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书中的铜版与监本可以互换

古时国子监的一个职责，是作爲国家出版机构，向社会提供经典书籍的标准文本“监本”。监本的特点是文字经过国家审定，没有错误，也不可更改，即所谓定本。可以肯定，明清出版业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即古代国子监是用铜版来印刷经典的。

清初人陆舜撰《陆吴州集》，开篇是一首《拟御製十三经序》，略云：

朕惟皇祖基命，用肇造我国家。及我太宗，仰承天庥，拓疆展土，奄有万邦。洪惟我幼冲人缵承丕绪……庶几考古定宪，师圣益愚，近法宪章，远通经术……则有十三经，爲易、诗、书、春秋、礼记以及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公羊、穀梁、孝经、尔雅……用特取所谓十三经者，寿之铜版，藏诸太学，以广爲颁行，俾人人务崇实学，湛乎经术……

陆舜生於明万曆四十五年（1617），康熙三年（1664）进士。此文用顺治帝甫登基时口气，当作於入清後不久。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太学”（国子监）刻书即爲“铜版”之书。

再来看看流传至今的那些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在中国，这些书不受重视，不在藏书家的收藏之列，但在国外图书馆，它们和其他中文书籍受到同等对待，更容易保存下来並得到详细著录。德国的两家图书馆即藏有数部清代举业书，明确将“铜版”指向“国子监本”。

又如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易经正文》，封面题“道光戊子新镌，铜板易经正文，振贤堂藏板”，卷端题“监本易经全文卷之一”（图3）。属同一套书的还有《诗经正文》，也是封面题“铜板”，卷端题“监本”（图4）。这两部书封面的“铜板”相当於卷端的“监本”，二词可以互换，爲同义词。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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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4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4(www.zuozong.com)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5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图5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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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