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敦煌学：兴起与研究概况

敦煌学的产生，与莫高窟第17 窟（藏经洞）发现的五万件敦煌遗书密不可分。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明清内阁档案一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的序中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的兴起，正是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等一系列“新材料”的发现而引发的。

清朝末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到敦煌，骗取了大批敦煌文化瑰宝。文献的流散，使此后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感叹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余，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1909 年8 月中旬，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敦煌文献。当时在京学者如罗振玉、王仁俊、蒋斧、曹元忠、王国维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抄录和拍摄。罗振玉根据这些资料，于1909 年11 月刊行的《东方杂志》6 卷10 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藏书及其发现的情况。

1909 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写卷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而转归学部。通过罗振玉等人的努力，藏经洞剩余近万号的写本调运到北京，归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收藏，这就是今存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来历。

20 世纪20、30 年代，是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学问、新方法都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是“国故”，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还因为它包含有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选所缺的资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资料，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的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而为西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因此，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并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当时我国学者如叶昌炽、蒋伯斧、王仁俊等，一方面向国人介绍敦煌文化瑰宝，一方面搜罗刊布敦煌资料。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陆续发表了对敦煌文物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接着，英、法、俄、美等国的汉学家，也有不少人进行研究，研究之风于是兴起。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逐渐形成并且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

王国维（左）、罗振玉（右）合影(www.zuozong.com)

20 世纪50 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 号缩微胶卷的公布，预示着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中国也在此期间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敦煌资料目录索引。但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而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却在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1981 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70 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学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人们可以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 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 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出现了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此后，敦煌学的研究日趋丰富，几乎每个方面都有大量学者在从事研究，敦煌学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资料多在国外，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学者都在敦煌学研究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日本学者，更容易游学欧美、中国，调查收集敦煌资料，在阅读汉文文献方面和欧美学者相比又有优越的条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是敦煌学研究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