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平，1935年出生，上海人，国家一级演员。1942年加入邱家班学习杂技，1951年随邱家班加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主要作品有《晃板》《晃球》《造型艺术》《驯虎》等。1953年随上海文艺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1956年随团赴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演出。1960年《晃球》在上海青年文艺会演中获奖。1963年开始演出《驯虎》。1983年3月，带着节目《驯虎》赴北京和内蒙古、太原演出，引起轰动。后到上海马戏学校任教，1982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荣获“上海市园丁奖”。
采访人：朱老师，您几岁去的邱家班？
朱建平：我去的时候年纪很小，大概七岁都不到，什么事都不懂，父亲把我送过去，就在人家家里住着。七岁能学什么？太小了。等长大一些了，就一点点开始练杂技了。邱家也没有什么大人，有两个儿子，一个练杂技，一个不练，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姑娘，加上我一个，就我们三个人在家里练功，拿顶、下腰、压腿，一开始就是练这些基本功。
采访人：请您讲讲小时候练功的情况。
朱建平：邱胜奎老师负责我们的训练，他很严厉。我们在苏州一个公园里面练功，公园的后门有一个大厅，我们就在那里练倒立，他规定了倒立的时间以后，就到茶馆去喝茶了，到了时候他就回来了。日子一长，我们就能估算得出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一走我们就下来了，一看时间要到了，我们再上去。等他回来看到我们一个个都倒立得蛮好，还挺高兴的。但是时间一长，被他发现了，因为倒立这么久，你们怎么没有累的感觉？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发现就挨揍了。哪有小孩这么听话的？大人不在还老老实实地练，不会的。后来我们就不敢了，因为要挨打的。这样子一点一点地锻炼出来，等大一点以后，逐渐练成节目了，就慢慢地开始演出了。那时邱家班在苏州专门演堂会，就是老人过生日、年轻人结婚、小孩出生或者过周岁，请我们去演堂会。
采访人：邱胜奎老师他平时演出吗？
朱建平：他是表演“古彩戏法”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到了上海，在国际饭店演出。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成形了，比方说有《板凳顶》《滚杯》《地圈》。《滚杯》是一种柔术节目，四肢、额头、嘴，托着由许多玻璃水杯摞成的水晶塔。《地圈》就是将圈竖着叠起来，大家以轻巧的穿越技能，在圈中进出往返，表演各种动作。后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成立，他就带着我们一起加入了杂技团，当时有不少人，邓家班、邱家班，还有李殿起、李殿彦、王玉振，申方明、申方良兄妹四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建团的时候大概五十人不到。团长是文化局派过来的潘全福。
苏州邱家班时期的朱建平
采访人：到了人民杂技团，训练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朱建平：到了人民杂技团可以混合搭配了。比方说我的节目需要一个男孩，他不是邱家班的，而是王玉振的徒弟刘君山，我们就可以一起配合训练和演出，节目更加精彩些。
采访人：您那个时候主要是演《晃板》？
朱建平：主要是《晃板》，《晃板》这个节目好像是到了杂技团才有的，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节目，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这个创意。下面是一个长的圆筒，一块板放上去，底座站在板上，人要保持平衡，我头顶上面站一个人再表演动作，两个人还不能掉下来。后来日子长了，就变成三个人了，一个底座，两个尖。
采访人：《晃球》跟《晃板》名字听上去差不多，是一回事儿吗？
朱建平：不是一回事。晃板的下面是一个长的圆轱辘，要晃也就是两边晃。晃球就是一个球，四面都会动，一不行就会滑出去，球上面再要搁块板，人还得站住，这个难度就高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提倡艺术创新，尤其杂技表演，我们也看了外国的杂技节目，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杂技团的节目，借鉴他们的东西，在里面加一些自己的技巧。田双亮在国外看到过这个节目，他跟我说，你可以试试。我们说晃板已经不容易了，晃球难度更大。
