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法国大革命以前称为历史进化思想的萌动、成型时期，把大革命之后称为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时期；那么很明显，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则开辟了历史进化思想演变的第三个时期——巩固时期。可以这么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历史进化思想已经从一种学说演化成人们生活的信仰了。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这样一种信念：循着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人类从肉体到精神都会逐步进化，走向完美。[29]由此，历史进化论者找到了有力的论据，他们把达尔文进化理论引进对社会的研究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与达尔文相交甚笃，互相尊重，进化观念在斯宾塞的理论中占据中心的位置。依他所见，任何现象都是总的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进化概括一切。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建立在下列论据上：第一，世上任何事物都是可变的，人也同样可变。人的无限的可变性便会使人本身达到完美；笫二，人的罪恶主要是由于人对环境的不适应所造成的，并不是永久的必然现象，因此，只要人不断改善自己，适应社会，罪恶就会消失，而人的进化就意味着人对环境的不间断的适应过程。[30]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结合了人种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影响甚巨。可是，他认为社会进化是平稳的、渐变的，因而严厉谴责革命改造，认为这样会破坏社会进化的自然规律。这显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
斯宾塞是笫一个把进化论原则系统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之后，有不少人进行效仿，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借用了达尔文学说中“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等概念，用以解释社会运动。首先表现为他们把社会冲突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如英国的华尔特·白哲特就认为，一些民族力图统治另一民族，而在民族内部一些社会集团力图统治其他集团，是主要的社会规律。奥地利的路德维希·龚普洛维奇也强调了冲突和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31]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往往忽视社会安定和团结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32]
是不是达尔文进化论只对上述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产生影响呢？显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达尔文学说的简单搬用，是把进化论庸俗化了的做法，而达尔文学说真正的影响，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
当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欢欣的心情阅读和研究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1861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33]在《资本论》的行文中，马克思确实多次引用和赞扬了达尔文的研究成果。1873年，马克思还把《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赠送给了达尔文，认为《物种起源》给《资本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34]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得到证实。[35]
达尔文进化论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上面所举的只是两个例子。总而言之，历史进化思想以进化论为基础，在十九世纪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和对未来社会的构画，就是一个表现。然而，在资产阶级的理论中，历史进化观念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世界形势的恶化，西方历史思想中又泛起了悲观主义的论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综观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作出三点总结：一、历史进化思想受到人们历史观、世界观的限制，即它依赖于人本身的活动过程；二、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受到时代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与和缓程度也会对历史思想产生影响，反过来，历史进化和变革的理论会加速这一矛盾的激化，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感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历史进化思想能够使人增添对未来的信心，而在目前我国的改革浪潮中，这种信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1986年第2期）
[1]柏拉图：《蒂迈欧篇》。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二页。
[3]塞内卡：《自然问题》第七卷。
[4]卢克莱修：《物性论》，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第379—438页。
[5]J.B.布瑞：《进步的观念》，1932年英文本，第19—20页。
[6]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十八卷。
[7]罗杰尔·培根：《大著作》第七卷。
[9]马基雅维利：《罗马史论》导论，第三卷。
[10]波丹：《历史研究的方法》第七卷。
[11]弗·培根：《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47页。
[12]弗·培根：《学术的进步》第二卷。
[13]丰台内耶：《几何基本原理》序言。(www.zuozong.com)
[14]圣·比埃尔：《完善政府的计划》。
[15]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
[16]杜尔阁：《世界史论集》。
[17]爱尔维修：《论精神》，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18]霍尔巴赫：《社会体系》，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19]孔多塞：《从历史上看人类的进步》。
[20]《列宁选集》第二十九卷，第334—335页。
[21]参见薛华《赫尔德的哲学观点》，《外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22]参见《进步的观念》，第243—246页。
[23]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2008年。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言。
[25]基佐：《欧洲文明史》第一讲。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1页。
[27]《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27—67页。
[28]《人类科学概论》，见《圣西门选集》，第一卷。
[29]童第周：《生物科学与哲学》，中国社科版，第20—25页。
[30]斯宾塞：《第一原理》第一卷。
[31]［苏］科思：《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版，第75—87页。
[32]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65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56页。
[34]《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2），商务版，第351—359页。
[35]本文主要讲述历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这个“西方”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本文中不便多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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