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国古代外交导论

如上所述，一方面，中国古代外交研究需要相当的文献功底，研究人员不仅需要熟悉相关的历史文献，还要有刨根究底的精神；另一方面，文献的挑选不能随意为之。中国古代外交的史料与中国古代史的史料，乃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史料都是有所出入的。其中有些史料属于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而不能归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有些史料虽然涉外，但却不能归于“中国古代外交”的领域，更不能列为“外交学”的研究史料。史料的准确选择，本身就能帮助学人避开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伪问题”。

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学界可能从自身喜好出发，针对某一创新点用功，对文献的选择较为粗浅。从百年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来看，固有的研究，首选《礼记》和《春秋》三传，先秦诸子或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这是学界沿袭百年的传统（表4.1）。

由此可知，过去学界所用的基础文献，数量少，时间早，新人在注疏中发展出来的思想观念容易被忽视。如法家的代表作，在汉代有十家（部）二百十一七篇著作，然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仅有六部七十二卷；墨家从汉代的六家八十六篇，增加到了唐初的三部一十七卷。先秦时儒、道等家的代表作，还不足以涵盖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相反，目录学记载了中国古代知识的体系化成果。史料不需要考其源流，“善本”“宋版”等知识亦非必要，唯重于历史记录的真实，最好已有前人悉心整理的数据库以供分析。因此，要推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思想资料扩容，就需要一反传统，将注意力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转移开来，并投入到更齐备的历史文献的梳理中去，否则，就可能出现疏失、过窄、泥古和错谬等问题。所谓“疏失”，主要是指对文献的梳理不够清晰，挂一漏万。在研究断代史时，仅选择直观如“四夷传”等篇目，忽略散布于人物传记中更为详细的记录。所谓“过窄”，主要是指研究时只看正史而不注重私修史书与个人文集里未经删改的史料，又或者忽略了对外关系的朝廷主体，只选取士大夫个人的疏章谏议，忽略朝廷的诏令和礼宾文书。所谓“泥古”，就是在理论研究中只选择十三经及官修二十四史原典，对补充纠谬的注疏和义证重视不足。所谓“错谬”，是指用“伪书”来研究某一时期的外交，借助渗入后人想象的文献来重现某一时期对外关系的历史风貌，这一点同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提出的四个原则相对应，他认为：

表4.1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史料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第二部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第三步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

我们可以看到，史料是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必要条件。在掌握了史料之后，仍然需要正确地释读，否则，即便掌握了充分的史料，也只能沦为索隐之学或寻章摘句老雕虫的训读。然而，如若没有在史料上下功夫，不求全备，不辨真伪，那么研究亦可能走入死局。

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曾发表《再观清史：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同时欧立德（Mark C.Elliott）出版了《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又与米华健（James Millward）主编《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等，提出了清史研究的三个“新观点”，即全球化视角、满族因素的重要性及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其中，“满族因素的重要性”是依靠满语与满文文献呈现的。“新清史”依据近两百万份的满文档案，指出“满洲帝国”高于传统的“中国”，实际是一有别于中原王朝的“外来帝国”，这一观点是否可靠？

还原到直观的史料层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撇除马嘎尔尼自世宗朝的来访所做出的丁点变例，有清一代的对外政策仍主要沿袭自中华传统政治制度，满蒙治理事务在帝国事务中占比甚小。这一方面可资借鉴的有清一代的政治文书。晚清政治文书的满文档案数量不可谓寡。照统计，中国与日本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有200万件以上，而古籍则有1000种，数量亦不可谓不多（表4.2）。

但细究其内容，上述文档亦不过帝国治理事务中的一小部分。以2013—2017年中国满文档案汇编的整理管中窥豹：我们可以看到满文档案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类为起居注、宗教文书（天主教与藏传佛教）与边境事务，数量极大。但相较同时期的汉文写就的政治文献与档案，这个比例就失衡了。清乾隆年间敕修多部书目，规模最大的《四库全书》向各地收缴图书10000余部，择3500多部编成《四库全书》，《总目》记3461部；未收录书目6793部，择其题目与摘要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世宗还敕令编纂以宫廷藏书之中宋元刻本为基础的《天禄琳琅书目》（422种）与《宛委别藏》（现存160种780册），至于档案就更不可尽数。尽管清末档案经八国联军与内部官员的反复洗劫，损失惨重，但总数仍在3500万件左右（桑兵认为大陆地区档案馆藏有2000万件）。以史为鉴，可以通今。通过对政治文书的数量和种类加以分析，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涉边事务在这一时期仍然主要因循固有的中原王朝的基本模式，并未表现出不同于前朝的根本特征。

表4.2　2013年至2017年9月满文档案汇编一览表

续表(www.zuozong.com)