1951年建团初期的《晃板》，底座为朱建平，尖子为刘君山
采访人：您是怎么练的？
朱建平：只有多练，先扶着东西练，要摔也就是在原地摔，不会摔到很远。因为我有晃板的基础，有腿部力量和平衡感，时间长了就站住了。
练好站稳了以后，我上面还要再加一个人，两个人就更困难了。因为我脚底下是个球，本身就在晃悠，上头再站个人，既要掌握上面的平衡又要掌握下面的平衡。《晃球》这个节目当时只有上海杂技团有，别家没有。中国杂技团只有《晃板》没有《晃球》，因为难度太大。你要把难度再发展上去也很困难，所以只有两个人表演，我和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杂技团已经有学馆了，我把学生叫过来一起演的。《晃球》这个节目在1960年青年会演时就得了奖。
1960年上海青年文艺会演节目《晃球》，底座为朱建平
采访人：1953年您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前线演出时有遇到危险吗？
朱建平：我是1953年3月去的，在朝鲜待了八个月，到年底停战以后回来的。我们大概是属于第三批去朝鲜的，我和刘君山两个人搭档表演《晃板》。我们晚上就睡在防空洞里，那个时候人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害怕。有的时候外面飞机在轰炸，志愿军都坐着不动，我们也照常演出。后来说不行了，飞机轰炸太危险了，就停下来不演了。
采访人：1956年您参加出访东欧的演出，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
朱建平：那次演出我们去了差不多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他们先来中国访问演出，然后中国艺术团回访。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为之前飞机出过事故，所以艺术团没有坐飞机而是坐火车。等到我们的演出任务基本要完成了，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正好在布达佩斯停下来休息，中国外交部就把我们带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在那里碰到了上海京剧院的出访队伍，是周信芳院长带队到莫斯科演出，我和我爱人在苏联碰的头。那会儿我们俩刚结婚，刚结婚一个礼拜就出国了，结果在苏联又碰到了。
采访人：人民广场的大篷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
朱建平：1958年我们开始在大篷演出，训练也在那边。如果人民广场第二天有游行活动，那么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马上就要把大篷拆掉，第二天游行完了再搭，是蛮累的，而且都是我们演员自己装台。有的时候拆完了没地方睡觉，只能躺在地上，游行完了马上就要搭起来，晚上还要演出。春节的时候最多一天演了五场，早上起床，把一天要吃的东西带好，那时候也没有食堂给你做饭，挺艰苦的，但是没人喊苦，也没有人提条件，一个都没有。
采访人：您什么时候开始驯兽的？
朱建平：好像是1955年，先驯狮子，后来驯老虎。那时候提倡创造新节目，有人建议是不是驯点动物，领导说好吧。最早是驯狗、驯猴子这些小动物，然后就想驯大型动物。因为大型动物只有西郊公园有，杂技团跟他们商量第一批先驯狮子。狮子小时候像猫一样大。我驯动物之前已经有一个女同志在驯了，但是缺一个帮手，领导就把我调过去帮着她一道驯。“文革”期间就不让搞了。“文革”以后，我的搭档被调到外地杂技团了，剩我一个人没法演了。我师父说你到学馆来当老师吧，你不懂我教你。我说我不当老师，我当老师不行。后来团长说驯老虎没人，你去吗？我说去就去吧，就那么一句话，我就到动物组驯老虎去了，那时候我已经46岁了。
朱建平驯狮
采访人：之前您驯过狮子，再驯老虎，是不是比较容易上手？
朱建平：驯狮子的时候主要是配合别人，这次驯老虎是我一个人单独完成，以我为主了。从西郊公园拿来的小老虎，我把它慢慢养大。开始我到西郊公园去跟它们熟悉，公园里的饲养员把它们牵出来，我每天到公园里和它们玩，熟悉了以后，我就带回杂技团开始训练了。它们刚拿来时就一点大，两只小老虎，都是我们自己喂的，动物园会告诉我们给它们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小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就像养个小猫小狗一样，大了以后不行了。
采访人：它们跟您亲吗？
朱建平：亲的。亲归亲，但是人总归要防它一手，毕竟是老虎，它咬你一下蛮厉害的，它是咬着玩的，但是你受不了的。跟我最亲的那只老虎就是峰峰，比较温和，所以我演的喂老虎吃饭、跟它亲嘴什么的，都是跟峰峰演的，它还会跟我撒撒娇，舔舔我。另外一只老虎凯罗就不行，脾气坏。(www.zuozong.com)
