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明地区刻书业揭秘

张如安

两宋刻书，臻于极盛，规模空前，“尤以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和明州，江东南路之建康府，成都府路之成都府和眉山，福建路之福州、建安和建阳为雕版印书中心”。明州虽然忝居南宋全国九大印书中心之一，但实际上当时各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明州刻书远不及临安兴盛，比起绍兴府也多有逊色，只能看做是两浙刻书业的一个次中心。这个次中心的刻书情况究竟如何，学界虽略有涉及，但举证的史料一般只有寥寥数条。最新袁慧发表《论四明雕版印刷》一文，叙述还算详细，使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但仍存在一些疑问。本文依据新挖掘到的大量出版史料，认为官刻书和私刻书是南宋四明刻书的主流，并试图借此勾勒出南宋四明刻书业的真实状貌。

南宋地方官刻书成为一时风气，如陆游所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淳熙十三年（1186），秘书郎莫叔光也上书：“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所在各自板行。”这也一定兼指四明而言的。确实南宋宁波的官刻书颇有规模，州、县级政府参与出版活动的不少，四明也不例外，因刻书的机构不同，有所谓公使库本、郡斋本、官学本等之别。

公使库在宋代是一个地方官署机构，各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均设公使库，职责是负责接待安排往来官吏的食宿。公使库可以经营获利以补充接待经费，故财力雄厚。公使库也负有出版印刷的任务。如绍兴十九年（1149）徐琛知明州，使公库重刻《徐公文集》三十卷（徐铉），流行于世。这个明州公库重刻本今尚传世，存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民国八年（1919），徐乃昌以所得影写宋明州本付刻，影刊精美。四明公使库还刻印过体现孔氏家法的《孔丛子》一书，陈造云：”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误，可宝藏者，盖传之于四明公库云。”此外，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于绍兴二年（1132）下余姚县刊板，有余姚县主簿丞衔名四人，参与校勘的进士叶汝士、陆唐等十人皆为姚籍人士，次年十二月进入印造。

州、县政府所刻印的书，在古籍版本学上称为“郡斋本”。庆元府刊本《铜壶漏箭制度》、郡守陈杞刻其曾祖陈舜俞的《都官集》（庆元六年）以及周邦彦《清真先生文集》（嘉泰），即世所称“郡斋本”。其中《铜壶漏筋制度》一卷，不著撰人。绍兴初，韩仲通守明州，造莲花刻漏，签判许尧昌为撰记铭。淳祐时郡守颜颐仲刊之。都官即北宋陈舜俞，陈杞为其曾孙，曾为《都官集》作跋云：“洎来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观察推官试大科，欲考陈迹，则相去百四十余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间再官于天台、四明之二州，犹有《鄞县镇国院记》等文存焉。因再加雕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属郡博士、郡从事刊之，以广其传。”可见此本是由郡博士、郡从事具体负责刊印工作的。但楼钥序却说：“制置使陈公由地官贰卿出镇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属钥为序。”因此《都官集》虽是郡守出面刊刻先祖文集，并委派郡博士、郡从事负责，但具体承担刻书的机构实是郡庠，故《都官集》称为“郡庠本”更为确切一些。由此推断，四明地区的所谓“郡斋本”，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义，实际则委托别的机构刻印。郡守陈杞在政事之余，又刊印新辑周邦彦文集《清真先生文集》，“以慰邦人之思”，诚为美事。另如官修地方志，自然均由本地的官府负责刊行。著名的《宝庆四明志》，今传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四明官办教育机构参与刻书尤为踊跃，无论是刻书的数量和质量，在南宋四明的官刻书系统中都首屈一指。当时的州、府学中藏有大量书板（即印书后留下的刻版）。如《宝庆四明志》卷2记载的州学书板，绍定年间教授陈松龙所置的《四明尊尧集》、《四明续志》、《通鉴要览》、《崔宫教文集》、《近思录、续录》、《太极图》、《西铭解》等15种书板，淳祐六年郡守颜颐仲置《文公小学书》等5种书板。后郡守吴潜等置《济民庄始末》、《洪范讲义》等书板，总计为28种共3500余板。就内容而论，这些书板以地方性文献和教育用书居多，尤其是出现了大批的朱熹的著作，反映了绍定以来朱学在雨上官学中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县学中，咸淳二年（1266）鄞县泮宫刻《朱子读书法》。象山杨王休于淳熙癸卯（1183）年翻刻括苍林钺《汉隽》于象山县学，书后印有“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等说明，通过公开成本开支、利涧多寡以促销，并以售书盈利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这可以看做是当时四明官学刻书进行商业操作的典型例子。

