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元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联

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前都已经是独立的学科。自从档案学从历史学中分离独立出来后，现在绝大多数学者一般都把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看作是同宗学科，这体现在有关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如《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在“管理学”门类下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在“管理学”门类下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包括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三个专业）。但笔者始终认为，《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只是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中特别指出，“本标准中出现了一些学科与专业、行业、产品名称相同的情况，是出于使学科名称简明的目的，其内在含义是不同的。”在该标准中，一级学科的“管理学”是放在“工程与技术学科”门类中，而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却放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中，作为二级学科的“档案学”又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中。

虽然上述认识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但正如标准中特别指出的：“本标准的分类对象是学科，不同于专业和行业。本标准的分类不能代替文献、情报、图书分类及学术上的各种观点。”因此，不管学界对这三门学科的关系是如何界定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档案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联系十分紧密的相关学科，它们无论在学科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还是在专业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及时代发展的要求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共同性。

1.在“大信息观”的视野内，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无疑是“同族学科”——信息科学，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正如钱学森教授早在1979年《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的：“从系统工程的技术角度来看，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这种系统工程的目的就是信息的存储、信息的检索和提取，信息的传输和信息的显示，所以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为信息系统工程。”^[28]可见，从信息科学的角度看，这三门学科是具有一定的共同理论基础的，即有关信息的搜集、存储、加工处理、传递和利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鉴互为作用的。当然，作为三门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图书、情报和档案三种实体都是包含知识的信息资源，这是学科研究对象的共同理论基础”，但各自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图书馆学注重建立文献信息系统，强调信息的全面性、广阔性，并以此为手段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情报学的重点在于信息的增值，强调信息的深层次、新颖性和专指性；档案学重视原始信息的利用，强调档案信息的原始性”。^[29]也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三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30]或者认为：“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来说，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但对它所包含的子系统来说，由于具体目标与功能的差异，必然带来在路径选择、操作技术方法上的不同。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这些二级学科来说，正是由于其服务理念（即应对用户需求的战略规划目标）不同，带来了信息空间中资源选择及资源组织方法的差异。”^[31]本来，作为三学科在信息领域研究内容的差异性揭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他们都是把这此差异当作是三学科研究对象上的区别，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分析指出，不同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并不等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等同。研究内容由研究对象派生出来，它可以用本学科的理论作基础，也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作基础，甚至兼而有之，因此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可以有交叉，但研究对象绝对不能交叉，否则就会丧失学科的独立性。可见，三学科只是共同使用了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自的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问题，从而造成了三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类似的，三学科也可共同使用系统科学、控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自的信息系统问题。信息科学、系统科学与控制科学，作为提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科学，本就能够普遍适用于其他各门学科。

2.从信息工作的角度而言，图书工作、情报工作、档案工作在实践中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

由于它们工作的对象都是依附于一定载体的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表达出来的显性信息资源；工作的过程都是对信息的搜集、存储、加工处理、传递和利用；工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信息需求；特别是在传统的分类、编目、索引等方面和现代信息技术方法手段方面（如计算机、网络、多媒体以及数据存储技术）更能开展相互合作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利用。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已经有了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实践。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1976年该组织又将科技文献与情报处同文献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处合并为综合情报计划处，统一负责有关专业情报系统、文献、图书馆和档案馆方面的工作。为此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在国内，198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改名为“文献情报中心”，在中科院系统内实现了图书、情报一体化的管理；之后中国社科院、农科院、中联部、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图书情报中心”；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国内第一个省（市）级图书情报联合体；2003年建成的天津泰达图书馆档案馆成为区域信息中心；国内许多企业也进行了内部情报档案信息一体化管理的尝试和实践。

可见，这种管理工作实践上的共性也使得三学科在实践应用层面具有了较高的相关度意义，也为三学科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www.zuozong.com)

3.从专业教育层面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

早在1985年7月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中面临着档案与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和档案与文件管理一体化的前景，要求档案学教育一般不要过细地划分专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图书、情报、档案人才的培养将经历“全才型——专才型——通才型”三个阶段，培养通才，就必须打通图书、情报、档案横向联系的通道，实行“一体化”教学。^[32]现在看来，这是极有见地的。但当时由于图书、情报、档案专业人才还很欠缺，所以仍处于专才型人才培养阶段。当社会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对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信息人才的需求，“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单一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及信息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愈显复合型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33]。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归属问题一直有所争论，从而导致它们在专业目录和学科目录中的归属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如早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删除了情报学专业，现在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设有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三个专业，且不论这种专业体系设置是否合理，带来的问题是复合型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是通过直接设置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还是在原有的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中进行改造来完成。我国目前对这两种情况都有实践探索。不过，从国外的情况看，在21世纪初，美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为了应对新的信息环境给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带来的挑战，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以整合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育，目前其联盟成员已遍及美洲、亚洲、欧洲。与国内高校大多单独开设图书馆学不同，国外的iSchools联盟成员很少单独开设“Library Science”专业，而是开设“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且iSchools联盟成员高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与档案学教育整合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34]因此，借鉴国外的专业教育实践和经验，笔者更倾向于进行信息资源管理类大类招生，在修完公共必修课程、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再按学生志愿进行分专业方向的教育，以达到培养信息资源管理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当然，具体如何实践可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是明显的。

4.从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

我国古代图书和档案不分，本是一物，在唐代以前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是难以区分的，且重藏轻用。这种早期同根同源的历史传统使得我国的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我国的图书馆学产生于20世纪初，档案学则稍后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因此，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图书馆学的深刻影响。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分析研究，认为当时的档案专业教育、档案工作实践（档案的分类、编目、排列、保存、检索等）都深受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中，图书馆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在三四十年代尤其如此。”^[35]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科技革命使得科技文献急增，从而在图书馆二次文献加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报工作从图书馆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情报学，情报学又借鉴发展了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三学科的这种历史上的直接相关性，才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它们同宗同源，联系十分紧密。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的图书、情报、档案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共同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数字信息的价值鉴定与选择、保存，网络环境中数字信息的管理、利用方式等。这既拓展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又促使三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融合，共同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如数据的标准化、信息的安全，从而“加速推动图情档案在新技术环境中谋求信息大学科下的资源整合”^[36]，即在信息资源管理科学内实现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一体化发展。

虽然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联系十分紧密，但是“由于各自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又形成了各自相互独立的理论知识体系。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如果片面地强调三者之间的联系，抹杀它们之间的特殊性，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其中的某一门学科就可以代替另外两门学科的发展，那么，就会断送这些学科的生命”^[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