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金雀花王朝的重要篇章

精彩看点

英格兰教会——七王国时期——英格兰统一初步实现——神职人员手握大权——教会和国家结盟——诺曼征服对教会的影响——希尔德布兰德主义复兴——“征服者”威廉的教会政策——诺曼族的主教——斯蒂芬在位时期——世俗派神职人员——托马斯·贝克特的崛起——托马斯·贝克特成为首席大臣——亨利二世对托马斯·贝克特的信心——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走向第三阶段——亨利二世从法兰西返回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辞去首席大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加强采邑领主权——对威尔士的第二次战争——伍德斯托克委员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从经济角度反对亨利二世——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行为的法律意义——废除达涅戈尔德——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新对手——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捍卫神职人员的免罪权——亨利二世遵循古代传统——亨利二世的动机——克拉伦登会议——《克拉伦登宪法》——北安普敦会议——传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审判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逃跑——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放逐——亨利二世残忍行为——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争吵期间——第三次对威尔士的战争——长久待在法兰西——小亨利王加冕——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和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返回英格兰——亨利二世不负责任的言辞——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遭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真实的荣光

随着时代更替，英格兰教会史成为英格兰国家史的主要组成部分，英格兰民众的历史贯穿于英格兰教会的发展之中。英格兰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体系、文明演变，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都必须放到宗教演变这一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在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扮演了几乎同样重要的角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格兰基督教不仅包含对上帝和基督救赎的认识，还孕育了推动英格兰文明进步、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的力量。

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争斗，英格兰土地上并存着七个王国。七王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可能性。远在7世纪，皈依基督教的活动就告诉生活在英格兰土地上的民众要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塔尔苏斯的西奥多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英格兰教会。英格兰教会从最早的一个坎特伯雷总教区演变到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总教区。聪明的英格兰人慢慢发现了统一行动的力量。放下原来的部落崇拜后，各部落发现真正阻碍它们融合成统一民族的力量十分渺小。从皈依基督教之日起，七王国就趋向统一而不是分裂，虽然统一的过程比较漫长。统一进程持续了四个世纪，甚至在诺曼征服时还未结束。实际上，诺曼征服迫使不同民族凝聚起来。作为大趋势，统一抵消并中和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倾向。教会还使各郡各邦统一，并且以此完成国家的统一。

这一趋势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教会势力在英格兰各地变得十分强大。当有七位国王时，只有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于是，七个王国都要尊重和遵守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训导，虽然任何一个王国都会蔑视其他王国国王的命令。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区的肯特郡，坎特伯雷大主教是绝对权威。在与各地和欧洲大陆各教会的联盟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拥有极大的权力。在各自教区内，主教们都可以与国王们匹敌，因为主教们知道，在任何斗争中，一个教区的主教都可以向其他教区的主教寻求帮助。而山穷水尽时，国王们几乎无法依靠其他国王的帮助。而且各教区主教可以参加同一个会议，国王们只能组织自己领地内的贤人会议。事实上，主教们是英格兰教会的统治者，国王只是肯特国王、麦西亚国王、韦塞克斯国王。当七王国在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1]后裔的统治下统一时，教士们仍然拥有同样的权力。

也许在任何国家，教会和国家从来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那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教会和国家是联盟关系，两者的不同功能被小心地区分了。在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教会和国家的功能被混淆了。教士可能成为世俗的大领主，有时全国会议甚至仅仅是教会的会议。在精神层面上，作为智者，英格兰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合格顾问，他们占据了贤人会议这一王国统治机构的大多数席位。在每个郡，主教都和司法官并立在法庭上，司法官宣布世俗裁决，主教宣布神圣裁决。神职人员的所有行为与世俗人士的行为受到同样的规则约束。唯一不同只是主教在普通法庭上处理案件，使实质正义得到伸张。就这样，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诺曼征服期间。诺曼征服时期发生的变化影响了神职人员的精神和品格，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地位。也就是说，神职人员的精神和品格或多或少变得世俗，但神职人员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实际上，每一次变化都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神职人员的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2]是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埃德加的首相。但在曾经统治了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克努特大帝^[3]的统治下，教士阶层的力量比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统治时更强大。从诺曼征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征服者”威廉在议会和战场上取得同样的胜利并不是在英格兰出生的主教们的错。

克努特大帝

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

诺曼征服对英格兰地区产生一系列明显的影响。首先，“征服者”威廉需要神职人员的支持。如果“征服者”威廉没有得到神职人员的支持，那么他将没有任何方式制衡贵族中神职人员的权势。贵族中神职人员的权势已经对王权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征服者”威廉无法控制人民。“征服者”威廉想成为教会保护者、英格兰人的国王。为得到主教们支持，他等了三年才迅速对仍然暗中或公然反对自己的人采取措施。当耐心渐渐消磨殆尽，“征服者”威廉废黜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毫无疑问，“征服者”威廉是在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教唆下行动的。不过，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是诺曼人而是明智的意大利人兰弗朗克。如果坎特伯雷大主教由诺曼人担任，那么诺曼统治阶层必然会疏远普通民众。如同诺曼征服前的君主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由意大利人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将诺曼族的国王和英格兰民众紧密团结起来。这造成两个结果。