还有不少书籍，虽然一时难以判断其由何机构刻印，但大致可以定其为官刻书。朱熹提到：”明州近印《忠简遗事》，读之使人感愤流涕，如请驾还都之事皆备载。”楼昉《宗忠简公文集序》亦称：“昉儿时固已得公芳规于四明所刊《遗事》中，真所谓胆大于躯者。”《忠简遗事》是一部记载抗金英雄宗泽事迹的著作，这部令朱熹“感愤流涕”的书，也是令儿童深受爱国教育的书，很可能也是明州官府的出版物。南宋四明流行白体诗，因此白居易的《长庆集》在四明得到刊行，陈造称：“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辄课数纸，振发旧闻之遗忘者，其益不赀。其间差误，亦改定一二。纸紧好，寿百年未艾也。子孙其宝之。”陈造说“板在四明”，足见其为四明印本，该本虽有一二差误，但纸张很好，被陈造视为子孙宝藏之物。南宋初年明州刊刻丁度《集韵》十卷，后又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是现存《集韵》的最早的刊本，也是清代以来通行的祖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1996年文物出版社据宋本影印。此书能在明州出版，可能是因为明州本身已经养成了一定的研究音韵的风气，而此书的出版也会刺激了四明学者对于音韵学的进一步重视。

四明地区除刻书之外，还刻帖以满足对书法的爱好。余姚县令施宿崇拜苏轼，大量刊行东坡先生之帖，庆元年间又有常褚继之，尽裒诸帖，刻为《翰墨堂墨刻》。宋代兰亭帖得到广泛重视，以定武本为第一，宋桑世昌说：“修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于宁海官舍。”但李知微（1141—1205，字中甫，李光之孙）所刻兰亭帖，“或病其不能皆备众体”。余姚县治所刻兰亭帖，收录于宋理宗内府所藏《兰亭集刻》丁集中。

四明的学者为官于外地，也同样喜欢刻书。如南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其宋元递修本上就列名有“修职郎绍兴府会稽县主簿高似孙”。乾道九年（1173）昌化县令卞圜据家藏“先人手校旧本”刻印《刘宾客嘉话》于昌化，这是官员以个人名义介入出版业的例子。咸淳六年（1270），王应麟为新安守时，刊布了罗愿的《尔雅翼》。

