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立法的出现、批判及规避探究

基于近年来刑法立法活动的观察和描述，刑事领域中的情绪性立法应指，立法机关因受情绪化的民意、舆论的左右影响，导致在刑事法律修正的过程中而冲动地、让步式地增设、修改或删除刑事法律条文的行为。^[16]我们可以观察到刑法立法越来越积极的回应和关注“民意”“舆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体现社会大众情绪的内容有过度摄入、影响刑事立法的嫌疑，这种现象是在整个刑法立法活动中都有一定展现的，由此导致不理性的情绪性刑事立法现象频频发生。在讨论情绪化立法的同时，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的民意或舆论都是一种“情绪”，受其影响的立法都是情绪性立法。“情绪”一词的语义表达具有主观性、短暂性和非理性的特点。因此，只有“情绪化”的民意或舆论对刑事立法产生实质影响，才能定义情绪性立法。

对于情绪化立法的现象，我们认为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

首先，情绪化的民意和舆论本身并不能真正地代表民意和舆论的实体价值。尊重民意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正确地了解民意是制定包括法律在内国家规制的必备基础，这是由国家权力本质属性决定的，而且从立法的实质分析，其行为本身就是将符合程序采集的真实民意上升为国家法律的过程。可以这样认为，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都是民意的正当化的国家体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意本身具有随意性、不可控、从众性、易被操作性。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民意在网络空间得以充分展现，立法者也更容易获取民意，但这样的民意又往往最不可信，随意不可控、从众易被操纵性反而更加淋漓尽致。这种离开了民主制度与程序的民意是最终不可测、不可信的民意。“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17]如果刑事立法据此种民意和舆论来进行立法工作，将会陷入虚假、冲动、非理性的泥沼之中，而立法的成果将缺乏基本的正义性，演变成“多数人的暴力”在立法层面的反映。

其次，情绪化的刑法立法会导致刑法功能的异化。刑法的功能首要是对法益的保护，其主要的任务是对需要刑罚权予以捍卫的法益得以实现安定性。情绪化的立法活动会把关注点放在民意和舆论上，而这种民意和舆论并不必然地反映应当被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导致立法结果的功能脱离法益保护，极有可能只是突出反映民意，而忽视刑法的本位功能，最终导致某些领域的刑法在功能上处于失效状态。(www.zuozong.com)

最后，情绪化的刑法立法导致的负面后果会对整个法治体系造成伤害。情绪化的刑法立法虽然只是在刑事法领域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所有部门法中最为广泛的，而且也是和公众生活最为密切关联的，并且刑事案件往往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所以一旦在刑法领域开启了情绪化立法的大门，所造成的对法治体系的破坏将是不可估量的。而且直接造成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也是部门法中最为严重的，将直接影响法治体系的建立和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信仰。

在对情绪化立法批判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力求做到积极、有效的规避。首先，对民意或舆论，要坚持区分对待，审慎参考。对于民意，在刑法立法活动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和舆论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能轻易地吸收抑或排斥民意，既要认识到民意中包含的刑法立法应予以考虑的价值，又要摒弃其中包含的不合理宣泄情绪。其次，刑法立法要坚持建立和遵守完善的程序，民意的吸收接纳必须在法定程序框架内予以实施，切忌出现网络调查、投票左右规范的立法程序的情况，立法的过程必须依法独立实施。最后，坚持处理好刑法的稳定性价值与前瞻性的关系。刑法的稳定性价值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一旦被制定便要保持基本的稳定性，防止情绪性的变动性，对于维护刑法的价值极为重要。面对风险社会中复杂多变的新型犯罪，在立法领域频繁变动的背景下依然要坚持稳妥的立法模式，防止刑法的频繁修改带来的对法治体系的深层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