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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社会和政治发展对政治学的研究产生了新要求

时间:2023-07-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另一方面,中国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对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外学者的这类研究成果虽然可以借鉴,但作者认为对于我们的政治人格分析并不存在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难以找到对应的情况,未予以采用,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人格型态,力图避免非人本化的和似是而非的人格分析理论。

中国现实社会和政治发展对政治学的研究产生了新要求

政治行为的宏观理论分析方面,作者既借鉴了欧美行为主义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又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行为的观点,深入到了政治行为发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背景,与西方政治行为研究理论和分析方式相比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作者认为,一方面政治行为的研究,不能只看到政治行为本身的形式,还必须深入考察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动因。另一方面,中国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对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始于21 世纪70 年代末的改革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突出影响是使得社会结构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过去行为上的“步调一致”,正在被差异性所取代,这种差异性,对政治决策、政治过程显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由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演上,而应当去关注丰富多彩的政治现实,将研究人的政治行为放在一个突出位置,承担起政治学应当承担的现实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5]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房宁指出:“探索和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立足当代中国、放眼世界,面向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形成真成果。学者们要在立足本国国情中去伪存真,在国际比较中认识中国,形成原创性作品,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6]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学研究者探索构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国现实真问题的使命和担当。

关于政治人格的分析,作者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人格研究的众多成果。国外有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例如弗洛伊德从内在性情结的角度进行研究,尼采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希腊悲剧时发现的“酒神型人格”和“太阳神型人格”。国外学者的这类研究成果虽然可以借鉴,但作者认为对于我们的政治人格分析并不存在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难以找到对应的情况,未予以采用,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人格型态,力图避免非人本化的和似是而非的人格分析理论。通过调查、分析和研究发现,西北农牧民中大体存在着四种基本的政治人格类型:臣民政治人格——传统的理想人格形态;草民政治人格——传统和现代人格的双重丧失;牧民政治人格——顺乎又超乎政治的非权力型人格;公民政治人格——现代化发展中的理想政治人格。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西北农牧民政治人格十分复杂,很难确定一种非常明晰的人格型态。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具备多种政治人格特征,这也说明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特征的复杂性,直接运用西方的理论分析更不能解释西北农牧民的政治人格特征,根据实际分析总结的四种政治人格,在现实中很容易找到对应的“座号”,具有说服力。(www.zuozong.com)

关于政治参与的分析,作者提到在西方,古希腊就有典型的公民参与的历史,在西方古典民主理论中,卢梭提出人民主权在国家中高于一切,现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认为,政治参与对领导人的决策产生间接影响,政治发展理论学者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群众的参与是识别发达的政治体制和先进的近代政治体制不可缺少的因素。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政治体制设计方面更应该体现群众的参与。然而,精英民主主义理论家们对政治参与持否定态度,认为大多数公民缺乏作为民主公民的能力,应当把民主政治的稳定和有效的运转委托给深刻领会民主主义价值的贤明的杰出人士。这似乎符合中国现实情况。对此作者没有完全采纳,而是在分析综合中得出“上述理论是在经济和政治相当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产生的,许多理论事实也都来自于西方社会。中国是否存在或现实需要精英民主理论?中国没有大众的政治参与或限制其政治参与将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主视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有深入思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7]作者通过调查并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分析了西北农牧民政治参与比较集中的几种方式。典型的规范性参与方式有:农牧民政治选举行为、村委会的选举及议事、反映式的温和参与;诉讼式的法律参与;非规范性政治参与方式有:批判式民怨、个体自裁行为、暴力反抗与集合行为。作者对每一类型的参与方式进行了例证,用数据比例关系和对话方式进行说明,充分展现了当时农牧民政治参与表达方式的基本类型。如在调查中问到农民关于选举态度的问题:“你为什么来参加选举”时,他们答道:“公家让我们来,我们就来。”调查显示,97.6%的人不了解选举的政治意义,55.8%的人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于1987 年11 月24 日公布,根据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一些乡镇调查中,99.8%以上的农牧民不知道该法。对于和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们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少管闲事为好”,这与改革开放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牧民宁肯通过其他方式甚至不合法手段也很少运用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作者运用对话式的语言表达和具体问题的调查比例非常清楚地揭示农牧民政治参与的准确意图,但运用西方理论则很难解释。作者根据调查分析指出,农牧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表现在: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农牧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参与意识不强、参与途径不通畅等,通过国家对西部农牧地区的政策倾斜,如支援西部计划、对口支援、加强科教文卫事业建设等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农牧民政治素质,增强其参与意识,促使农牧民政治参与不断向规范性参与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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