从时间段观察，南宋明州官方刻书以绍兴年间最为兴盛。因为在经历了两宋之际的战乱后，图书散佚、损毁极为严重，两浙出版业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恢复散佚图书的问题，于是地方上不同性质的机构纷纷加入出版行列，宁波也不例外。除了上面提到的余姚刻印《资治通鉴》外，还有绍兴十七年（1147）明州刊本《徐铉文集》、绍兴二十八年明州刊（宋末补修）《文选注》60卷、南宋初明州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其中宋明州刊本《文选注》每半页叶界10行，每行23字，注记双行，每行30字，版心记有刻工姓名31人。该书卷末有明州司户参军庐钦后题云：“《文选》板岁久漫灭殆甚，绍兴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阁赵公来镇是邦，首加修正，字画为之一新”。据《宝庆四明志》，直阁赵公即赵善继，绍兴二十八年（1158）以直秘阁知明州，二十九年六月罢任。因知《文选》刻版当在南宋初年，修版则在绍兴二十八年赵善继知明州时。此本后来流入日本，今藏足利学校，1962年6月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白氏六帖事类集》30卷，全书纵25厘米，横18.5厘米，每半叶有界13行，行25至29字，注双行。白口，左右双边。版框纵22.5厘米，横15.5厘米，有陈忠、陈珍、陈高等刻工姓名，有的刻工名字亦见于明州刊《文选注》。卷中讳宋钦宗名而缺画“桓”、“完”，且“构”字有改为“御名”两字的，故可断为刻于南宋绍兴年间。此书用明州官册纸印，但在若干印张背后，却可见南宋宁宗时嘉定六至八年（1213—1215）螂江盐税酒税公牍文，乃当时补刻叶子插入其间。此本在国内明清两代曾经诸多名家收藏，后流入日本，藏于天理图书馆，今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南宋中叶以来，四明文化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也刺激了官刻书的发展。宋理宗绍定（1228—1233）、淳祐（1241 —1252）、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四明地区的官刻书都曾出现了较为集中涌现的局面。

南宋的民间刻书可以分为坊刻和私刻两大类。南宋四明私刻相对发达，民间出版物亦为数不少，与官刻书相比情况更为复杂，参与者涉及诸多社会领域和阶层。南宋四明的民间刻书主要是寺院刻本和私家刻印本，尤其是私家刻印有一定的规模，出版方式五花八门，有家刻本、祠堂本等类型。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南宋宁波民间出版物的内容为：

（1）佛学著作刊印品种较多，数量较大，在民间出版物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并构成了四明民间刻书的一大特色。南宋四明佛教盛行，以各种方式刊刻了大量的佛教著作，以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而且佛经之类的图书在市场上很容易畅销，从而也推动了人们刊印的热情。南宋明州刊刻的佛学类著作，主要为寺院刊板本，特别是东钱湖一带的寺院，因与史相的关系，刊印佛著尤为积极。如史浩曾撰集水陆斋法仪文，刊板于月波山。释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卷末题：“明州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住持比邱宝定刊版。”四库馆臣认为：“又似刻于四明者，疑为重锓之本也。”据《宝庆四明志》明确记载，嘉定十三年（1220）丞相史弥远在大慈山创为功德寺，宁宗特赐“教忠报国寺”额，则《禅林僧宝传》由大慈寺僧人刊刻的时间，应是嘉定年间首任住持妙堪之后的事了。志磐的《佛祖通纪》卷三三云：“磐尝案：焕师义述《供天礼文》（板在东湖尊教寺塔局）定十六位。”是知思溪（焕师）的著作刊于东钱湖尊教寺。

天台宗祖庭延庆教寺也刊刻过佛学著作。北宋宣和间僧昙照的《智者大师别传注》二卷，原刻本留于延庆寺，嘉定十三年（1220），延庆寺发生火灾，原刻本被毁。史弥远主持重建了延庆寺。端平三年（1236）六月，延庆教寺观堂比丘端记，“仍率同故，重事锓板，以广流布”。此书由叶枝刊行，赞助者为：当寺经堂比丘（正巳）助官会壹拾贯文、治平住持比丘（可上）助官会壹拾贯文、观堂比丘道谈回施严判院油钱贰拾贯文会、端记谨回严判院四年油钱陆拾贯文官会并施长资成就具足、女弟子陈百三十三娘施官会伍贯文。

南宋四明僧人对于刊刻佛学著作往往乐此不疲。陈南岳慧思大禅师所著《法华经安乐行义》一卷，久亡其本。四明天台宗僧人行皎游方至南岳福严，于古藏中得此本，“归以示圆辩，其后北峰与晓石芝始获开板，流布于世”。可见《法华经安乐行义》在南宋重新流行于世，完全是四明天台宗僧人行皎、宗晓等人的努力结果。