教皇亚历山大二世

诺曼征服英格兰与希尔德布兰德主义盛行的时间大致相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在格列高利七世影响下任命的教皇重新阐释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最终，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暂时协调平衡。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这种新型的教会和国家关系导致国家卷入教会各个教派的斗争。然而，这种关系在“征服者”威廉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之间不可能实现，虽然两个人处于同一时代总会相互影响。英格兰及其教会卷入欧洲教会的政治漩涡，重塑了英格兰教会与英格兰政府的关系。审判神职人员的主教法庭与郡长的法庭是分开的，教士选举是由王室和教士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主教们成为贵族，在新的贵族任期内拥有土地或部分拥有土地。委员会由更多的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并不完全出自贤人会议或宫廷。随后，神圣罗马帝国出台新的条例规范教皇行使权力。诺曼征服前，对教皇的权力，英格兰敬而远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征服者”威廉坚持当同时有两位教皇时由自己决定英格兰支持哪位教皇。未经“征服者”威廉许可，英格兰神职人员不得向罗马教廷提起诉讼或上诉。任何神职人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都不可违背英格兰国王的旨意逐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出教会。没有英格兰国王的许可，任何罗马教廷的公使不得来到英格兰。没有英格兰国王的批准，任何教会立法都不应该被执行。

在上述“征服者”威廉规定的限制内，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力。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教会成功地实现了国民对出自英格兰主教的绝对信任和服从，所以教会能对维护国家统一施加很大的影响。当时，主教被国王争取到自己这一边与贵族对立。国王保护了主教就等于保卫了国家。这一点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虽然反对威廉·鲁弗斯并遭到威廉·鲁弗斯的迫害，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甚至与贵族一起反对国王。除了主教，修道院内存贮着对国家丰富的情感。直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我们还可以从低等教士的著作中找到英格兰民族的感情，这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文献。当时，教士们的著作展示的英格兰人的情怀不同于英格兰人与诺曼人融合的新国家理念。英格兰现任国王亨利二世和诺曼族的主教更明显地秉持英格兰人与诺曼人融合的观念。

因此，我们就能明白斯蒂芬在位时为什么赋予教士巨大道德力量，以及教士维持与斯蒂芬之间联盟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到教士引领的许多势力如何反向影响教士群体本身，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教士阶层或流派。

国王们任命教士为大臣，提拔大臣为教士。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不但作为神职人员权势滔天，而且还是王室的政法官、所有法庭的首脑及国王所有财产的司库。在他手下，有一群思想、举止世俗的神职人员。他们组成第一类教士派别——世俗派。世俗派教士只要得到许可允许结婚，通常都是已婚男子。他们的教堂会留给其子女，并且可以拥有财产。世俗派教士大多数举止可靠，是今天地方官员的前身。比起传教工作，他们更熟悉郡县会议，更精通于处理郡县事务。世俗派教士势力很强大，需要英格兰国王从政治和宗教方面认真对待。我们可以理解，对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来说，确保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致同意自己参与世俗事务是多么重要。据说，虽然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但出于良心和策略方面的考虑，在没有得到教皇、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及其继任者、所有教区主教明确批准前，他拒绝担任国王的大臣。

第二类是教会政治家派。这派教士由教会政治家组成的，即他们首先一定是教士，然后才会担任别的职务。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代表。这一派跟那些被授予神职的政治家或地方官员的世俗派教士截然不同。教会政治家不会将晋升作为政治服务的回报来接受。教会政治家不是撒都该人^[4]，而更像法利赛人^[5]。他们不结婚，做事不为换取报酬，也不反对教皇。无论教会政治家们能获得什么样的世俗权力，这些权力最终都将为教会利益服务。这样说并不是谴责他们。教会政治家认为为教会服务是最明确、最快捷地同时为上帝和人类服务。在格调上，教会政治家比世俗派教士高雅，在道德上，教会政治家比世俗派教士高尚。教会政治家与罗马教廷结成紧密联盟，对基督教世界的总体情况比其他人知道得多。教会政治家通常是学者、大学创始人、文化保护者。教会政治家阻止教会变得更世俗。如果有比教会政治家派更高级的教士派别，那么教会政治家自己会很容易地伪装成更高级的派别。低估教会政治家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似乎应该注意到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和他的对手温切斯特主教亨利都属于这一派别。教会政治家派是罗马教廷派往世俗的使者，其成员试图将民法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课题。教会政治家们还出国参加会议，在教会和国家中反抗王室暴政。

还有一种更高类型的教士——圣洁型。我们将其称为类型而不是派别，是因为其成员的优雅无法在男校内习得，而必须在一位神圣导师的教导下养成。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这类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纯粹的宗教气质：温和、安静、热心、极富正义感，以及拥有友善的灵魂。他们承受一切，却要为困苦人申冤。他们是最高贵的教士、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烈士、殉道者、圣人。在普罗大众眼中，这类教士最容易被大众英雄、自我宣传的圣人及模仿的殉道者伪装。

