共学校运动发生着联系。首先，普选权带来了对于未来选民教育的关注。随着普选权的扩大，许多公共学校运动的支持者强调教育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的重要性。其次，政治同盟是提倡不同学校组织形式的团体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大多数公共学校运动的领导人都是辉格党成员，他们相信应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干预的方式便是旨在教育有道德和负责任的公民的集权化的学校体系。相反，民主党成员相信社会秩序将会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他们强调政府和地方最好少干预和控制学校。

在他们对6个州投票类型的分析研究中，赫尔巴特·埃斯科维茨和威廉·萨德发现，1833～1843年，早期政党成员的投票类型有着明显的不同。到1840年，80%～100%的辉格党和民主党支持其政党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涉及教育立法的问题，在党派投票类型上有着重要的差异。^[30]

每个党派间政治上的差异彰显公共学校重要的一面以及在学校教育政治结构上持续不断的争论。两个政治组织都相信教育是必需的，但是在教育体制的目的和结构上却存在着分歧。总体上来说，辉格党关注的是道德、义务、社会冲突的减少，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行塑道德品格、传授社会和政治义务、减少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间冲突的教育体制。辉格党相信这些目的最好是通过州政府集权化的监督管理来实现。而民主党则反对政府管理的集权化倾向，谈论较多的是权利和利益冲突的社会。

在《杰克逊式民主的概念：以纽约为例》一书中，李·本森把这两个政治组织描述为是积极与消极的自由主义的差别。在这种框架内，辉格党是积极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强调政府的干预以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以，辉格党相信，政府应该为教育及其内部的改善，保证作为国家发展命脉的教育机构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提供资金。例如，辉格党认为，私人资本不可能运用于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政府应该提供所需的资金。本森引用纽约州长威廉·西沃德1839年的讲话作为辉格党内部改善观和教育观的总结，西沃德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和开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我们平衡它的分配以及指导它用于知识的普及”。^[31]

民主党代表着消极的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管得太多。他们相信经济应该在没有州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州的资金不应该用于支持公共学校体系。本森认为，纽约民主党的重要作家比格洛“相信公共学校资金应该用于偿还州的债务，州以后应该停止在各阶层人中传播任何科学、艺术、贸易或者宗教”。^[32]

在《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文化》一书中，丹尼尔·豪（Danial Howe）认为，官能心理学对于辉格党的道德哲学有着最强有力的影响，他们相信道德官能的平衡和训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从这种观点出发，学校是保证个人内部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辉格党相信，假如道德官能任由其发展的话，低级的力量就会失去控制，肆意地发泄和破坏。未加控制的官能——无论是自负、放荡，还是某种其他的嗜欲或感情——被称为是一种“激情”。良好的生活需要持续的自律，就像人们追求“抑制其激情”或者“培养和改善其美德”一样。^[33]

正如豪指出的那样，这种哲学观拒斥完全不受某种规范约束的放任自流的社会理念，并要求“一种主动的、果敢的中央政府‘根据其对于整体和整体中各部分的长处的最佳判断来管理全国的事务’”。^[34]根据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政府应该在维持经济、规范道德、保证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结果，辉格党不仅支持政府资助国内的改善（诸如开运河），而且支持通过规范道德的法律条文。例如，禁酒运动就得到辉格党的大力支持。

对于辉格党来说，学校教育是建立秩序化社会的关键。豪把辉格党的政治运动归纳为是“向美国人灌输我们经常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标准的文化战争。它们是自控和自制的标准，这种标准与该党的经济计划配合得天衣无缝，因为它们强调节俭、节制和公共责任感”^[35]的组成部分。辉格党相信，这些价值观是培养投票者依法办事的必要条件。