南代四明还刻印了一些当代四明僧人的著作。如日本僧人辩圆携归的善月《台宗十类因革论》四卷，现今国内已无宋元明本存世。日本京都东福寺今藏宋刊本一套，每半页有界十行，行20字，共四册，卷中有“普门院”印记。因善月是四明天台宗中兴之师，故《台宗十类因革论》最有可能是在本地刻印的。释志磐在咸淳元年（1265）居东钱湖月波山时饬工刊刻《佛祖统纪》，今传咸淳五年刻本《佛祖统纪》，书口下有刻工姚邑茅梦龙、奉川王闳及奉川章临等，很可能是寺院聘请四明本地刻工而刻印的。但这部巨著当时还有《会要志》四卷未能刻全。咸淳六年（1270）冬，志磐因患喘嗽之疾，回归福泉故庐，乘病写本，俾人刊刻，终于在当年的秋七月刊工刻板完毕。志磐曾准备办纸印造万部为最初流通。他曾计算刊刻的全部费用：“尝计之刊板所费将万券，而印造之本逾二十万券”，个人之财力不能胜任，志磐不得已，于咸淳七年（1271）端午日撰文，“劝化当初居位王公大人，知有法门，共相激发，或一出己力，或转化群贤，特辍余赀，建立纸本，使《统纪》一书布散寰海。”大概未及全部印成，他便示寂了，尽管如此，也可借此窥见当时佛学著作的印刷量之大。

