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对它置之不理。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懂得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但是，他们驾驭国家的权力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同意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为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份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高涨。尽管这些进步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先前所有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依附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www.zuozong.com)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共同耕种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选自[德]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630页。
上面那一部分是4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进来。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6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变得腐朽的君主国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已经做了研讨。在那里我没有必要强调的，而在这里却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慢步前进！”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它的开始于1808～1813年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的形式完成。如果一切很顺利，世界继续保持宁静，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么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作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自由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更强有力地发展起来。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严峻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每个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集会举行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优势，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作好准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态变化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应有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还远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重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选自[德]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7页。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做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绝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
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 500万到2 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选自[德]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29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