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严复《天演论》的著成，是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探讨历史演进的又一重要贡献。
严复（1854—1921）少年时代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学习了英文、数、理、天文及航海术各门课程。后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三年，同时热心研读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亲见老大腐败的清皇朝被由于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速决论》等论文，并着手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1898年出版）。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历史演进观念，由此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界进入新纪元。严复阐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形成进化发展的规律，是同唤起人们对民族危亡形势的认识紧密相联系的。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达到“警世”的目的。他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小至草木虫鱼，大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34]天地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天演”的规律是永恒的。严复很赞赏斯宾塞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引到人类社会的观点。严复认为：人类自远古以来，也各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35]故此，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严复称此为“体合”。他强调：“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熔民生，与民望之自为体合（自注：体合者，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进者传而存，不进者病而亡焉！”[36]目的在于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去旧即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严复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的思想，而抛弃其“任天为治”（指在人类社会中任凭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同时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论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激励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为最大特色。《天演论》出版时，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举国人心激愤、思变思强的时刻，严复创造性介绍的进化论学说，提供了一套新鲜的哲学观、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进化论学说在海内迅速传播，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如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即评论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37]《天演论》被书肆争相翻印，版本达三十多种，成为空前畅销书。（以上论述进化论的进步性是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时代而言。《天演论》把社会进步归结到“物竞天择”的规律是并不科学的。恩格斯对此问题曾有过论述。[38]
严复《天演论》历史进化观迅速传播以后，作为历史演进观念的在此前虽经风行海内的公羊今文学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价值融入其中。因为，西方进化论是近代学术体系，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前此盛行的公羊三世说虽然比之僵死的封建思想更具进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得，在很多程度上，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传统学术的旧体系，因而很带争论性，使很多人对此感到怀疑甚至骇异。而西方进化论学说，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比较粗疏的原理一定要被更加科学的原理所代替，这正是学术进化发展的规律。而公羊学历史演进观念成为沟通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这一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2010年第2期）
[1]《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张际亮：《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张亨甫全集》卷三，同治六年（1867）福州刻本。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97页。
[5]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6]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6页。
[7]《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
[8]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2页。
[9]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2—114页。
[10]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11]魏源：《圣武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168页。
[12]魏源：《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8页。
[13]魏源：《圣武记·乾隆新疆后事记》，第181页。
[14]《海国图志》初版为五十卷本，不久增补为六十卷，至1847年又续修成后四十卷，合为一百卷本。
[15]魏源：《海国图志·叙》，道光己酉年（1849）刊本。
[16]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
[17]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
[18]均见魏源《海国图志·后叙》。(www.zuozong.com)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3页。
[2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2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482页。
[2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第481页。
[23]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3页。
[24]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88页。
[25]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26]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第28页。
[27]据梁启超所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
[28]《新学伪经考》序。
[29]房徳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7页。
[3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考》。
[32]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
[33]分别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三、卷七。
[34]严复：《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35]严复：《原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36]严复：《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第36—37页。
[37]《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二号。
[38]恩格斯的原话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生存竞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