上述三类教士大概涵盖了教会中所有神职人员。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这三类神职人员的区别最明显。不明确区分三类神职人员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性格。接下来的故事将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为主线展开。

托马斯·贝克特无比坚毅。托马斯·贝克特的所作所为都遵循所罗门的箴言，并且竭尽全力实现所罗门的箴言。由于托马斯·贝克特一生做过上述各种类型的教会神职人员，所以他的职业生涯相应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托马斯·贝克特是位世俗派神职人员。他在父亲吉尔伯特·贝克特——伦敦一个有诺曼血统的商人——处接受会计训练。托马斯·贝克特曾学习会计，师从奥克纳米，在里歇尔·德·莱格勒的学堂学到不少东西。然后，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处担任秘书。毫无疑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处，托马斯·贝克特学到了民法和教会法方面的知识，学到了外交家的手腕。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虽然属于第二派，即教会政治家派教士，但没有极大地影响在其门下学习的托马斯·贝克特的性格。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的另一位秘书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托马斯·贝克特印象深刻，并且经常从神职人员纯粹而简单的角度批评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处工作的经历使托马斯·贝克特学到神职人员的生活。

经过训练，托马斯·贝克特不但有能力主持亨利二世加冕的谈判，而且在亨利二世即位及自己被任命为首席大臣时，能管理政府并扩大首席大臣的职责。这是他之前所有首席大臣从未实现的。首席大臣类似所有部门的机要官，但本身没有多少权力。从政府架构上说，首席大臣也不可能拥有大法官手中那么大的权力。不过，托马斯·贝克特差不多拥有与大法官一样的地位。这种地位是通过托马斯·贝克特对亨利二世的控制做到的。托马斯·贝克特为亨利二世代写书信，替亨利二世管账，帮亨利二世记录所有正式行动，分担亨利二世讨厌的所有职责。我们发现，亨利二世对公共场合的盛况不感兴趣。因此，亨利二世十分愿意托马斯·贝克特替自己出席这类活动。此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托马斯·贝克特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官员。托马斯·贝克特出入伴随很多骑士，收入也很丰厚。托马斯·贝克特不知疲倦地写信，高效率地判案。他还是位狡猾的金融家。不过，从托马斯·贝克特在政治方面运用的手腕来看，他并不是一位好神父，因为他实行兵役免除税。这种观点公然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恩师、提拔他做首席大臣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的观点对立。

亨利二世很可能认为自己很幸运能找到像托马斯·贝克特这样一位大臣，对托马斯·贝克特满怀信心。因此，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的争斗导致亨利二世后期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然而，我们可以推测，亨利二世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任命首席大臣托马斯·贝克特做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二世希望确保教会领头人是自己的朋友，认同自己的政治理念，能说服神职人员，可以用无限的感激和直接为自己服务回报自己给予的无限信任。然而，亨利二世对托马斯·贝克特的期许全部落空。显然，亨利二世十分失望。

托马斯·贝克特不是那种愿意用自己显赫地位换取普普通通大主教生活的人。托马斯·贝克特如果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职务，那么将按照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最高要求行事。然而，没有比这更突然的转变了。前一天，托马斯·贝克特还是教会政治家，如同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那样，听取各方意见，制订预算计划，核对自己的财产，检阅自己的骑士。但第二天，托马斯·贝克特突然变成圣洁型教士，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式的人物。或者与其说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式的人物，不如说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或者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式的人物。此时，托马斯·贝克特简单、纯粹，只渴望担任罗马教廷的公职，与教皇亲密合作。在朋友格拉蒂安副执事刚刚颁布的《教令集》的基础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构建了自己理想中的英格兰教会。托马斯·贝克特变成毫不退缩和绝不讲理地无条件支持一切的神职人员。无论观点对错，或者与他以前的生活和意见是否一致，他均支持所有神职人员的观点。

第三个阶段正等待着托马斯·贝克特。托马斯·贝克特的性格转变导致他肯定会与亨利二世发生争吵。不管托马斯·贝克特的理由多么正当，我们都不会误解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争吵的目的，即托马斯·贝克特一心想让亨利二世犯错。托马斯·贝克特的行为令人十分恼火。因此，托马斯·贝克特的教会政治家生涯结束了。托马斯·贝克特以殉道者候选人的面貌出现——他竭尽所能地扮演殉道者候选人。亨利二世早年曾对托马斯·贝克特仁慈大方，但此时，托马斯·贝克特完全忘记了亨利二世曾经如何对待自己。当时，托马斯·贝克特坚称自己的生命遭到威胁。因此，他坚持在圣斯蒂芬圣坛前举行弥撒，在教堂上手持自己的十字架。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行为是出于对自己可能遭到暴力迫害的担忧，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担忧似乎毫无根据。托马斯·贝克特做出这两件事的另一种可能是十分拙劣和病态地模仿耶稣在加尔瓦略山受难时的举止。托马斯·贝克特病态地渴望殉道的荣誉，或者托马斯·贝克特至少采取滑头神父的政策，度过自己接下来人生的每一天。托马斯·贝克特将亨利二世推到自己反对者的阵营。托马斯·贝克特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会的利益。托马斯·贝克特在性格上有一些伟大之处。他比较诚恳，但不会自我舍弃，不懂得自我克制，也没有对和平的热切追求。由于托马斯·贝克特不管理归自己管理的教会，导致教会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