采访人：您是在慢慢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性格差异的吗？
朱建平：接触时间长了就熟悉了，晓得哪一只老虎脾气比较好，你教它学东西学得快，它脾气好你也容易跟它接近，你越跟它接近，它也越跟你亲近。
采访人：老虎“跳圈”“踩球”，这些动作是怎么训练的？
朱建平：饿的时候驯它，驯的时候棍子上插一块肉，看见我有肉它就跟我走，今天让它坐在凳子上，坐好了我给它吃块肉，它要吃就要听指令，形成条件反射。
采访人：训练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措施吗？
朱建平：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我们手里就是一根鞭子，还有一根电棒。不过电棒一般不用的，你用电棒它以后看见你就害怕了，就不听你的了。
采访人：您给它指令它能听懂吗？
朱建平：时间长了它听得懂，你喊它名字它也晓得。一喊它名字它头就回过来了，跟养小猫、小狗一样，老虎就是比较凶，实际上也一样的。
采访人：我们看到您和老虎表演的“衔肉喂虎”，觉得非常惊险。
朱建平：我把肉叼在嘴里它会过来舔掉，有一次它咬到我的下巴，虽然没有咬破，但毕竟是这么尖利的牙齿，万一它一用劲，会把我的下巴颏给咬掉的。所以后来这个动作我就不演了。
采访人：您和老虎相处中还有什么小故事吗？
朱建平：有一次峰峰发高烧演出，高烧很厉害，也不吃东西了。还好演出前就发现了，它病得都起不来了，后来要上场了，它好像知道自己要注意形象一样，一下子打起精神来，很感人的。演完以后，我跟兽医两个人都陪着它，守了它一晚上，给它打针。第二天好了还照样演出。
1984年9月7日上海《文汇报》报道朱建平表演“衔肉喂虎”
朱建平和老虎峰峰
采访人：您拍电影还受了伤，这是怎么回事？
《老虎钻圈》
朱建平：我受伤是在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导演要我驯老虎跳圈。我手里拿了个大的圈，让老虎从圈里跳过去，拍完一条，导演说再拍一次，没想到出事情了。跳第二次的时候，老虎用劲用小了，它可能觉得够不到对面的台子，半空中想借个力，我的头正好在它爪子下面，它的爪子一搭我的头，我眼睛附近就被抠了一个洞，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马上把老虎关起来，把我送医院。它只是想搭一下借个力，但是人给老虎搭一下哪儿受得了。它这个爪子平时是缩在里面的，非常尖利，要用劲了就会伸出来，它轻轻搭了我一下，我就进医院了。那时候到医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出门就有汽车。那时候没有车，我们单位对面有一个食堂，是用买菜的车把我送到广慈医院的。
采访人：有没有后怕？
朱建平：我们习惯了，受点伤没什么，你也不能怪它，左一遍右一遍地让它跳，跳太多了它也累的。
采访人：后来您缝了多少针？
朱建平：缝了26针，用眼科针缝的，比较细，而且医生缝得很好，基本上没有落疤，现在看不出来，痊愈了还是照样演出。
采访人：您还有一个“扛虎”的动作，老虎体形那么大，又很重，怎么扛呢？
朱建平：让它站在两个凳子上，我跑过去，从它肚子这里一扛。它的两个爪子靠过来，它的头在这儿，舌头还舔我手呢。
采访人：您还参加过消防类节目的演出，请您介绍一下。
朱建平：主要是爬大绳，还有用一根竹竿，人站在竹竿两头，后面的人用力推，前面的人手撑杆子，然后脚蹬墙上到楼上去。我们先是去淮海路嵩山路的消防队去体验生活的。有一次他们出任务去救火，我也参加了。还有一次在外滩的演习，在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和对面的一幢大楼之间拉了一根绳子，然后爬过去，挺惊险的。南京路上好多人在看。我们有一根保险绳就钩在绳子上，要是摔下去就会吊在空中，可以保护我们掉不到地面上。那时候杂技团不拿我当女同志用的，当男的用的。我不像一般的小姑娘娇滴滴的，干活都很细致的。
朱建平表演“扛虎”
采访人：后来您离开舞台去做老师了？
朱建平：80年代我还在演，后来因为年龄关系，我就去教学生了，当时成立马戏学校，正好缺老师，我就去了。
采访人：您们小时候训练挨过打，新社会肯定是不能打学生了，但是学生不认真学怎么办？
朱建平：现在的学生肯定不能打的，不好好学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杂技这门艺术还是很吃功夫的，但是我的两个学生还不错，条件也好，比较好带，很听话，也很聪明。开始练不好也没关系，慢慢练，多练几次就好了。后来她们都改行了，不过逢年过节她们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
（采访：柴亦文 整理：李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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