《新清史》的部分结论，正是强行将区域研究方法和语言政治等“比较政治”方法纳入史学研究方法，将史学地视为社会科学化的产物。尽管重视语言工具，符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范式，但脱离了史学训练与史料支撑的比较研究，就可能会批量化地制造概念。因此，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领域，重要的是研究工具的多元与研究史料的规整。史料可靠，围绕史料的研究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而，史料的考辨和史料学的建设，应当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规范。先建立起史料学，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自由研究。晚近史料数量众多，内容繁杂，则至少要建立起种种目录，以便检索运用。史料学的建设成果可以商议、批评、修改，但是没有一种或数种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史料学书籍，则断然不可能建设起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回首20世纪30年代，正是由于张星烺先生建立起《中西交通史史料学》，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才能真正蔚然成说。史料的甄选、考订、编纂和结集是一门水磨工夫，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研究素不熟悉。但有了史料学，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才有一个基础。

不过，虽然名为“史料”，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历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截然不同，甚至就某种角度而言，二者的宗旨是相反的。如求“全”。冯友兰认为：“历史学家收集史料，必须尽可能把他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如果有较早的史料而他不知，却引了较晚的史料，这叫做‘陋’。如果有与他的结论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释，不能视而不见，或佯为不知。”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也曾谈到研究“过窄”的问题。中国古代外交对史料来源的拓展，同历史学强调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在逻辑上是同源的，尤其是如若有同某一研究既有结论相反的史料，绝不能视若无睹，应当予以详细解释。但就是否要将研究相关的所有史料都搜集起来？是否一定要引用较早的史料，而不引用较晚的史料？这里也有一定的说法。

历史学研究，强调旁证的作用。大抵因为历史越久远，直接的史料就越少，而传世的文献大多由后人润色加工，失去了记录历史的忠实性。因此单条史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要依靠多条史料相互参照。由此，学界的研究甚至形成了某种惯例，即要说明一条历史，至少要找到三条相应的史料，这样才能保证研究基础更为可靠。然而，并非经学框架内生的中国古代外交，在各式文献汇编中都没有专门条目，只能于瀚漠烟海的零散史录中甄取选录，故此甄别尤为重要。一方面，甄别史料的范围要适当扩大，相较之下，固有的研究视野太窄，文献收录得亦较少，许多重要的文献未得到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外交的史料亦应以求精求准为主。就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意义不在于单纯地求真，而是为了说明外交活动确有其事，至于外交活动特征之外的细节考证，均属锦上添花，并非必要。因此，一条史料能说明的事情，在其他史料没有做出重大补充的情况下，不必引入过多的参照材料。简言之，中国古代外交的史料拓展，重在史料的“准”，即能锁定最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史料，这一点比“全”更加重要。

中国古代外交的史料求“准”，但不求“早”。一般来说，史料越早越齐备，其记述也最贴近史实。中国古代外交需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因此求“真”的精神不可少的。然而，尽管愈早出的史料愈能贴合史实，但这个“早”所迎合的仍然是符合论的标准，它所追寻的是历史记述同历史事实之间的贴合，就如同以发现请假条来论证某日某人曾经请假的这个事实。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所追寻的“真”，其标准明显更严苛。因为古代史料受史观影响极深，史家在著录历史的时候好臧否。在王号（爵号）等问题上，可能会依当时的正统观有所“修正”；同时，原始史料是分散的，而晚出的史料可能会将散落在其他传记中的材料一并补全。我们仍以柔然史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

作为北魏劲敌和突厥宗主的柔然人，从族属上看，可能也是鲜卑的分支，建国于漠北，历史上对它的著述不少。成书于永明六年（488年）的《宋书·索虏传附芮芮虏传》，天监年间（502—519年）的《南齐书·芮芮虏传》都是最早记述柔然国的史籍。除此之外，天保五年（554年）的《魏书》有《蠕蠕传》，可惜原本《魏书》有大量章节散佚。除它之后，还有贞观三年（629年）的《梁书·芮芮传》，显庆四年（659年）的《北史·蠕蠕传》和《南史·蠕蠕传》。不仅如此，其他史书，如典志、方志和类书等亦有所录。如唐代许嵩著《建康实录》，记述汉末至六朝间事，即抄录和改写了《南齐书·芮芮虏传》；杜佑的《通典》，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南宋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都有所收录。如若要以最早的史事为记录的话，应当选择《宋书》与《南齐书》，毕竟其成书更早，且同为正史，当代中华书局有校订本，市面上也很好获得。然而，唐人修订《通典》时，却主要采用《魏书》的记述。这是为何呢？

