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物知识：博大精深！

医学的发展离不开药物。中国传统医学使用的药物，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三者之中，植物所占的比例最大，所以古代的药物学著作多以“本草”为名，“本草之学”即中国传统的药物学。

《神农本草经》一直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药物学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它成书的年代，有人认为在先秦，有人认为在两汉。根据书中多见东汉地名，以及药物学形成的时间坐标，可以推断它应该在东汉前期成书。虽然该书常被称为“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但实际上现今所见都是近代辑录散佚的版本。而后人之所以要将它编辑和复刻，除了史学研究需要外，其余纯属是出于尊经复古的心态。

《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是中药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根据后世本草著作中保存的文字可知，《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编排方式按“上品、中品、下品”分为3类，上品药多用久服可以健康长寿，中、下两品药物的治病功能与毒性渐增，不宜多用久服。每一种药物的描述，一般包含药名、性味、主治、产地、别名5项。

神农氏尝百草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

本草之学形成后，发展极为迅速。当正史中第二次出现典籍目录时，不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本草学著作，而且数量可观。在这些著作中，内容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是陶弘景［字通明，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炼丹家、文学家，自号华阳居士，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卒谥贞白先生］根据《神农本草经》整理而成的《本草集注》（或称《本草经集注》）。这部载药730多种的本草著作，被视为继《神农本草经》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著作。

敦煌出土的《本草集注》书影

《本草集注》以红色笔迹书写《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使得《神农本草经》这部经典得以保存，同时参考历代医家的注释与用药心得，用黑色文字对《神农本草经》原有药物进行了许多补充说明，并增加了同等数量的新药。它还改变了具有较强神仙方术色彩的“三品”分类，采用医家惯用且较能体现药物自然属性或来源的分类法。

后世的重要本草著作，在上述三方面基本都是沿袭这个体系并进一步发展的，并因采用不同的字体或标识方法，从而使得《神农本草经》以及《本草经集注》之类的早期经典药物著作传承至今，使今人仍能了解它们的基本内容。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时常提到因南北分裂而对北方药物及用药经验不甚了解的问题，而国土统一与文化发达的盛唐之世，则为全面总结药物知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显庆二年（657年），苏敬等官员谏言朝廷重修本草，以改变当时药物名实混淆、记述不全的状况。经朝廷批准后，苏敬等20余人组成编纂班子，开创了集体编修药典的先河。

唐代金铫，陕西何家村出土，内底有三行墨书题记：“旧泾用，十七两，暖药。”说明金铫的使用者是“泾”；金铫的重量为17两，约850克；金铫是用来温药或煎药的

这部官修著作《新修本草》由三部分组成：正文20卷，目录1卷；药图25卷，目录1卷；图经7卷。现存的《新修本草》只有三部分中的正文部分，内容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增加114种新药，所载药物总数达到850种。

在编修过程中，朝廷征集天下郡县所出的药物，并著以经文图录。据现存资料统计，共有13道133州的药物汇编入书中。这次大规模的药物普查汇总，可以说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创举。

作为药物史上新一代的里程碑之作，后世多以《唐本草》为名以显示其时代特征；又因此书为官修药物学著作，所以今人经常褒称它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修药典”。

唐代本草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当时与海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域外药物。8世纪中期，郑虔撰有《胡本草》7卷，虽已失传，不复存在，但顾名思义，可知它是反映域外及少数民族用药知识的专著；而《新修本草》开始出现印度医学经典《阇罗迦本集》与《妙闻集》中的药物，可以反映出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繁盛，与《新修本草》中新增药物的来源。

到两宋时期，本草学著作多达80余种，记载的药物总数达到1883种，比唐代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00多种，其中保存的药物图形基本都是写生之作。

宋代的药物学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朝廷重视与印刷业的发达，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北宋政权建立后不久，宋太祖即下令寻访“医术优长者”，并规定凡献书200卷以上者皆有奖励，又多次由朝廷组织人力编撰新的本草著作，所以宋代许多大型本草著作多出自集体之手，由朝廷或地方官府刊刻，形成了北宋时期本草学发展的主流。

同时，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等因素，促进了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的交流。印度、越南、朝鲜、日本及阿拉伯诸国均与宋朝通商，宋朝进口了许多药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药物品种与用药知识。

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教学模型

以医疗救助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慈善之举、仁政之施，与临床治疗技术的进步相互促进，使得治疗活动变得更加普遍，对于药物的需求自然也不断增大，因此当时已开始将药用植物作为一类重要的经济作物进行栽培，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制药工厂。