南宋四明地区佛教普及，信教群众不计其数，因此刊刻的佛学著作，因为信徒的关系，出现了不少私家刻本，其中有祠堂本、家刻本等类型。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化县参政太师王庆曾和他的儿子王伯序曾收藏过佛经，今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王公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322、351、436、547），6行17字，有卷8册，刻印有较高质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则存该书一卷（卷451）。王公祠堂本宋版大藏经于元代传到了日本的萨摩志布志城下的大慈寺。此书中国大陆仅残存一册，为泉州开元寺藏经阁所藏，系弘一法师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从日本请回国的第195卷，列往字函，弘一法师题签上款注有：“福州东禅等觉院版残本一册”。经的末页注有：“明州奉化县忠义乡瑞云山参政太师王公祠堂大藏经，永充四众看转庄严报地。绍兴壬午五月朔，男左朝靖郎、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官赐绯鱼袋王伯序题。劝缘住持清凉禅院传法赐紫慧海大师清宪丁庆印造。”由此可见此为绍兴三十二年重印本，此疑为王公祠堂按福州版式重印的单刻佛经而非全藏。题注中还出现了“清凉禅院”，与王参政关系密切。考《宝庆四明志》卷十五《奉化县志》卷二云：“清凉院：县东九十里。朱梁龙平二年茅将军舍宅为之，吴越王钱氏给额日，归顺，，皇朝治平中赐今额。常住田一百六十亩，山九百六十二亩。距院五里有茅岭，以茅君所居，故名。……院之殿宇所覆皆古瓦，上有‘已已茅号'四字。茅君祠在院东庑，水旱疾疫，祷无不验。绍兴已巳，勅葬王参政于其山，人谓已已之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题注中既然出现了清凉禅院僧人慧海大师清宪的劝缘，故亦不排除此经由王参政父子出资、清凉禅院刊刻、王家祠堂收藏的可能。绍兴九年（1139），明州王氏为了保佑产子平安，经异僧指点，”印施《金刚经》千卷"。另有四明陈忠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等，考南宋初明州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徐公文集》皆有刻工陈忠之名，则《大方广佛华严经》当亦为南宋初的刻本。南宋前期，《大般若经关要》一书在浙东罕有流传，此书以六卷的文字总报《大般若经》当中的一百零三卷，也就是总摄《大般若经》初会“难信解品”（卷182—284）这个范围的内容。淳熙间有沙门车载《大般若经》103卷至四明甬东，一路上朗朗而诵不辍，“里人沃承璋遇诸涂，问之，日：‘我车上经，皆能音诵。’承璋初不信，试抽数卷对诵之，顷刻即度，始大异之。徐叩其故，沙门日：’是有关法焉，能通其关，则百三卷之文，皆可背诵。’承璋欣然愿受教，既通复教，其妻子、奴婢阖门皆能通诵。乃刻板行关法，以化世人。”当时印本刻有“淳熙丁酉印施”字样，今传本《大般若经关要》（见《卍新纂续藏经》第448册），有题记云：“四明鄞县太原沃承璋、男景珉、新妇唐廿二娘、孙会汝贤、汝弼、汝泾合家等开版印施流通，太岁淳熙有七庚子仲夏望日谨题”。可见此书初刻于淳熙四年（1177），刻成于淳熙七年（1180）。志磐记述说：“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门一化，乃能背通《般若》，然不知回向净土。……愚客月波，同住如习能关通此经。时众有欲求受者，乃始用沃本刊《经关》一卷，以劝世人。”山家派柏庭善月《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通义》六卷，日本京都东福寺藏宋有四明方氏刊本一套（其中前三卷系后人写补），当为私家刻本。此书乃1241年日僧圆尔辩圆自四明携归，现被指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另外，绍兴初因《景德传灯录》刊板毁于战火，台州僧思鉴“广募净信，复镂其板“，宁海邑民周氏施其家大梨木以“析版，且邀鉴即其家僦工而刻之“，此次刻书还得到了天童寺住持宏智正觉禅师的有力支持。思鉴同时还刻印了《宗门统要集》，此是一部大慧派的私人公案集。但思鉴的刻本因有妄改的现象，受到沙门道融的批判。道融说：“如绍兴间，四明再开《传灯》、《统要》，乃双溪庸僧思鉴千缘。鉴者素无学识，诚谬故尊宿问答之言甚多，此真法门大罪人也。”但从“四明再开”四字看，《景德传灯录》和《宗门统要集》这两部书在四明已经是第二次刊刻了。《卍新纂续藏经》第69册收录《率庵梵琮禅师语录》，卷末有一条广告式的注文云：“更有《外集》二卷，板留东湖钱堰高路分宅。”据此，梵琮的《外集》二卷一定是由东钱湖钱堰高氏刊刻的，故板才会留于高宅之中。路分为路一级的地方武官，高氏以武官身份而刊刻僧人外集，亦属难得。《墨林快事》还记载了一则四明宋刻轶事：“四明有宋刻张即之《妙法莲华经》一袭，其木今不识为何材，中虽有蛀孔，字皆坚致如石，似有物诃禁之者，历世灵显，不可一二举。余宦四明，得廿余裘。往岁佛屋灾，像经皆灰，余惊痛不已。火后拨燎烬，乃得二三裘，完者周缘焦糜，字幸无损，岂比地天龙，未习瑰宝，既取诸有余，而又不忍尽邪？乃为装褶成帖，以存数百年之遗。”此所云宋刻不知何人所刊，但可确信是晚宋的出版物，刊本精美。绍熙年间女信徒朱如一曾“锓木为图（按，即《擘窠图》），劝人诵‘阿弥陀’。”其所刻印虽属单叶，但总归亦属于印刷品。南宋四明也有少量宗教宣传品是由当地官员出资刊刻的。如慈溪石门山饶益禅院住持传法僧彦实六十年诵《法华经》有应，世人盛传乾道五年（1169）其所诵经案下两次生出异花。郡有武康丞曾迅好事重道，述其本缘，锓木印施，初刊仅三千本，后复登载之，以托不朽。

元大德八年（1304）五月，日僧小比丘法祖在广州买到《佛说目连救母经》，于元贞二年（1296）重刊，卷末署记云：“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鄞县迎恩门外焦君庙界新塘保经居亦奉三宝受持读诵经典弟子程季六名忠正辛亥年十月廿二日乙酉呈。”这个署记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一般认为辛亥年有二说：一为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一为元至大四年（1311）。笔者认为，此经即便刊于元代，但它最初流行的年代仍应在南宋。查大德之前的辛亥年是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原书应为南宋后期鄞县私家刊本，最初程忠正出资刊刻这部经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本地散施，以超度先祖，所以没有专门写明朝代年号和行政区划，估计“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字样是日本重刊本为了表明其原出处而添加上去的。^[1]这部上图下文、图文并茂的作品，在元朝重刊后，广泛流行，由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成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