冷静地回顾托马斯·贝克特的一生，他似乎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驾轻就熟。在人生第二阶段，他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在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使他在品行和事业方面都遭遇失败。圣洁型教士最不适合他。只有考虑到死亡时的恐怖状况，我们才会原谅他的行为。实际上，正是他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带来了死亡的痛苦。

简单概括托马斯·贝克特的一生，就连他的对手都允许为他加上“伟大”这一称号。1154年，在亨利二世的加冕典礼上，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首席大臣。1162年6月，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当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的西奥博尔德去世时，亨利二世还在法兰西。历史上，还没有像托马斯·贝克特这样出身世俗的人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先例。不过，由于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影响力巨大，使托马斯·贝克特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可能。实际上，托马斯·贝克特带着疑虑接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状。然而，一旦接受了任命，他就会毫不犹豫，不再有任何顾虑。主教和教士们欣然同意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人只要不是出身卑贱，就可以再次坐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奥古斯丁流传下来的宝座。所有困难都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解决了。他不必前往罗马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任命。事实上，托马斯·贝克特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后几个星期，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任命状就到了。亨利二世返回英格兰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享受了六个月的平静和安宁。

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奥古斯丁为孩子赐福

1163年1月25日，亨利二世返回英格兰。我们可以推测，返回英格兰时，亨利二世发现由于自己长期不在英格兰，大量被积压的工作需要立即完成。当时，亨利二世正筹划一次新的对威尔士的远征，使威尔士酋长们更尊敬亨利二世及其继承人。罗伯特·德·蒙福尔指控埃塞克斯的亨利犯有叛国罪及怯懦罪，因为在康索尔特，埃塞克斯的亨利不慎降下战旗。埃塞克斯的亨利必须走上战场赢得胜利，从而为自己做最好的辩护。人们已经开始有些担忧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行为。

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主动辞去首席大臣一职。显然，辞去首席大臣违背亨利二世的意愿。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取得大法官的许可，可以清查自己在首席大臣任内为亨利二世收集的所有资金，特别是从主教暂时空缺的教区获得的资金，因为这部分资金由首席大臣管理。不过，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没有交出作为首席大臣的封地，即分别位于艾伊和伯克姆斯特德的庄园。或许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打算将这两处封地交给下一任首席大臣，但没人继任首席大臣。于是，人们看到奇怪的景象，即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持有两处王室地产。

处理另一个问题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显示出自己的贪婪，导致他四处树敌。本来，依据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治经验，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应该更老练。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采邑已经有大部分落到普通人手中。大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采邑的管理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很可能希望摆脱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约束。为履行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属地的权力，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采取一种虽然合情合理，但依然轻率的行动方式。最终，坎特伯雷大主教采邑引起的争端交由王室法庭裁决。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已经不得人心，所以法庭判决剥夺一些他原本可以捍卫的权利。在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持续多年的斗争中，亨利二世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一点也不冷淡。在其他国家，比如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人有能力同时担任首席大臣和大主教。现在，托马斯·贝克特做到了。因此，亨利二世认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辞去首席大臣的决定是错误的。在神圣罗马帝国，首席大臣加大主教的工作是由三位主教共同分担的。直到辞去首席大臣职务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英格兰等于一人承担三人的工作，直到辞职时，他的工作几乎从未中断。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和亨利二世一直没有公开的争吵。1163年春就这样过去了。1163年3月决定了埃塞克斯的亨利的命运。在战斗中，埃塞克斯的亨利失利。根据诺曼人的法律，亨利二世必须宣布没收埃塞克斯的亨利的财产。据说，亨利二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在康索尔特战役中降落军旗只是偶然事件。于是，埃塞克斯的亨利隐退到修道院。因此，亨利二世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

1163年7月1日，亨利二世在伍德斯托克召集大量贵族向小亨利王效忠。效忠仪式前不久，亨利二世开始了第二次对威尔士的战争。实际上，这场战争不过是一场没有取得重大胜利或失败的军事游行。

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出现在伍德斯托克委员会，向八岁的王位继承人小亨利王宣誓效忠。在伍德斯托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第一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新态度。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曾到图尔拜访过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拒绝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皇，组建了反教皇组织。最终，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逐出自己的教区。1161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罗马教皇。当然，亨利二世做出这一决定很可能是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建议。当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长期住在亨利二世的领地图尔，在图尔召开会议。我们只能推测，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点燃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热情。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前，托马斯·贝克特孜孜以求于世俗权力，从不重视教会权力。无论如何，当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从图尔返回英格兰时，已经做好无论是否涉及宗教，都要挑起第一个争端的准备。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准备在制度上向亨利二世发起挑战。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人们第一次对现有法令提出挑战。