这些因素均决定了本草学在当时必有长足的进步，方能适应客观的需要。

就上述出自集体之手的官修本草而言，首推宋朝政权建立13年后的开宝六年（973年），由朝廷诏命儒臣与医官联袂校订编修的《开宝新详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载药983种，较唐《新修本草》增加了133种。书成之后，由宋太祖亲自作序，国子监镂版刊行，成为中国第一部印刷的本草著作，次年再次修订后称《开宝重定本草》。

伴随着从抄写到印刷的转变，编修者用雕版的阴（黑底白字）阳（白底黑字）文之别，取代过去朱墨两色分书，对新增内容均注明出处，以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每句文字的来源，同时也体现了本草著作从抄写到版刻的历史性转折。

到了宋神宗嘉祐二年（1057年），集贤院成立了校正医书局。书局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奉诏修订本草，这是由于在短短几十年后，因药物学的继续发展，曾被认为完美无缺的钦定本草显得过时了。于是，朝廷命掌禹锡、苏颂、林亿等医官儒臣再行修订，花费4年时间，编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卷，增加新药99种，合计1082种。

在此期间，嘉祐三年（1058年），校正医书局借鉴唐代向全国征集药物的成功经验，奏请朝廷下诏征集药物并绘制图形。这些资料送至京城后，由苏颂等人编辑、整理，形成《图经本草》21卷，于1061年与《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同时刊行，是中国已知的第一部版刻药物图谱。

有意思的是，集全国之力完成的这两本医书，固然代表了宋代本草的主流与最高水平，但在它们问世20多年后，人杰地灵的四川却先后出现了两部不容小觑的个人本草著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这两本书合二为一，再行补充发挥。一部是陈承在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著成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此书已失传；另一部则是影响很大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证类本草》的作者是长年在四川成都行医、自称是华阳人的名医唐慎微。他为人朴实，医道高明，治病谨慎。据他的朋友宇文虚中讲，“唐慎微貌丑而内秀，治病百不失一；对待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有召必往，从不避风雪寒暑”。他为读书人治病不收诊费，只要求读书人提供名方秘录，因此读书人都非常喜欢他。

《证类本草》包括目录一卷在内，共计32卷，60余万字，收录药物1748种；参阅经史传说、佛书道藏、诸家本草等逾500种。其中，补入史有今无的药物554种；同时辑录了宋以前的主要本草药物理论、应用原则等各方面的精华之论。因此，明代李时珍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北宋唐慎微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书中记录的药物有1748种

由于《证类本草》积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有发展，因此它虽然是个人作品，却屡次经过朝廷整理、刊刻，成为私著官修的本草书。

到明代时，医药学家李时珍竭尽毕生心血完成的《本草纲目》，是公众最熟知的医学著作。

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全面无遗，引经据典，厘定前人谬误，这是中国古代编修药物学著作的一贯宗旨。李时珍也不例外，他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重修本草。

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他十分注重书本与实践两方面的知识，因此在编修本草著作的过程中不耻下问，虚心向农民、猎户、樵夫、渔家、工匠、药农和铃医（民间走方郎中）等一切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请教，这就决定了编修的过程不可能全都是在书斋中进行。他多次赴山野乡村走访考察，足迹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河南等地。

北京自然博物馆悬挂的李时珍像

除了实地考察药用植物、解剖药用动物、采挖药用矿物外，李时珍还通过大量的实际观察分析药理，乃至通过亲身服药以验证某种药物的效用。如此这般，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许多人的热情帮助下，李时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又经过反复修订自己的稿本，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年）的花甲之岁完成了一部内容浩瀚的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约190万字，其基本构成状况如下。

卷一、卷二为序例，是全面概述药物学理论的部分，包括对历代诸家本草的介绍，引以为据的古今医家著作和经史子集书目，论说七方、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沉浮、引经报使等相关概念与药物理论，介绍药物之间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的关系与禁忌，附有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张子和（即张从正）“汗吐下三法”等。

卷三、卷四为“百病主治用药”，列病症113种，每症之下详列针对性的主治药物。

从卷五开始进入药物的具体记述，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物以类聚，目随纲举”，即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计16部为纲，每纲之下再分细目，共分62目，这就是以“纲目”作为书名的原因所在。《本草纲目》所收药物1892种，其中属于李时珍新增的有371种，附有1109幅图和1万余份处方，引用各类文献合计800余种。

纵观《本草纲目》的成就与贡献，可以说与本草著作发展的轨迹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都对药物进行了整理与扩充，重视图的作用，药后附录重要方剂，力求进一步改进分类体系，并辨析前人记述的正误。