就史料而言，这是由于《魏书》相较《宋书》，在文本证据同思想史背景等比较中体现的优长而定的。换言之，即同时有内证和外证。先看内证。南朝史书记柔然国史，较北朝更短，南朝史大抵将柔然之名记为“芮芮”。诚然，柔然国曾遣使至宋、齐二朝，《宋书》《齐书》记“芮芮”，应是因南方的音调来记录柔然国使者的自称。《南齐书》记载柔然国与南朝陆路交通之路线，如柔然遣使，向来采用的西路便是顺黄河河道进入关中地区，经河南道达到益州（成都），再沿长江进入建康。而这样的路线北史是不载的。同时，南朝由于继承了汉晋经学的精神，在官阶制度、文书往来等政府组织和公文形式上，嗅觉较北朝更为灵敏。《南齐书·芮芮虏传》记录柔然的部分职官（如“国相”），且明确地记载其职能。以希利垔（“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邢基祇罗为代表。希利垔精通星象巫术，而星象天文之学在古代亦属重要政事，如汉代张苍即以此定历法；邢基祇罗则代表可汗向宋进表，意味着他是柔然政府的最高外交代表。北朝史待柔然国则较倨傲，柔然国主曾依附孝明帝元诩，因而对其政治结构的记录，不若南朝史细致。但纵然有上述优点，今人治史，仍以《魏书》为代表的北朝史，作为记述柔然汗国历史的主要材料。《魏书》称“柔然”和“蠕蠕”，其中“柔然”是车鹿会率领部众的自称，直到孝文帝厌恶柔然人屡次同北魏作对，且族内社会生活粗放原始，方称其为“蠕蠕”。也就是说，柔然国进入南朝的视野时，至少已是一个能派遣使团的成熟国家，而北朝则见证了其由奴隶和部众转化为国家的历程。后世各朝史书依据正统观的影响，自觉地选择沿袭，各自继承了“芮芮”或“蠕蠕”的叫法。这两种叫法不过转音之别，然追溯之历史却长短不一。文本的内证，在此已成为最重要的表征之一。

就历史背景而言，北朝史相较南朝史亦更可信。柔然始祖木骨闾为鲜卑拓跋氏之骑卒，甚至名字都是拓跋氏所赐。北魏为拓跋氏建立之政权，对柔然史所知理应较南朝而更深广。不仅如此，柔然建国后，与北魏长期为邻，多有战争。5世纪始移民“投化”北魏之人，亦不胜枚举。因此，北魏史臣对柔然的了解，应当是相当深入的。就此而言，史料的求“准”，未必同求“早”一致。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还是要以求“准”为核心。

求“准”意味着简明扼要，与广占史料、大加比对的“求真”之风势必有所牴牾。那么如何在简省力气、专注外交分析的同时，又尽可能地实现求“准”的目的呢？这就涉及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第二条原则，求“专”。现代学术多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的胶卷、光碟存储至21世纪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搜索文献的效率可谓越来越高，甚至可以说，今日学术进展的一大基石，是建立在以传统史料学、现代图书馆档案学和信息管理学为基础的知识分类体系之上的。古代知识相较现代，其精密程度远不能及。至于交叉学科所亟需的史料，又散落各处，没有成型的知识框架。因此，求“专”既是理论研究的门槛，亦是刚需。那么，如何契合这一方面的需求呢？如果我们将视野从“求早”“求真”中移开，投向专门整理的古代知识体系，就能很快地确定古代史料的第二个来源，即通典和类书。在此仍以柔然国为例。就正史的角度而言，《魏书》《北史》《宋书》《梁书》《晋书》和《南史》都记录了柔然国的国史，但各依立场，史实记载取舍不一。北朝史对柔然的起源和来龙去脉记载得较详细，南朝史则收录了唯一一篇柔然汗国的对外文书。然而，还有一些与之相关的记载，散见于其他的纪传体之间。一一搜寻，工作量实在太大。然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已有较为详尽的总结。《通典》的“蠕蠕”条，主要收录《魏书》和《北史》的内容，囊括柔然早期的兴起，即隶属拓跋部至社崘举部迁徙漠北的柔然部时期；大檀称汗的建国时期，北魏神二年（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柔然与北魏的战事，一直到郁久闾丑奴因宠信巫女地万，杀死其子祖惠而招引外敌败亡。不仅如此，其中还收录了袁翻向元诩所进表文，主张北魏应削弱柔然国势，同时支持阿那瓌与婆罗门二主并立。原表收录于《魏书·袁翻传》，《通典》将其辑录于一处，一目了然。

《通典》有许多长处，但也有短处。一个短处是，杜佑只收录了北朝史书，而没有收录南朝史书，不仅如此，对柔然国史的记录也有较大的删录。幸而这一缺点为北宋时成书的《册府元龟》弥补了。王钦若等奉敕编修的《册府元龟》成书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为北宋“四大类书”之一。《外臣部》的“种族”“土风”“和亲”和“备御”四节专门收录了柔然国的内容，而涉及柔然的散见史料，如朝贡、通好等，也分门别类地收入于《外臣部》的“朝贡”“助国征讨”“褒异”“降附”“通好”“征讨”“交侵”“鞮译”“悖慢”等类下。《册府元龟》在北宋“四大类书”中规模最大，篇幅最多。“种族”与“和亲”取自北朝史，“土风”取自两朝史的《梁书》，其余散见史料，均取于《魏书》《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和《南史》等，体例已非常完备。换言之，掌握了这些，对历史上的柔然国及其对外关系，就能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且，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极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中国古代外交的历史实践。求“专”无疑成为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准则之一。

求“准”，求“专”，再加上原有的求“透”，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基本原则。在这之上，才能建构起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体系。