从我们了解到的日后发生的危机推断，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亨利二世实行的财政改革预算。亨利二世是一位诚实的改革家，真正具有组织才能，喜欢有助于充实国库的改革方案。亨利二世统治后期，郡长管理权限是立法条例中常见的主题。当时出现的问题与郡长管理有关。过去，郡长们每年在每块土地上收取两先令。很可能，这笔钱中有一笔固定款项是以达涅戈尔德的名义付给国王的。由于相比广袤的赋税土地，以达涅戈尔德名义充入国库的钱微不足道，所以很有可能，郡长们只提交一部分固定税款，剩下部分可以保留作为自己在司法和维持治安方面工作的工资。权威资料只是告诉我们亨利二世提议从郡长那里拿走除达涅戈尔德之外的其他土地税，将土地税纳入国家总税收账户。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反对亨利二世的提议。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宣称税收不应该进入国王的金库，地方长官不应该提交所有土地税，教会土地也不应该再被征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似乎已经占了上风，虽然我们没有记录证实此事。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反对体现了两个最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自诺曼征服以来，首次有人明确反对国王的财政政策。迄今为止，只要王室需要金钱和必需品，王室的要求就会被提交到国民议会，主教、伯爵和诸侯大会及其他会议上商讨，满足王室要求的方法也会在上述会议上讨论。如果国王想嫁女儿、册封儿子，或者向城镇征税，那么国王会说自己希望得到多少钱。然后，国王就会得到相应的拨款。我们发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反对亨利二世提出的处理达涅戈尔德方法。与此同时，他主张国家委员会有权拒绝拨付这笔支出。

“忏悔者”爱德华

第二个观点，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反对提交土地所有税后，达涅戈尔德这项收入其实就被废除了。“决策无方者”埃塞雷德统治以来，自诺曼征服以后，除了“忏悔者”爱德华曾在几年内废除这项税，英格兰持续征收这项令人憎恶的税。根据传说，“忏悔者”爱德华不征收这项税的原因是他看见魔鬼坐在钱袋上。由于亨利二世计划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收入，所以达涅戈尔德不再出现在英格兰国库收入里。因此，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了这项古老的本来用来贿赂丹麦人的财产税。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亨利二世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干涉多么愤怒，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一直是亨利二世所有改革的得力助手。(www.zuozong.com)

弄臣们发现了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矛盾，加以利用。为反复攻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弄臣们制造了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官司，其内容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这些案件一点一点加速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走上毁灭之路，特别致命的是最高军务官约翰提出拥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封邑的所有权，艾尼斯福特的威廉提出一份供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委任权。他俩都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迅速逐出教会。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将二人逐出教会的行为是违背没有国王的批准不能将国王的官员逐出教会的传统的。

三个月过去了，1163年10月1日，亨利二世宣布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大型委员会。

亨利二世下定决心改革“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引入的世俗和宗教法庭审判制度及废除神职人员拥有的绝对免罪权。之前，各级神职人员，甚至是冒充神职人员的普通人都享有绝对免罪权。任何触犯法律的神职人员都可以通过所属教区的主教向世俗司法官员提出要求，由主教依据教会的法律判刑。根据“征服者”威廉的法律，相关刑罚必须由世俗机构执行。然而，事实上，所有主教都害怕将触犯法律的神职人员送上世俗法庭。与此同时，世俗官员提防着执行针对神职人员的处罚。因此，惩罚犯罪的神职人员的整个体系都崩溃了。神父给自称神职人员的小偷和杀人犯判刑，但神父只有判处苦修和剥夺教职两种惩罚的权力。因此，这两种微不足道的处罚真要惹得小偷和杀人犯大笑一场。亨利二世建议，当神职人员被逮捕并被判有罪时，主教们应该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惩罚，然后移交给世俗官员们，根据当时“温和的”法律，处以绞刑、挖眼或监禁，给予足够的惩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惩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认为一个惩罚足以弥补一个过失。如果神父是小偷，并且被证明有罪，那么这位神父将被降级处理。对他们来说，这样就够了。如果这位神父再犯法，那么法律或许会惩罚他，因为他已经堕落到没有资格再享受神职人员的特权了。

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愚蠢又轻率的建议，亨利二世十分生气。他说，这样愚蠢的法律在自己的外公亨利一世、伟大的大亨利、人称“正义之狮”的统治时期还没有出现。亨利二世不但不会屈服，而且会像他外公亨利一世一样，根据古老的权利与习俗判决获罪的神职人员。如果有人问，古老的权利和习俗是什么？实际上，斯蒂芬统治时期，世俗法律已经遭到彻底废除，教会的权力和自由得到不同寻常的扩张。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古代习俗是什么，然后再讨论是否能平等对待神职人员和俗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允许主教们承诺遵守古代习俗“维持秩序”。亨利二世宣称主教们遵守古代习俗毫无意义。于是，教众因愤怒提前散场。亨利二世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交出艾伊和伯克姆斯特德两处王家庄园。随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会面两三次，徒劳地寻求和解。

