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历史概念解析与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从历史概念入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针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因为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观和科学是对立的，他们认为唯物史观只不过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倾向，一种思想和要求的体系，而不完全是科学”。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唯物史观“不再是科学，而是以主观灵感、以单纯的愿望和想象为根据了”^[7]。显然，他是以经验的、实证的科学为尺度来衡量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这样自然科学成了一切事物的标准，唯物史观反而成了附庸。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然和历史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唯物史观就不再具有科学世界观的功能，历史对自然就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甚至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把历史归于自然，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例如考茨基就把社会看作“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8]他还荒唐地认为各民族和各阶级的繁荣、成长和兴亡都依赖于当时社会形态是“促进还是削弱了社会欲”，“人类的社会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

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他说，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都很崇拜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得到的事实是最纯正的。但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研究方法，这种表面上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9]。卢卡奇说这种科学事实的“纯粹性”“准确性”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按它们的客观结构，它们还是确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的产物”^[10]。

显然，历史是卢卡奇同第二国际理论家抗衡的根本武器。当他们崇尚自然时，卢卡奇崇尚历史；当他们把自然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卢卡奇则把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当他们把历史归为自然时，卢卡奇则把自然归为历史。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把历史作为其理论起点的动因之一。

费希特说：“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就看他是哪一种人。”作为哲学家的卢卡奇把历史作为理论起点还有其内在的理论动因，这就是从理论上清算旧有的哲学信仰。作为席美尔（Simmel）和狄尔泰（Dilthey）的学生，卢卡奇青年时期已蜚声文坛。他崇拜过康德，信仰过费希特和黑格尔。以后，在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动荡年月里，他从哲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困境，指明了走出这种理论上二律背反峡谷的唯一道路就是历史。(www.zuozong.com)

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的根本特征“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之中”^[11]。意识的物化结构指的就是近代哲学从对客体的研究转向对主体的研究，从而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意识出发构造对象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根本特征。“近代哲学向自己提出如下的问题，它拒绝承认世界是某种已经出现的、独立于认识主体的东西（或例如由上帝所制造的），而情愿把它想象为它自己的产物”^[12]。对理性的崇拜、对人的主观能力的颂扬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旋律，似乎一切都是人的理性呼唤出来的，自然成了科学的奴隶，客体成了主体的产物。所以，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这种普遍的理性体系和存在根据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理性的体系究竟有多大，它能否真的把全部客观存在包裹在自己的体系中，一旦近代哲学赋予自己的理论这种功能时，它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存在就“侵蚀融解了全部体系”^[13]。

卢卡奇证明了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人和自然、理性主义的体系和客观现象之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对立之中。要解决这种理论上的二律背反，就必须寻求一种像斯宾诺莎那样的“在观念领域中被发现的秩序同在事物中所获得的秩序似乎十分接近”的哲学立场^[14]。在卢卡奇看来，笛卡儿以来的这种二元论只有在斯宾诺莎的实体说中才能得以解决，今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斯宾诺莎那样的实体，但它不是斯宾诺莎所推崇的自然，而是历史。所有对康德二律背反的解决都必然“把我们引向了历史”^[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