（2）南宋四明私家刻印的非佛教著作也有一定的数量。私家刻印的非佛教类图书，最常见的为本家族的著作，这自然是出于敬祖意识，而出版方式则五花八门，质量上也不乏精品。其中有家刻本，如鄞县楼氏家刻本《攻愧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残存，版心所记刻工姓名有方至、王寿、丁松等10余人，全书欧体大字，印制精美，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南宋浙江地区私家刻书的典型代表”；史氏家刻史弥宁《友林乙稿》（嘉定五年），字体流丽娟秀（手写体），并饶有古雅之趣，在宋椠中别有风神，被视为逸品。也有不少是由个人出资从事非盈利出版活动的，如鄞县周模手加编校，并以千缗为锓板印造之费，刻印先祖周师厚遗著，“始得家有此书”。余姚孙嚞逝世后，其子将版刻家集以传。四明学者也有刻印家族以外的著作者，如史浩曾刊刻《隶释》，洪释《淳熙隶释跋》云：“右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续卷寝多，鄞江史直翁、苕溪李秀叔一再添刻。”从“添刻”两字判断，史浩刻印的《隶释》当有其“拾遗补阙”的内容。

南宋四明地区医学的发展，使得医书的需求量大增。余姚寓公王俣取《本草》诸药条下单方4206方，分门别类，辑成《证类本草单方》35卷，刊于四明。宋费衮《梁溪漫志》云：“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可见王俣所辑的《证类本草单方》，受到了士大夫们的广泛欢迎。

总之，南宋四明非官方刻印的出版物，主要内容为佛学著作和士人的先祖遗集，前者与四明地区的佛风郁盛有关，后者与四明发达的家族文化有关，它们构成了四明地区私家刻印的基本面貌。宋代宁波私家刻印的最大欠缺是商业色彩浓厚的坊肆刻书未能充分兴起。宋代之东京汴梁，浙江之杭州、婺州，建阳之崇化、麻沙等地，坊肆不但多而且也很有名，编辑、出版、发行往往集中在一坊一肆，坊刻书名目新、亥I印快、行销广，异常活跃，它们代表了明以前的中国古代商业性出版活动的最高水平，可是，这类坊肆却在南宋四明地区难见踪迹。南宋四明坊肆出版业的稀缺，反映出地方刻书业自身内部结构系统的不完善性，个中原因，有待深究。

刻书自然离不开刻工，南宋四明地区刻书良工的活跃情形，可以佐证本地刻书业的发达。在明州的刻工与本地文人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即之晚年所作《引年得谢帖》就曾提到：“刻工沈生在邑中否？去令其来。”张即之所探询的刻工沈生，当为雕版工人。张即之所书《妙法莲华经》，即曾由刻工雕版流通。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刻工并不总是固定于一地的，哪里有刻书业务，他们就流动在哪里。所以明州与杭州两地的刻书业务联系频繁，刊工常通用合作，如刊刻《陶渊明集》的杭地良工，来到明州刊刻了《徐公文集》，甚至杭地良工刊刻的《尔雅注》、《音释》，其版式设计也与明州本类同。明州刻工在台州也有活动，如蒋辉原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1177）六月因伪造官会被临安府院断配台州牢城，他竟雇人代役，自己每天仍开雕书籍为生，淳熙八年台州知府唐仲友利用职权威逼蒋辉等18人就公使库开雕《荀子》、《扬子》等印板及《后典丽赋》、又威逼雕印伪钞，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案子。活动于杭、明两地的刊工还输出至福建建宁，促成了该地雕版印刷的兴起，如原在国子监临安府和明州府的刊工蔡仁，参加了建瓯官署所刻的育德堂奏议，参加过明州《文选》开雕的蔡政，到福建长汀参加了嘉定六年（1213）刻汀州军古算经。尽管浙地的刊工异常活跃，但刊印的书籍仍远远不敷需要。