亨利二世的做法究竟是出于个人的强烈愤慨，还是因为他看到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的态度发生大转变，成为神职人员享受免罪权这一极端思想维护者，我们还不敢断定。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之间的裂痕从未愈合，两人可能都意识到对方永远不会妥协。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矛盾的真正核心是法律和宗教的关系难以协调。即使在今天，法律和宗教的关系似乎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1164年圣诞节后不久，亨利二世又在克拉伦登召开了一次宫廷会议。克拉伦登是一座建在森林内的宫殿。如同在伍德斯托克一样，亨利二世及其子常常将顾问们召集在一起开会、狩猎。克拉伦登会议的目的是完成1163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着手的教会改革。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问及是否会接受从亨利一世开始形成的古老习俗，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拒绝无条件地接受这一习俗。于是，亨利二世下令宣读《传统认可书》。《传统认可书》专门由被任命并受委托写作的大委员会委员撰写。本来，这个委员会应该包括几乎所有主教和贵族，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宣布委员会只能由大法官理查德·德·卢奇和法兰西律师若瑟兰·德·巴约尔组成。

这份报告成为著名的《克拉伦登宪法》。《克拉伦登宪法》是一种法条或协定，包括十六章内容。《克拉伦登宪法》不仅包含处罚犯罪的神职人员的条例规范，还包括当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发生争端时如何上诉及处理的流程。它对涉及神职人员的问题做了系列规定，包括神职人员的俸禄、存在争议的地产、何种情况下驱逐出教会、教会法庭如何处置普通人、世俗法庭如何处置神职人员、王室对暂时无主教的教区的权力、教会采邑归属等。根据《克拉伦登宪法》，没有人能将案件上诉到比大主教法庭更高等级的法庭，即没有国王许可，任何人不得向教皇请愿。任何教士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英格兰。未经属地领主批准脱离奴籍，乡下人或农奴的后代不能被授予圣职。《克拉伦登宪法》有大量类似的法条表明亨利二世已经决定在对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公正和平等地建立王国法律体系。亨利二世并不是对教会不公平，他只是消灭或者限制已经使整个司法体系陷于混乱的神职人员免罪权，以及不能违背英格兰教会的裁决直接上诉到罗马教廷。豁免权涉及犯罪者和被害人两方面。只要没有涉及谋杀之类的重罪，触犯法律的神职人员本不会遭到拘禁。触犯法律的神职人员需要教会看管，确保凶手不会逃跑。另外，凶手也可能免罪。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或许从第一眼看到《克拉伦登宪法》草案时就打算拒绝批准该法案了。或者如他本人所说，他本来想向亨利二世屈服。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承认《克拉伦登宪法》，但他刚接受这部宪法就又打了退堂鼓。我们没有完全可靠的证据证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究竟是选择让步，还是拒绝接受，或者以某种方式撤回《克拉伦登宪法》。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似乎认为通过《克拉伦登宪法》是自己的罪过，要去罗马谢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宣称自己要放弃神职，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没有赦免自己前不再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除了让亨利二世更恼怒，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所作所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还助长了自己对手的气焰。不幸的是，除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和亨利二世徒劳的一两次会面，我们没有关于未来六个月发生事件的任何细节性信息。1164年10月，北安普敦乌云压顶，暴风雨终于来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对手看到了彻底粉碎他的方法，而亨利二世屈服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对手。亨利二世在北安普敦举行了正式会议。凡是直接臣服于亨利二世的人，即亨利二世对其行使绝对领主权的人，都受到正式邀请。与会者可能包括大领主，可能还有小贵族。大领主们收到专门的邀请函，这是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也与后世《大宪章》的规定相同。小贵族收到由每个郡治安官转发的普通传票。

按照古老的规则，第一封邀请函应该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然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是通过肯特郡的治安官才收到给自己的传票。传票命令他在北安普敦回答最高军务官约翰的投诉。

无论传讯方式多么不正式，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都选择出席而不是缺席会议。他不愿将自己的官司交给自己无法信任的人。他参加了审判并被彻底击败。首先，法庭宣布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指控已经被证明属实。因此，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判向最高军务官约翰支付五百马克^[6]。然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要求出席大法官法庭。本来，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身份，托马斯·贝克特在大法官法庭应该能脱罪。然而，当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摆出一副殉道者的样子，宣布自己愿意为教会权利而死。亨利二世和大臣们宣称他们针对的是托马斯·贝克特，而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宣称他们的做法不是谋求教会的权利而是维护关于土地产权的法律。主教们建议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无条件服从。毫无疑问，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实际上，亨利二世不是那种极端渴求胜利的人。如果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认输，那么亨利二世不会再咄咄逼人，甚至还会被劝采取更温和的措施。然而，亨利二世变得越来越专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也越来越愤怒。最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宣布自己处境凶险，继而出逃。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乔装打扮后从北安普敦出发。经过几次艰苦的冒险行动后，他在佛兰德斯登陆。在那里，他设法前往桑斯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会合。然后，他再从桑斯到蓬蒂尼。

