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推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最重要人物是马相伯，1912年他和英敛之就上书罗马教宗，希望开办教会大学，认为：“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3]他们认为，应继承利玛窦的学问之道，推动中国大学的发展。马相伯认为：“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以借以转移者也。是以数年之国髓，传于经史；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多寡为衡。……然而，书籍之不注意，何也？”[4]由此，他重视收集明清间天主教中文书籍。马相伯先后为《辩学遗牍》《主制群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灵言蠡勺》《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等明清间中国天主教的重要中文文献的出版作序，他在《书〈利先生行迹〉后》一文中对利玛窦在中国天主教史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利玛窦“生三十许，而学行大成。矢志继圣人之志，愈迍邅坎坷，而志愈坚，卒为我中国首开天主教之元勋”[5]。马相伯认为，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利玛窦三十余年刻苦学习中文，他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在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之景教邻于梵译，元之镇江十字寺碑，羼以音译；远不如利子近译，戛戛独造，粹然一本于古书，文质彬彬，义理周洽，沾丐后人，于今为烈，盖不独首开天主教为足多也已。”[6]
在马相伯的积极推动下，英敛之、陈垣、向达等人以文献整理为其主要使命，对民国初年的利玛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英敛之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学初函》。民国初年，他经过十余年努力找到了《天学初函》的全本，并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献，他在重刊《辩学遗牍》的序言中说：“《天学初函》自明季李之藻汇刊以来，三百余年，书已希绝。鄙人数十年中，苦志搜罗，今幸寻得全帙。内中除器编十种，天文历法，学术较今稍旧，而理编则文笔雅洁，道理奥衍，非近人译著所及。鄙人欣快之余，不敢自秘，拟先将《辩学遗牍》一种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7]《天学初函》包含了利玛窦的10部著作，英敛之重新整理出版这本书，功不可没。
民国初年对中国天主教史学术研究推进最大的当属陈垣。在利玛窦研究上他主要收集和整理了《辩学遗牍》《利玛窦行迹》等文献。陈垣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极为重视。在谈到这批文献的整理时，他认为应该继承李之藻的事业，把《天学初函》继续出版下去。他在给英敛之的信中说：“顷言翻刻旧籍事，与其请人膳抄，毋宁径将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续天学初函理编为天学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难办。细想一遍，总胜于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费力；故拟仿涵芬楼新出四部丛刊格式，先将《超性学要》（21册）影印，即名为天学二函，并选其他佳作为三函，有余力并复影初函，如此所费不多，事轻而易举，无膳校之劳，有流通之效，宜若可为也。乞函商相老从速图之。此事倘行之于数年前，今已蔚为大观矣。”[8]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为《乾嘉基督教录》，为中国天主教的文献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阙拾遗。他的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
向达先生不仅是民国期间敦煌学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利玛窦文献整理的重要学者。他在上智编译馆出版的《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是他把自己在法国、罗马等地的几个刻本统一勘校后整理出来的在当时最好的校本。
正是在马、英、陈等人的努力下，民国初年在这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天学初函》以外，他们发现并抄录和整理了《名理探》《圣经直解》《利先生行迹》《天学举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铎书》《天教明辩》《正教奉褒》《圣教史略》《寰宇诠》《圣梦歌》《主制群征》《幼童教育》《超性学要》《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教要序论》《代疑论》《天释明辩》《豁疑论》《辟妄》《代疑编》《代疑续编》《答客问》《天教蒙引》《拯世略说》《轻世金书直解》《古新经》《三山论说》《遵主圣范》等一系列天主教历史文献，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对于民国初年的利玛窦研究和整个天主教史的研究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利玛窦研究上开始从文献整理阶段进入深入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在利玛窦研究上有两个领域十分突出，一是语言领域，一是地图领域。
我们首先从语言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说起。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汉字注音方案。王徵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吸取了利玛窦的成果，更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在明末清初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方以智的《切韵声原》、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和刘献廷的《新韵谱》《广阳杂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9]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汉语拼音对于识字的重要性，陈垣先生整理出版利玛窦的《明季之欧化美术与罗马字注音》后，传教士对汉字的注音历史开始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一直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杨的《中国音标字书》、1916年刘继善的《刘氏罗马字》都是在探讨用罗马字注音问题，在这些著作中都涉及了对利玛窦《西字奇迹》的评价，例如，利氏所用的字母数量、所发明的送气符号等问题。(www.zuozong.com)
其间徐景贤1928年的《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考释》[10]和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罗常培认为，对来华耶稣会士在伦理、论理、舆地、理化、生理、农业、水利、制造等方面的成就都有了研究，但他们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不大引人注意。在他看来利玛窦等人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1.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2.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11].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使当时的音韵学者，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2]所以，他认为：“利玛窦、金尼阁分析汉字的音素，借用罗马字母作为标音的符号，使后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可以执简驭繁，由浑而析，这是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第一贡献。”[13]
这一时期对利玛窦在地理学上的贡献的主要论文有洪煨莲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论利玛窦地图答鲇泽信太郎学士书》、陈观胜的《利玛窦地图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乾隆时学者对利玛窦诸人之地理学所持的态度》等论文。
洪煨莲论文的贡献在于首次详尽地考证了利玛窦地图在欧洲的收藏，说明了梵蒂冈藏本、伦敦藏本和米兰藏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根据中文文献考证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明末共翻刻十二次，每次翻刻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从而使利玛窦地图在中国的翻刻和流变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14]如果说洪业的论文主要从历史学上考证利玛窦所绘的几种地图的相互关系和流传，那么陈观胜的论文则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评价利玛窦所绘制的地图。他认为利氏的地图“对中国社会真是一件开荒介绍品，是中国人历来所未见过的东西”[15]。具体来说，这种贡献表现在：（1）实地测量，在中国历史上，用近代新科学的方法和仪器来做实地测量的第一人恐怕就是利玛窦；（2）地名的审定，这是首次用中文名对世界各地地名的审定；（3）介绍了欧洲大航海后地理发现的新知识；（4）第一个介绍了世界的地图；（5）有了五大洲的观念；（6）介绍了地圆说；（7）介绍了地理学上地带的分法。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对利玛窦并未一味地说好，而是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客观地指出了利玛窦地图的问题和缺点。同时，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讨论了利玛窦所介绍的地理学的新知识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的原因，这些分析都相当深刻。
从历史学来看，1934年张维华所出版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是一本学术功力很深的著作，其中在意大里亚传中，对利玛窦的相关中文文献做了相当好的考证与研究。方豪的《李存我研究》[16]《拉丁文传入中国考》[17]《十七、十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经籍之研究》[18]《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19]《方豪文录》[20]《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21]等一系列的论文大都涉及利玛窦研究，其学术成就为学界所公认，被陈寅恪称为“新会学案有后人”。
从翻译著作来看，裴化行（R.P.Henri Bernard，S.J.）神父的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e Chinoise de son Temps，1552—1610一书由王昌社翻译，1943年由东方学艺社以“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为名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利玛窦传记。1936年冯承钧所翻译的法国教会史专家费赖之（Le P.Louis Pfister，S.J.）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至今仍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书中的“利玛窦传记”部分成为研究利玛窦的最基本材料。当然，1936年出版的裴化行著、萧濬华翻译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是一本受到学界好评的译著。
20世纪前五十年在利玛窦研究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文献学上，这一时期开启了整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先河，他们所开启的这个学术方向始终启迪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在语言学、历史学和地图学这三个领域中那一代学者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即便站在今天学术发展的角度，罗常培对利玛窦的语言学研究，洪业和陈观胜对利玛窦地图的研究仍有着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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