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为社会服务的专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特别是普惠主义（universalism）改善了福利服务专业在劳动市场的地位，通过一些专业方案，更加促进普及主义的相关政策，进而增进福利服务专业者之间的平等地位，也创造了一种迈向各种职业层级的专业团体皆可参与服务形成的“民主专业主义”（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运动（Henriksson、Erede及Burau，2006）。然而，当1990年代初期的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化为政策，付诸执行时，为福利服务工作职场的分化带来新的组合。政府、家庭、市场和志愿/慈善组织在福利服务供给上的关系，从补充性的关系转移至替代性的供给者（Stewart，2007），特别是公共服务之契约委外（contracting-out）的服务模式，其强调责信（accountability）和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导致政府和志愿部门之间的财务关系本质，出现了从支持（support）转移至规范（regulation）和控制（control），亦即，从补助（grants）的形式转变为正式的契约关系（Alcock和Scott，2007）。这种新管理主义所引发之福利分工的变化，不仅冲击到不同部门间的关系，也影响到福利服务专业者的地位。
管理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仅给予福利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的活力，同时也重新分配专业的机会；对于许多专业层级较低的团体，其专业方案的空间已被窄化，甚至视其为可能沦为“专业国家之终结”（theend of profession state）的新政策（Erichsen，1995）。此乃因为福利政策已经受到市场逻辑所迷惑，福利服务的供给变得更加混合，也变得更加分化，在这个新的福利体制和脉络里，政治领导的目标在于弹性及工作的强化，职业文化和专业发展所关心的，却易于被视为组织有效运作的一种障碍。
这些曾经与许多专业方案结合的制度情境已面临重构，福利服务市场化限制公共部门专业方案的范围，使得“民主专业主义”有可能重返“老式专业主义”（old professionalism），亦即，专业者的角色再度被边缘化为半专业、次专业或是附属性的人力（Henriksson等，2006）。(www.zuozong.com)
从“民主专业主义”返回“老式专业主义”，或许意味着相关专业之间的关系已面临管理主义的挑战。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常被视为相对立的概念，当新管理主义从理念被转化到实务层次，随着契约委外经营的模式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也让此领域工作的专业者感到矛盾与两难，到底要以扮演维护个案权益的专业者为重，抑或确保机构生存的管理者为要。当台湾的社会工作正在迈向专业化之际，即因福利服务供给受到新管理主义的影响，而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受到严峻挑战（请参阅第2章）。处于变迁中的台湾社会工作专业，该如何调整其策略以因应所面临的挑战，这是所有关心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者所应共同思考的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