《本草纲目》插图

值得指出的是，李时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药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在脉学、经络学、中医脏象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所著的《濒湖脉学》，成就超过了前人，对后世影响极大，直至近现代，该书仍被视为最重要的古代医学教科书之一。(www.zuozong.com)

《本草纲目》，明代万历刻本，李时珍著

随着时代的演进，以及不同时代文化风尚的影响，中国古代药物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不同的价值趋势变化。

第一，追求完备、博大的主流医学体系，不断增补编修上述几大里程碑式著作，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到达巅峰，此后便几乎看不到再有人致力于这样的“大成”工作了。

第二，在新儒学（理学、道学）究理之风的影响下，注重药理探讨的著作崭露头角。如北宋医家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将《黄帝内经》中有关气、味的理论融入本草，作为解释药物的疗效的依据。后来金元时期的医家有更为详细的气味厚薄阴阳说，并由此推衍药性的升降沉浮；又有某药入某经的药物“归经”说，某经有病需用某药为引导的“引经报使”说；甚至将药物与卦象联系在一起，以解释它的效用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变显示了从经验到理论层面的提升，但也有强烈的牵强附会的色彩。

第三，由于任何时代只要存在着不同的学说或流派，便会有折中之作产生，因此，进入明代以后，上述两种风格逐渐融合。

第四，当尊经训诂之风吹进医学领域后，本草学体系中也出现了重归《神农本草经》的倾向，因此，会出现从历代本草著作中辑录经文而成的《神农本草经》。

《食物本草》插图

第五，是与尊经之风并驾齐驱的歌诀式通俗读物的出现。通俗读物的增多与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从医之人也相应地增多有直接关系。从另一方面讲，当药物知识积累到卷帙浩繁之时，必然会由博大精深向简约转变。

明清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明朝中期的《食物本草》中出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传入中国的落花生等美洲植物，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开始引用西方药学文献，并记录了金鸡纳等药物。此后中国的本草学著作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增多，不仅有拉丁文学名，还包括有效成分及其化学结构等，由此进入了科学认识药物的新纪元。

知识拓展

中国古代名医之祖

医祖扁鹊

扁鹊，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郑（今河北沧州）人。他的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

扁鹊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他总结出的“望”“闻”“问”“切”四种诊病的方法，一直到现在仍然被中医所沿用。扁鹊周游各国，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名医扁鹊像

外科之祖华佗

华佗，约生于汉永嘉元年（145年），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字元化，东汉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其麻沸散的使用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全身麻醉。他还发明了最早的保健体操“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进行健身。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后人多用“神医”称呼华佗，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生于150—154年间，卒于215—219年间，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针灸鼻祖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东汉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人。皇甫谧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书中对人体的穴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症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由于《甲乙经》在针灸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贡献，皇甫谧被人们誉为“中医针灸学之祖”。

标示出内脏的针灸图

温病学奠基人叶桂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清代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桂不到30岁就医名远扬，除精于家传儿科，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富于创造之外，叶桂可谓无所不通，并在许多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在杂病方面，他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在妇科方面，他阐述了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症候和治疗方法；他还对中风一症有独到的理论和治法，提出了久病入络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唐代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他从小聪明过人，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老庄学说。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走访，及时记录，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首创脏病、腑病分类系统，对中国医学有重大贡献，被后人称为“药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孙思邈参与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的编撰。

儿科鼻祖钱乙

钱乙（1032—1113），字仲阳，宋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钱氏治学，最初先以《颅囟方》而成名，行医儿科，因治愈皇亲国戚的小儿疾病，被授予翰林医学士，任太医院丞。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著有《伤寒指徵》《婴孩论》《小儿药证直诀》等，尤其是《小儿药证直诀》，对儿科发展以及独成一门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法医之祖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宋代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宋慈曾在广东与湖南做过官员，办案注重实地检验，一生破案无数。1247年他写出了《洗冤集录》五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法医学专著，后来还被传到国外，对于医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药圣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明代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李时珍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的书籍925种，考古证今，记录了上千万字札记，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完成约190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是中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明代万历年间《本草纲目》传至日本，后来逐步传向欧洲，被译为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俄文等。

预防医学的先驱葛洪

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代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葛洪在预防医学方面研究颇深，著有《肘后方》，书中描述的“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天花的记载。他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

葛洪最大的成就是在炼丹方面的心得，其著作《抱朴子·内篇》具体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有关化学的多方面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的化学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

（本章执笔：靳志佳博士）

中外科学技术对照大事年表

（远古到1911年）

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