追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1164年到1170年的生活细节将是一项乏味工作。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日常生活的记录有些晦涩难懂。这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留下了大量未注明日期的书信，甚至他生活中主要事件的顺序都令人费解。实际上，故事的结局很简单。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一直待在蓬蒂尼。直到亨利二世威胁说，如果熙笃会不驱逐托马斯·贝克特，那么将遭到禁罚。作为对亨利二世威胁的回应，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投靠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路易七世指定在桑斯的圣科伦坡修道院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藏身之所。1170年重回坎特伯雷前，除了因为处理自己的事情偶尔离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都一直待在圣科伦坡修道院。与此同时，在蓬蒂尼和桑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开始扮演自己的新角色。他贴身穿着有泥垢和虱子的粗布衣，经常鞭挞自己，表现得好像他相信自己在经历另一种殉难。一直以来，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都在尽其所能地劝说路易七世、香槟家族的伯爵们^[7]、佛兰德斯伯爵菲利普和其他贵族，诱导他们为自己说话。通过敦促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极端措施或与亨利二世直接洽谈，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希望自己能光荣地回到英格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愿意为和平与安宁付出一切，但只要亨利二世持续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交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不能疏远亨利二世。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向诺曼底派遣了一批使者传达教令。对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派来的使者，亨利二世要么用许诺，要么用自己看似善意、有理的表白试图打动他们。亨利二世更有力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奉上一大笔黄金，这是最无声但最实际的表白。如果亨利二世就此打住，那么亨利二世本可以求得所有人的谅解。

不幸的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亨利二世决定破坏自己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私交。亨利二世发布了残酷的法令，放逐了许多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有私交的家族。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应对是将大批亨利二世的支持者和英格兰贵族逐出教会。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逐出教会的人包括亨利二世所有亲密顾问，而其中一些人与针对托马斯·贝克特的诉讼几乎没有关系。1169年1月在蒙米拉伊，1169年11月在蒙马特尔，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路易七世的庇护下两次会见亨利二世。每次会面时，要么亨利二世虚伪，要么托马斯·贝克特咄咄逼人。对此，我们无法确定。最后发生的争吵引发了两人的和解，但和解立即导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死亡。

在结束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斗争的故事前，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除了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斗争，这些年还发生了什么。1165年，即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成功地从北安普敦逃跑那一年，亨利二世短暂访问了诺曼底并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提议。腓特烈·巴巴罗萨建议双方开展一系列联姻，倡议共建紧密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支持者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最终，这一提议的唯一结果是促成亨利二世大女儿玛蒂尔达与萨克森“雄狮”亨利联姻。此时，萨克森“雄狮”亨利还是腓特烈·巴巴罗萨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但后来，他成为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对手，遭到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迫害。1165年5月，亨利二世派代表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维尔兹堡的会议。会议主题是重启分裂教会事宜。亨利二世和英格兰王国都不承认反教皇，但在维尔兹堡会议，亨利二世的使者顺水推舟的行为给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制造了机会，可以将亨利二世所有行动都说成异端或叛教行动。

1165年年末，亨利二世回到英格兰后，发动了第三次对威尔士的战争。与前几次战争一样，在征服威尔士或者稳定英格兰与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局势方面，这场战争没有取得多少持续性效果。攻打威尔士时，亨利二世展现出来的残忍表明他的性情已经大变。

1166年年初，亨利二世回到英格兰。他在克拉伦登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通过《克拉伦登巡回法典》。该项巡回法典改革了刑法，并且在每个郡都建立或改革了大陪审团制度。

刚通过《克拉伦登巡回法典》，亨利二世就前往诺曼底。从1166年3月到1170年3月，亨利二世一直待在诺曼底。在这段时间，除了司法和税收等方面的日常事务，其他方面的记录十分匮乏，或者甚至没有。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争吵是最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公众关心的唯一问题。英格兰之外的焦点事件还有与路易七世的谈判及诺曼底边境的争端。亨利二世的第三个儿子杰弗里与布列塔尼公爵科南四世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结婚，从而实现了亨利二世夺取布列塔尼的计划。过了将近四年，即1170年，亨利二世回到英格兰。亨利二世这次返回英格兰的目的是料理日常事务，更是为他的儿子小亨利王举行加冕礼。通过加冕礼，现年十五岁的小亨利王将成为亨利二世的副手和继承人。在历史上，小亨利王加冕礼的地位举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亨利王加冕礼对亨利二世时期历史的重要影响慢慢显现。

杰弗里

康斯坦丝

小亨利王的加冕礼是决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命运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件。1170年6月14日，小亨利王的加冕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一位老对手约克大主教罗歇·德·蓬·莱维克主持这场加冕仪式。这件事严重挑衅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权威。与此同时，小亨利王的妻子玛格丽特并未受封。这使玛格丽特的父亲路易七世怒不可遏。暴风雨开始猛烈起来。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认为这是不尊敬或者无视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于是，他立刻为此宣战。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对蔑视自己权威的行为很生气。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及他在教廷结交的朋友们围住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展开游说。最终，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派出或承诺派出使者将亨利二世的所有封地都处在禁绝令下。与此同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迫使亨利二世召回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

