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赵宇共先生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小说《走婚》和《炎黄》。他认为，应该通过考古和史学研究把历史还原出来，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说：“我们挖出兵马俑，都特别兴奋，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过去的辉煌，民族文明的伟大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第一，如果我是一个秦代的百姓，我愿意活在秦始皇这种制度之下么？我肯定不想。第二，我们总是从今天的角度和关系想得很多，没有把历史上的遗物还原到历史状态中，去理解它对当时的人、它对整个秦朝体制甚至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70万的劳工，那么为这个劳工服务的又是一个多大的后勤系统？秦代经过多年的战乱，刚刚建立起国家，百废待兴，那么这个帝王就是为了他死后的住宅动用了倾国之力，这样的一种做法，对秦朝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显的——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种灾难。长城还可以保护农耕文明，陵墓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学者不从这个角度来谈？”
赵宇共一直研究上古文化，谈到半坡文化，他说：“比如半坡遗址的研究，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报告也就是石斧、墓葬以及多大的尺寸，始终没有把它还原到历史之中，当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很少提及。我们研究历史绝不应该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我们是想能够理解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走过的这条道路，他们有哪些教训，他们有哪些智慧、经验、财富，他们有哪些教训和问题没有克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国际上为什么对玛雅人的消亡感兴趣？就因为那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模式下才导致了这场灾难？我觉得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重大的人类文明，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看它在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兵马俑是怎么产生的，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www.zuozong.com)
赵宇共认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在学科设置上不太科学造成了研究上一直没有更新的突破，30年来对兵马俑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结果。“中国学者对兵马俑的研究，分析得多，综合得少，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具体一个问题，一把剑，它的工艺，一个泥俑塑制的过程，这些完全应该研究，也必须很细地研究，我们在细的研究过程中，到了一定程度应该反过来从整体把握，把它整合。我们对兵马俑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形成都不是简单的。这就涉及到国家在学科设置上不太重视多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只见物不见人。我一直不明白，做这么大规模的陶俑，为了代替人殉？还是为了显示秦朝的武力强盛？还是觉得六国的不安全，起到震慑作用？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少。我觉得这可能跟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们就不想这些问题。另外，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博物馆，发现一个新文物，在自己没有搞出结果之前是不许别人接触的，做出来是自己的成果。像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应该有更多学科来介入，可能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大的帮助。兵马俑学界开会往往是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互相之间都不太交流，更别说跟别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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