南宋明州刻本，拥有了“明本”的特称，这是本地刻书业成熟的重要标志。宋明州刻本，元人或简称“明本”，这表明明州的刻书能够自成面貌，具有区别于他地刻书的一些特征。如元代书坊据明州本重刊翻刻的有《明本广韵》、《详音句读明本大字毛诗》、《明本排字九经直音》、《重刊明本书集传附音释》等。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条下云：“德星堂：至正辛卯（十一年）刻《重刊明本书集传附音释》六卷，见《张志》、《瞿目》。（云明本，即宋之明州本，凡例后有墨图记曰“至正辛卯孟夏德星堂重刊“。）“元代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刊刻的《广韵》，书名“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分两行，四字一行。至元二十四年梅隐书堂新刊，《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宋无名氏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三云：“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板，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明本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昭示了明州刻书的品种之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州刻书已为后来的刻书同行所认同，在版本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才被元人屡屡翻刻。

从现存的宋版或覆宋版图书看，明州刻书的质量也是颇可称道的。如明州大字本《徐公文集》，尽管出现了诸多的墨污，给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民国八年（1919）徐乃昌精美之影刊，还是很能传达出宋刻的神韵。关于《集韵》，不但楷字方正丰满，神采独具，而且内容上也得到了学者的赞赏，宋人韩倅珹云：”明州《集韵》煞有理会得音韵真来历处。”可见南宋人对明州出版的《集韵》是有较高评价的。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楼氏家刻本《攻愧集》，参加雕刻的刻工16人以上，欧体大字，印制精美，堪称宋刻佳椠。明州的不少精美雕版书，曾传入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1]李国庆.宋代刻工说路.见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袁慧.论四明雕版印刷.鄞州文史，2010（9）

[3]（清）朱彝尊《经义考》卷293

[4]（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1《题孔丛子》

[5]（宋）陈舜俞《都官集》卷末附陈杞原跋

[6]（宋）楼钥《攻愧集》

[7]（民国）陈汉章总纂《民国象山县志》卷18《艺文考》(www.zuozong.com)

[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

[9]（宋）宗泽《宗忠简集》卷首楼昉序

[10]（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1《题长庆集》

[11]（宋）桑世昌《兰亭考》卷7曾槃题

[1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0

[13］王锷.八行本《礼记正义》传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6）

[14］文渊阁四库本《刘宾客嘉话》跋

[15］（元）方回《跋罗鄂州尔雅翼》

[16］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7］（宋）释志磐《佛祖通纪》卷33

[18］（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5

[19］《卍新纂续藏经》第77册

[20］卢伟.美国公藏宋元版汉籍概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1］琰法师编《金刚经感应传》、荆溪周克重复纂《历朝金刚经持验记》卷下

[22］严绍堂.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迹出版社，2005

[23］元刻本《景德传灯录》卷末绍兴四年台州知州刘棐序及宏智正觉疏

[24］（宋）释道融《丛林盛事》卷下

[25］（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78引《墨林快事》

[26］（宋）释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27］（宋）释宝昙《橘洲文集》卷10《道人朱氏法华净业》.《续修四库全书》本；参见［宋］释志磐《佛祖通纪》卷28

[28］陈岗龙.蒙古本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研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29］张玉范《〈攻愧集〉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英毁聚珍本之比较》，见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0］（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18《题孙常州摘稿》

[31］（宋）洪适《盘洲文集》卷63

[32］（宋）费衮《梁溪漫志》卷8《陆宣公哀方书》

[33]（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5

[34］（宋）朱熹《朱子大全集》卷］8、19《按唐仲友状》

[35］（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2《记闻下》

注释

[1]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原为元代刊本，详见戴云《〈佛说目连救母经〉研究》.《佛学研究》,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