随后，亨利二世让步了。小亨利王加冕礼后几天，亨利二世横渡诺曼底。1170年7月，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在弗雷特瓦勒会面，并且亨利二世同意让托马斯·贝克特返回英格兰。然而，直到1170年10月，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才开始动身返回英格兰。在这三个月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曾有几次会面。在这些会面中，亨利二世的行为显得不够真诚。

最终，1170年12月，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到达英格兰。一上岸，他就将为小亨利王加冕的主教们逐出教会。在伦敦和坎特伯雷，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都受到热烈欢迎。相反，亨利二世变得不受欢迎。实际上，常年不在英格兰极大增加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声望。另外，民众偶尔会同情受压迫的人。最终，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放浪形骸和不拘一格的言辞传到亨利二世耳中。当时，亨利二世在靠近巴约的布尔，正处在大病初愈后的恢复期。

一怒之下，亨利二世说出这句话。这句话他本来应该立即收回，但给他带来了终生的负担：“难道所有仆人都站在一旁，看着我遭到托马斯·贝克特这样被自己从贫穷中提拔的人的蔑视吗？没有人能将这位麻烦的职员打发走吗？”

威斯特摩兰勋爵休·德·莫维尔、理查德·勒·布里托和威廉·德·特雷西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没有公事上的纠纷，没有教派的冲突，但他们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私敌。他们听到亨利二世的话后就来到坎特伯雷，找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并残忍地杀害了他。残忍的一方绝望地犯下野蛮暴行，英勇的一方充满激情一心想成为烈士。即使已经意识到生命即将终止，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辞。即使他真的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或许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真的认为，自己是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教会。因此，他甘愿赴死。这真是一段悲伤但传奇的故事。

1170年12月29日，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遭到谋杀离世。此后三百五十多年里，12月29日一直是英格兰地区继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后最主要的一个宗教节日。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多彩的一生中，他的人格力量无疑不容小觑。他不仅在英格兰留下深刻的印记，还在其他基督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记。虽然我们必须考虑迷信的影响，或者冒名顶替的影响，但迷信传说不可能将所有荣耀加在由教士和传奇作家虚构出来的人物身上。毫无疑问，公众认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是一项伟大事业的捍卫者，特别是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项事业需要有人捍卫。由于捍卫伟大事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行为得到原谅。当然，无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坚持的是什么，他的荣耀是所有维护自由的人的荣耀，他的荣耀是在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维护弱小者的荣耀。

这样看来，英格兰人可能认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有能力和勇气挑战强大的国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不但强大，而且其祖先的所作所为使王室家族被冠上残忍的名号，导致亨利二世为臣民的利益做的一切都不被臣民们承认。欧洲大陆的基督教界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视作对抗世俗力量的教权捍卫者。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和亨利二世都过世多年后，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人们仅仅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视作叛徒，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实行的祭仪也被视作有计划的蒙骗。现在，我们可能更冷静地认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性格强硬、冲动，没有涵养，几乎没有自制力，缺乏自省，没有政治眼光，又很喜欢搞阴谋，工于心计。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不是教会中有建设性的改革者，他通常既碍事又令人恼火。即使在朋友眼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也不是第一流的伟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不是他倒下的事业，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因他的奋斗而受益的自由事业，也不是他有意识为之奋斗的事业。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姆这种真正的伟人相比，托马斯·贝克特十分渺小。安瑟尔姆很清楚自己宣扬或反对的观点的真实性。与之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宾登的埃德蒙相比，托马斯·贝克特也十分渺小，虽然托马斯·贝克特十分勇敢地宣扬主张。然而，阿宾登的埃德蒙选择成为和平的使者，而不是争斗或享受殉道的光荣。不过，世人经常怜悯并不十分值得怜悯的人。

【注释】

[1]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771/775—839），七王国时期韦塞克斯国王。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征服了不列颠岛上其余六个王国，结束了七王国时代，基本统一了英格兰，成为英格兰王国韦塞克斯王朝的第一任君主。——译者注

[2]约960年被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前曾任司库和首相。——译者注

[3]克努特大帝（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6年到1035年在位，是第一个被英格兰人承认为国王的丹麦人。——译者注

[4]撒都该人，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一个犹太教派别，是犹太教中的当权派，成员主要是大祭司、贵族等，热衷于权势，宗教感淡漠。——译者注

[5]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教宗派，注重仪式，对他人的需求十分冷漠。——译者注

[6]马克是财务计算单位，从来没有在英格兰发行或者流通。一马克等于半磅，即八盎司。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后，一马克大约等于二百五十克白银，分成三分之二磅。——译者注

[7]在法兰西王国，香槟家族的伯爵们势力庞大。腓力二世的舅父香槟伯爵亨利一世曾为腓力二世的摄政。——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