辉格党需要一种精心安排秩序的社会观念与民主党自由市场理念反映的两种不同的自由观。相应地，这种不同的自由观反映在对于学校的政治和社会角色的态度上。对于辉格党来说，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个体内部激情没有征服理性，理智官能趋于平衡时才能实现。此外，辉格党认为，社会环境必须经过精心的组织以便个人能够经受住诱惑，不会去参加损害心灵和谐的活动。换句话来说，辉格党的立场是，只有个人获得合理的教育，排除社会的诱惑，真正的自由才可能实现。这便解释了许多公共学校改革者在为学校体系的集权化和统一化而努力时，又积极主动地参加禁酒运动。^[36]相反，民主党相信，只有在一个政府对社会秩序干预较少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党认为，政府规范社会的企图是改善和保护上层阶级特权的一种尝试。(www.zuozong.com)

19世纪30～40年代，并非美国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辉格党的道德改造工作。例如，豪报告称，许多人认为辉格党关于道德义务的设想是对其他人的干涉。他描述李曼·比彻的教堂被燃烧的故事，比彻是一个辉格党，禁酒运动的倡导者，一位牧师。当位于波士顿汉诺佛街的比彻教堂着火时，志愿者点燃商号，这些人憎恨禁酒运动，拒绝灭火。据报道，反而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燃烧，并高唱歌曲：“比彻的教堂燃烧时，可怕的罪人回归了”——这是一首赞美诗的讽刺诗。^[37]

在《19世纪马萨诸塞州的教育和社会变革》^[38]一书中，卡尔·基斯特尔和马利斯·维诺夫斯基对于民主党和辉格党之间教育哲学的区别进行了最好的研究。他们研究1840年取消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以及取消贺拉斯·曼秘书职位的尝试，这次行动被认为是对公共学校运动的直接攻击。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报告称，就在试图取消该委员会的前一年，马萨诸塞州重要的民主党人奥莱斯特斯·布朗逊（OrestesBrownson）攻击委员会，试图通过对学校的集权化控制，使得教育“普鲁士化”。布朗逊认为，该委员会是辉格党教育理念的传声筒，对教育的管理应该停留在地方层面。

1840年，由三名辉格党和两名民主党成员构成的立法委员会成立，并调查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让人惊讶的是，辉格党占多数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攻击教育委员会是不必要的浪费，引用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是“对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损害”。委员会报告认为：“在共和政体下，地区学校无须警察的保护，无需州检查制度，无需道德、宗教或政治保守性的审察，以维护道德、宗教或者州的政策。‘让它们处于自由和纯洁的状态吧’”。^[39]显然，这种推理论证方式几乎和曼建立公共学校体系的理由唱对台戏。

委员会的报告引发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是由州立法会的成员就取消委员会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而投票表决的结果是182∶245取消委员会的努力。立法会的投票表决为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提供数据，他们根据这些数据分析马萨诸塞州公共学校体系赞成者和反对者的特点。

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根据他们所代表的宗教、职业、地理区域以及政党联盟，对立法会的成员进行分类。他们希望寻找出决定支持或反对教育委员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假设是，立法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个人对公共学校运动的支持与否。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党派归属是决定立法者是否支持委员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还发现宗教在立法活动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立法机构并不包括大量的天主教派，所以他们的研究结果中没有反映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分歧。他们的研究的确发现，与来自农村地区的投票者不同，来自制造业地区的投票者倾向于支持教育委员会。

党派归属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辉格党都支持教育委员会，而所有的民主党都反对之。1/5的辉格党和1/3的民主党并没有遵循其所属党派的投票走向。即使这两个政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政治意识形态乃是判定是否支持教育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因素。

马萨诸塞州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反映全国两个政党之间更为普遍的分歧。在基斯特尔和维诺夫斯基看来，“辉格党认为，政府积极主动的干预是改善共同体内部公立学校质量的必要和有用的方式”，而民主党认为，“在地方教育事务中，任何形式的州干预都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即使不是现实的、州集权化的学校体系，这种学校体系将会命令如何教育儿童”。^[40]

辉格党和民主党之间关于公共学校的斗争，反映了对于学校应该如何管理以及学校课程中应该讲授谁的价值观的更为普遍的关注。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它不同程度地反映那些要求大众管理学校而政府少干预的人，与那些相信政府应该主动地确保学校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目的服务的人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